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韩德培于二次大战结束后自美国归来。 在离开哈佛大学前，他对朋友说：「当年陈独秀先生首先提出 打破北洋军阀专制主义的『特权人治』，主张『尊重民权、法 治、平等精神』；李大钊也曾提出『国之存也，存于法。…… 国而一日离于法，则丧厥权威』。」于是他得出结论：「我寄 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法制强国希望在他们。」

   　　国共内战期间，武汉大学进步学生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韩 德培作为教授会的代表走进汉口警备司令部，引用当时国民政 府的法典为被捕学生辩护，胜了武大法律系毕业的特讯庭长。 之后他暗地对获释的学生说：「到解放区去吧！」

   　　可是，全国都成了解放区之后，统治党的对法治毫无兴趣 的毛泽东，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再以「建设法制强国」为 已任了。韩教授鼓吹法治，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扣上「利用法律 武器和党对抗」的罪名，成了武汉大学四百八十多名右派份子 中的一员。

   　　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时与会的十二名 代表之一，以后脱离政治，研究哲学，因此他在学校也是有职 无权的角色。他在反右前对因受制于党委书记而萌生去意的韩 德培说：「我在这里当校长，你怕甚么呢？」李达为武大留住 了一名人才，却未能予以保护，以至他在文革中被整死。弥留 之际还后悔自己挽留了韩氏，说：「我不放他走……是我害了 他。」其实韩教授即使离开了武大去北大（他已得到北京大学 的聘书），也未必就能逃过这一劫。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 隆基虽说自己是留学十年的知识份子，也因「反右不力」而被 降职，调到兰州大学去，但他也在北大抓了数百名右派。即使 江氏不抓韩德培，其后的陆平大概也不会放过他。一言以蔽之， 当时主张法律治国的专家们躲过右派帽子的实在没有几个。

   　　武汉大学法律系因为成了「右派窝」，也终于被撤销了。 教授们被送到关押犯人的湖北沙洋劳改农场，教宪法的喂猪， 教民法的剃头，教列法的烧法，教法理的放牛。党的创始人李 大钊地下有知，一定会痛斥毛泽东「背叛本党宗旨」。

   　　牵涉到另一批专家的是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

   　　一九四五年春，抗战即将结束，国民党政府的社会部召集 了一批国内对人口问题有研究的专家，在陪都重庆开了个为期 两周的人口政策讨论会。会议的总结性结论是：中日战争结束， 社会秩序恢复，政府得以从事经齐建设时，中央政策应立即采 取一个节制生育与减弱人口繁殖的政策，以避免造成国家建设 的莫大障碍。（注１２：李树青，《明报》月刊一九八一年第 一期第二至三页。）国民党政府自有其种种不是，但就这一件 事而言，我们可以知道国府内自有明白治国之道的人。他们能 尊重、采纳专家学者的意见，亦可称为有识之士。战后由于中 共已有实力占据一方，正伺机南下，夺取全国政权，而蒋介石 却以为可以用武力吃掉中共，引发三年内战，那个拟议中的人 口政策未能推行。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于一九五四年底也召开了人口 座谈会，再行谈论人口问题。北大校长马寅初及十年前重庆会 议的参加者、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等参加了讨论。几位专家的 意见都是必须从速控制人口。为此马寅初写了篇《新人口论》 （主要观点是「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我国人口增殖太 快」），吴景超写了篇《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一九五六年刊 登于《人民日报》。翌年吴氏又写了篇《展开人口问题的研究》 。

   　　其实，到了一九五七年，中国人口已达六亿五千万，约占 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问题已十分严重，早已不应停留在研究 上，而已经到了必须立即行动、著手控制的时候了。中国农业 科学院研究员陆钦范忧心如焚，写了本《人口问题抛砖集》， 自己掏钱印了一万份，送给全国人大，希望来自全国的代表认 真将人口问题作为议题。他的文章并有政击中共，他只是为农 村中由于人口过剩，人力比畜力还廉价，以至于「人代牲口拉 犁，可悲地压低劳动生产率」的现状担忧。他怕因人口爆炸、 生存空间不足而引致「比匈牙利事件更大的骚乱」，但共产党 却说他「伪造『人口问题紧张』的空气……企图掀起『匈牙利 事件』……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注１３：一九五 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给了他一顶右派帽子。

   　　毛泽东虽然说过政府要有「计划生育部」，但从没有认真 把这当作一回事。当时，占据他头脑中心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早晚要打起来，因此人多不吃亏的思想便左右了他。一九五八 年谈到战争时，毛曾经这样说：「原子弹（战争）现在没有经 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亿 人口剩九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 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注１４：一九五 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对这样一个居然希望用二十亿人的生命去换取所谓的「资 本主义全部消灭」的人，人们如何能指望他控制人口的过速增 长？

   　　此外，毛泽东从农村来，靠小米加步枪取得天下，对西方 近代的发展不了解，也鄙于去了解。他看不出当时世界已经显 示科技发展将剧烈改变社会结构的迹象，思想仍然停留在斧头、 镰刀的时代，又一贯鄙薄脑力劳动者，自然就为「人多好办事」 的思想所左右。他不把控制人口当作一回事，这一点从一九四 九年他批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时所写的文字可看出来：「中国 人口广大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辩法， 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者流所谓 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早已 从理论上驳斥得乾乾净净，而且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 的事实所完全驳斥。」（注１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 四○○至一四○一页。）

   　　革命和执政是大不相同的。毛以革命家的气概说出上述豪 言壮语，却无意以执政者的身份研究人口与生产的关系。他坚 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甚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而竭力主张节制人口、渲染人口膨胀的危险，无疑是不相信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怀疑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所以，在他看来这 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吴景超在反右初期未曾料到自己也会被共产党视作敌人， 便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的全国人大会上发言，批判已被揪 出的右派葛佩琦等人：「如果有人想推翻共产党，工农群众就 会拿起铁锤、会起锄头来与他拼命。」他以为自己与共产党同 一条心，但共产党却不认为他是自己人，很快就将斗争目标转 到了他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