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总书记邓小平 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布了毛泽 东在七月间作的指示：「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 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１： 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即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 青岛同各省、市党委书记谈话的一些要点」。）这就为「反右 运动」定下了甚调。一百万右派被斗得死去活来，无数人家破 人亡，缘由皆出于此。     　　由于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右派人数是「五十五万多」， （注２：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八三九页。）实有必要 在此论证，为何这是个被缩小了的数字。

    　　也许是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也许是图方便省事， 中共一向爱搞数字计划，按照它的术语，叫做「指标」。肃反 时因为向各省市下达计划捕人的指标，造成了无数的冤狱，许 多人在整风中对此作了尖锐的批评。现在，「攻击肃反运动」 的人全成了右派，当局对于按「指标」办事的做法非但不改， 而且变本加厉地推行起来。

   　　肃反时往各地下达的是捕人的总数，而反右中为了强调打 击的是「一小撮人」，便换了新花招：给各部门下达该抓的右 派占总人数中的百分比，再由那个部门、地区将自己的人头数 乘以那个百分比，从而得到自己该抓的右派数目，作为官定的 「指标」。各级党组织都按「指标」办事，上级考核下级亦按 「指标」完成与否为基准。这样，中共中央就省了很多事，不 必「不患寡而患不均」。

    　　完不成指标，便是没完成党的任务，那是不行的。刚好百 分之五，那是勉强完成，还是「不积极」，「反右不力」。例 如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抓了百分之六点五，却还是「反右 不力」，下了台。直到陆平去主事，抓到百分之十才住手。

    　　所以各级党组织的干部们为了向党献忠心，求取立新功， 往往超额完成任务。譬如中国人民大学六千多学生，第一批就 抓了四百多名右派，超出北京的父母官（市长）彭真定的百分 之五的指标一大截。人民大学的著名「右派」林希翎第一次漏 了网，只因她提出「反右运动扩大化了」的意见，被认为是 「继续放毒」、「坚持反动立场」、「攻击反右运动」，入了 第二批名单。当时，校长吴玉章并不赞成将林划为右派。吴本 为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虽然三十年代就到了延安，被毛泽 东和中共领导人尊为革命元勋，但他在人民大学亦属有职无权， 学校完全控制在党委手中，因此他对林希翎也爱莫能助，无从 搭救。他对林的右派帽子故意「视而不见」。学校开学典礼， 别人为他准备的报告稿中点了十几名右派的名。他在念稿子时 跳过林的名字不念，算是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各地的干部都愿多抓几个，谁也不愿用一个「百分之五」 框住自己。例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这样说过：「复旦 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右派只占百分之八点五。」（注３：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委一大二次 会议上的报告。）要是再加上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补充的 右派，必定超出了百分之十。吉林省的各高等院校，一九五七 年七月初讲师以上的教员已有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五被定为右 派。（注４：数字源自吉林省委关于高校反右斗争的报告，中 共中央七月七日转发。见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 民出版社）第六十页。）至反右结束时应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北京地质学院五千多学生，百分之九是右派；一千馀名教 师、教授，右派占了百分之十二。（注５：该校右派学生吴宏 达平反后访问母校时得到的数字。吴告诉了本书作者。） 　

   　　甘肃兰州大学右派总数不详，仅知物理系二年级（一九五 六年入学）一百五十名学生中，近四分之一是右派；其中一个 班三十人，八名是右派。

    　　鸣放期间兰大赴京请愿代表团的十二名成员，除了一名因 「揭发」他人而「将功赎罪」未定为右派外，全戴上了帽子。 这些人都是各系学生中的优秀份子，如物理系学生苗庆久是该 系青年团的总支（部）副书记，深受同学信赖才当代表的，结 果被送下乡劳动改造，以后又因「反革命」罪入狱，坐了二十 年牢。

    　　不仅学生代表入网，连同情学生、受兰大党委委托陪同代 表团一起赴京的副校长陈时伟教授也被「揪出来」了。陈不久 被送去劳改，饿死在武威黄羊河农场。（注６：兰州大学的情 况源于物理系右派学生何之明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其馀各大学的右派人数均在数百名上下。譬如武汉大学抓 了四百八十多名，其中中文系三年级有个班，因学生中的「右 派头子」吴开斌在该班的缘故，三十三人中有二十九人成了右 派。（注７：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上海交 通大学抓了三百多名。福建师范大学有三千多学生，一下子抓 出四百多名右派，而在最初的批斗风暴中，有十多人不堪凌辱， 以死抗争，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后人也许会奇怪，哪里会有那么多学生出来攻击共产党？ 或者会纳闷，即使以言定罪，也必要先有了「言论」才行。果 真有那么多学生出来攻击共产党？或者会纳闷，即使以言定罪， 也必要先有了「言论」才行。果真有那么多学生参加了「右派 大合唱」吗？为说明这一点，不妨举个例子：清华大学有个学 生，父亲是国务院某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所以算是出身于清 白家庭，与共产党无冤无仇。他本人积极拥护党，还是个学生 干部。反右时他听党的话，积极写大家报批判右派学生。不幸 他的大字报里有「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你的看法是对的，但是… …」这样的话，就证明他与被批判的右派学生有相同的思想， 结果他也遭了劫。（注８：源于当事者的同学与本书作者的谈 话。）

   　　清华大学还有个学生张德寰，因为给过几位有困难的同学 几件旧衣服及几十斤粮票，而那些同学因「右派言论」成为右 派，他也就被牵连，戴上帽子，被判处三年徒刑。（注９： 《新观察》一九八八年第十八期，《一位工程师的命运》。）

   　　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讲师黄继忠是一个班的班主任，曾带 领二十八名学生到清华大学介绍北大的鸣放（但由于清华党委 事先组织了学生在会场上起哄、嘘叫，会开了个头就散了。） 北京市市长彭真下令：「黄继忠是北京高校第一个带学生出校 门的，应该严惩。」于是黄成为「极右份子」，他班上二十四 名学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鸣放时，该班一位学生时荣章曾打 电话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泽东汇报北大的运动。获准后，以 他为首的十个同学，外加黄继忠老师，于五月二十七（八？） 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虽未能见到毛本人，却向称为 毛的「办公室主任」的人物鸣放了一通。过了十天，毛下令在 全国范围内反右，这十一名荣幸进入中南海重地的小人物一个 也没逃脱。黄继忠和时荣章一对师生成了河北清河劳改农场的 难友。（注１０：源于当事者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北大校长兼党委书 记陆平就被毛泽东抛出来，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的祭品。历尽磨难之后，他竟然活了下来。文革后他对前国家 主席刘少奇被整死一事发表了一通感慨，说「社会主义没有法 制不行啊！」说完眼泪夺眶而出。（注１１：《历史在这里沉 思》第二卷第三十五页。）这个看法固然很对，但他对于把几 百名北大学生送去劳改一事，似乎并没有足够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