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一九三六年曾逮捕了七位抨击当局不抗日的民 主救国知名人士，后经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为首的各方人士的 抗议，国际上爱因斯坦、杜威等学者的吁请，蒋介石终于在 「七七事变」后放了人。身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是清华大学学生中的一员闯将，曾 先后两次被当局逮捕。他一九二五年赴美，得威斯康辛大学政 治学博士学位后，于一九三○年归来。他由美国回国后一直是 共产党的战友。

   　　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声明「苏 联保证尊重满州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 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注７：复旦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七年第六期第一○九页。）王造时愤而 起草了一封信给「斯大林先生」，签名的有另外几位「君子」 及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刘清扬等。信中声明，该条约 「显然妨害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 憾」，并要求斯大林说明，「（一）尊重所谓『满州国』是否 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 否与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 国之一部份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 （注８：同注７。）

   　　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员，这样王造时当然 就得罪了中共。

   　　「新中国」成立后，在世的其他四位「君子」都获得优待， 唯独他坐冷板凳，所以鸣放时他的话就比较多：「今天的官僚 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著；不是刚刚萌芽，而 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来说，越往下层，越是专横， 违法乱纪的事情也越多。……今天我们可以摸出这么一个鸣放 情况的规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鸣放……越到乡村，越不 敢鸣放；也就是说，哪里最沉寂没有声音，哪里的官僚主义就 可能最弥漫。」（注９：见一九五七年七月出版《提高警惕， 粉碎右派阴谋》一书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页。）

   　　王造时主张发动城乡人民一起鸣放，显然是唯恐天下不乱， 所以共产党将他定成了大右派份子。围剿右派时，当局将他的 老底也揭了出来：一是抗战时「与蒋经国勾结在一起」在江西 办《前方日报》，二是他写的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一封公 开信」，是呈蒋介石转发报纸的。这样，他便成了「历史反动」 的敌人。

   　　王同时还有一条「现行」的罪名：企图恢复「救国会」。 「救国会」成立于民族存亡之秋，建国以后倒也不一定要继续 存在，它解散时毛泽东正在苏联。一九五○年二月毛回到北京， 表示：「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注１０：《人 物》一九八三年第六期。）大约是在毛表态之后，王到北京， 周恩来将他请到中南海长谈，告以救国会可恢复。王对此建议 动过心，但由于其他几位「君子」如沈钧儒、史良等已坐上共 产党设置的高位，对此不表兴趣，王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反 右中王为此披批判，毛、周不能不知道，但禁立新党是中共的 既定方针，现存的尾巴党可以分一杯羹，有独立政见的则断不 能容其存在。毛、周当初主张恢复救国会是为了在民主橱窗中 添一只花瓶，而今王造时流露出与共产党不同的政见，当然不 能再让他搞。两人都装聋作哑，任由上海的党组织对王施以迫 害。

   　　其实王造时对于共产党将自己打倒在地的根本原因看得很 清楚。当了右派之后，他曾对友人说过：「我们的致命伤就是 民主自由和法制的思想。」只要读一段他当时在上海市政协会 议上的鸣放发言就知道，他说得一点不差：「这次鸣放揭灵了 许多矛盾……为了我们这个运动不流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为了这次鸣放和整风的成果可以联系起来，巩固下去，我认为 我们心目中应该有这么一个制定，形成为公共遵守的行动规范， 并且靠法定的机关来具体执行。因此，我们今天要扩大民主， 就必须健全法治。」（注１１：《民主与法制》一九八一年第 八期第十五页。）

   　　而当年同为「君子」的史良，思想就截然不同了。她在一 届四次人大会议（一九五七年六至七月）上发言抨击右派道： 「右派份子说我们是『无法无天』，是『重人治而轻法治』， 说我国法治不及『美国法治认真』。原来他们所要的法治同我 们所要的法治不一样，他们要的是美国式的法治。」史良被中 共封为「民主人士」的代表，自然也是代表中共发言，由此可 知王造时是注定要被共产党打入地狱了。

   　　文革后不久，王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意图颠覆政府」 的罪名被捕下狱，而这个集团一共只有两个人。当年他在国民 党的监狱中呆了八个多月，还翻译了一本名著《国家的理论和 实际》，可是在新中国的监狱里他却没有那么幸运。当年亲去 苏州监狱看望七君子的宋庆龄还健在，而且与狱中的王造时同 处一市（上海），可是她默不作声，再也没有当年对审判七君 子的法院院长说「今日特地自请入狱」的气概了。如今共产党 封锁新闻，中国人都不知道有一位当年的「君子」又入了狱。 在牢狱中，人们不知道他就是当年的「王君子」、「王教授」、 「王律师」，他只有一个狱号「一四一六」。

   　　王是「未决犯」，家属不得探监。受此折磨，几年后他的 精神已不正常，监狱当局任他便溺满身，不医不疗；直到一九 七一年八月初，眼看他不行了，才将他送往医院。他入院时没 有姓名，只有囚号，外加双手铐著一副手铐。医生被告知「不 许多问，只管抢救」。第二天周恩来闻讯，通知尽力抢救，可 是已经来不及了。王不断地喊「毛主席救救我」，「毛主席万 岁」，可是毛主席听不见，不会去救他。他终于断了气。 （注１２：同注１１，第十六页。）

   　　王造时是罗隆基的清华同班同学，也是留美学生的先辈。 这里不妨再举几位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专家的遭遇。

   　　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病虫药械制造厂，制成中国第一架商用 喷雾器及第一批商品农药的昆虫学家吴福桢，戴上右派帽子后 被下放到宁夏。

   　　三年就拿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位的化学博士余宝笙， 曾获科学家荣誉学会授予金钥匙一把。芦沟桥事变爆发，她立 即回到烽火连天的祖国。这样的爱国者也落了网。（注１３：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由美归国后任协和医院高级护校校长，并出任医院护理部 第一任华人领导人的聂毓禅，一九四六年当选为中国护士学会 理事长。解放后，她任解放军总医院的挂名副院长，鸣放时只 就护理工作对医院领导提了些意见，就被医院的实权派揪了出 来，连同「美帝在旧协和的代理人」的老账一起算，戴上帽子 送到安徽一家医院劳动改造去了。（注１４：一九八六年八月 三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