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真正一言不发而当上右派的。整风时，一贯紧跟苏 联老大哥，将南斯拉夫总统、南共领导人铁托骂为「帝国主义 的走狗」的中共突然一反常态，令其机关报《人民日报》用两 版的篇幅刊登了铁托的一份演讲文稿。由于南共的党纲被中共 批判为修正主义，所以关心政治的人就仔细阅读这份难得见到 的原文。有人在铁托文章中某些他认为重要的落用笔画上了杠 杠道道，竟因此而闯了祸。尽管此人再三声明他并不赞成文章 的观点，也不赞成南共的纲领，但申辩最终归于无效，被按上 「赞美修正主义者，丑化我国社会主义」的罪名，戴上帽子送 去劳改。

   　　一位才二十岁的小学女教师，自己亦未鸣放，只是当著其 他教职员工的面，念了一段报上刊登的一位民主人士向共产党 提意见的文章。后来，那位民主人士成了知名的「大右派」， 她也就成了小右派。她被送往农场劳改几年之后，有幸返回学 校，但仍无资格教书，只能扫地洗厕所，默默渡过二十年，等 到平反时已是四十岁的人了。

   　　一位即将大学毕业的文科学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艾青 诗的研究》，尚未发表，艾青就被打成右派点名批判，于是这 位赞美艾青诗歌的学生也就倒了霉。他被下放劳动整整二十年， 直到艾青平反之后才获得平反。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刚入学的新生杨万才，买了一本上海 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许杰教授的文集，写信去请教一个问题， 许回了信。因为许是位名教授，此事一度在同学间传为美谈。 但没过几天，许被「揪出来」了，而且是个「大右派」，从未 与许教授见过一面的杨万才也就成为「右派份子的喽罗」，被 扣上一顶右派帽子，流放到新疆伊犁劳改去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杨万才的父亲是一个 黄包车夫出身的汽车司机，真正的无产阶级。他见自己才进大 学之门的儿子被「充军」到新疆，绝望地糟蹋自己，慢性自杀 死去。杨母也服毒自杀了。二十九年后，杨、许一人渡尽劫波， 居然还都活著。杨又给那未曾见过面的老教授写了一封信，告 诉他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劳动、折磨、牛马不如的待 遇，几次险遭不测；挖地、放羊、采石、赶车……但我坚强地 要活下去，心底深处，盼望有朝一日，能雪耻清冤……」 （注８：上海《收获》文学双月刊一九九○　一月号，许杰 《且说说我自己》。）

   　　大革命时代投笔从戎的巾帼英雄胡兰畦，一九二九年被蒋 介石电令江西省长驱逐出境。她前往欧洲，在德国加入共产党， 一度在柏林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而遭逮捕，经宋庆龄、鲁迅 向德国驻上海领事抗议而获释。随后她长期在香港从事统战工 作，是中共一大功臣。鸣放时她并未开口，仅仅去老朋友章伯 钧家看望了他，而章是头号右派，所以她也就成了右派。（章 伯钧的女儿则因为不满中共对章的处置而被定为「为反动父亲 翻案」，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新中国」成立后自香港回国参军的诗人公刘，是解放军 总治部文化部的专业人员。肃反时他被关押，在绝望中曾把腰 带勒在自己子上企图自杀，幸被奉命看守他的作家黄宗江救下。 一九五七年他并没有参加鸣放，可是一年前发表过两首《怀古》 诗，其中咏南宋诗人陆游的诗中有「昏庸当道，戕尽了男儿志 气」的句子，现在被拿出来批判，说他用「这一类恶毒字眼来 发泄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他被一封电报从西北戈壁滩 召回北京时，一顶右派帽子已经为他制好，他便被送到山西省 一个水库工地同别的劳改犯人一起服苦役去了。

   　　有时候，一个人嘴虽闭著，别人还是能揣摸出他的政治态 度来，于是北京大学就抓出了一些「点头右派」、「摇头右派」 。谁站在大字报栏前，读后来成了右派的人写的文章，点过头 而被人注意到了，反右时揭发出来，就成了「点头右派」。谁 看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时摇了头，那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是为 「摇头右派」。

   　　北京地质学院学生臧孝安，平素话就不多，鸣放期间更是 沉默。沉默就可能有问题，党支部强令他交出日记本，然后从 日记中找出几句话，据此将他定为右派。尝到了这个甜头，党 支部便下令所有有嫌疑的人交出日记，一一定为右派。

   　　查日记是个每试皆灵的法子。有的人信教，在日记中写了 对基督教的认识，查出来就是右派。

   　　作家王蒙的那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虽已够得上 「反党」，但由于毛泽东鼓励鸣放时表过态，说是没有政治错 误，便不好凭此小说将王蒙定为右派。因王蒙被迫交出了日记， 当局便另从日记里寻找罪证。王的日记中有「英国有海德公园 式的民主，中国连这个也没有」一类的话，当然也就够个右派 的格了。

   　　搜查信件也是个好办法。上海《文汇报》社长徐铸成的办 公桌就被撬开，信件被收去「搜索」了一番。（一九五七年） 九月三日的《光明日报》其至将搜查所得的罗隆基等人的信件 冠以《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批密信》的题目发表，作为其「罪 恶活动」的证据公诸天下。自然，这技术倒不算新，早在两年 前就对「胡风份子们」用过了。

   　　由政府派往苏联留学的人应当是受党信任的，可是留苏攻 读数学的曾肯成听说《人民日报》点名批判许良英「是党的徒 叛」后，给国内的朋友写信说他对许会成为右派想不通。结果 信里的话被党知道了，将他召回国，连批判会都不必开，就给 他扣上了一顶「右派」帽子。（注９：许良英一九九三年三月 给本书作者的信。）

   　　不管怎么说，上述这些人没有言也有行。譬如胡兰畦因为 探望章伯钧而获罪，公刘因为一句诗而被押去劳改。有人因为 私信中一句话、日记中一个感叹而戴上帽子，这多少还算有点 谱，但有的人当上右派却是连半点谱也沾不上的。

    　一九五四年重庆大学地质系二十岁的毕业生黄治中，主动 要求到柴达木去开发戈壁滩，被分配到青海石油管理局下属的 地质研究所工作。鸣放、反右时，他正在北京石油学院进修。 待他结业回到戈壁滩已是五八年二月，其时反右已经结束，可 是石油管理局没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标」，便把任务往下分摊。 黄所在的地质研究所也分到待抓右派份子指标一个，所领导正 为此犯愁，黄回来了，于是把他叫去说：「你被划为右派了！」 黄申辩道：「我一张大字报没写，一句话没说呀！」没有用处， 党委已经替他准备好了结论：典型不说话的右派，从骨子里反 党。

   　　黄治中的女朋友，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龚德尊，因为不肯 揭发黄的「罪行」，自然也是「骨子里反党」，也成了右派。 黄被押送青海劳改农场，龚则被开除，遣送回原籍。当初她毕 业时，学院要留她任教，她却一再要求到大西北去作个建设者， 最后终于如愿。如今竟带著未来得及用上的嫁妆离开荒凉的戈 壁滩，回到四川农村当上一名「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 革命、坏份子、右派）了。青海石油管理局的党委同志个个十 分高兴，因为他们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了上级规定的抓右 派的指标。（注１０：萧复兴《柴达木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