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物理系的学生似乎格外活跃，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 校的右派学生，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由于一九五二年中共学 习苏联，理、工科分校，清华的文科、理科并到北大，当时又 还没有与清华、北大鼎足而立的中国科技大学（该校于一九五 八年成立），因此北大集中了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理科学生。 落网之后，很多右派学生被押往农场改造，从此葬送了青春。

   　　与北大隔街相望的清华也是一样，工程物理系的第一届学 生由各系挑选优秀者而来，预定一九五八年毕业，为中国刚起 步的核工程、核科学技术事业输送第一批人才。可是，该届学 生近一半成了右派，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各系。由于该系专业涉 及国防，右派个人固然落入了悲惨世界，国家蒙受的损失更是 无法估量。 　　当时，毛泽东说「全国大专学校一千五百多所」（注１２：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各省市委书记会上的一次讲话。） 可能包括了中专，真正的大学、学院大约四、五百所。每所大 学的右派人数均在三四百以上。所以高教系统的右派大约十五 至二十万。全国一百七十个大、中、小城市，中、小学教员右 派约为五万。新闻、文艺界的右派比例高，一般在百分之十五 以上。粗略估计，全国应有五万新闻、文艺界人士落网。工程 技术界、银行、金融界亦应有五至十万。如中型城市鞍山是一 座工业城，知识份子较多，右派数字为二千零七十。（注１３： 见《鞍山市志》。）「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注１４：一九 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估计 亦有五万以上戴了「帽子」。商业服务行业知识份子虽然不多， 但有大批「旧社会」过来的留用人员，右派总数亦应有五万。 除此之外，全国党政军干部的右派总数估计为五万，不会更少。 这样相加，右派在四十至五十万之间，中共公布的数字「五十 五万多」似乎不差。何以会有「一百零二万」（见刘宾雁为本 书撰写的序言）这个数字呢？因为全国二千零二十三个县尚未 考虑进去。

   　　各县右派人数差异较大，端视其所在省的省委书记抓右派 的积极性而定。如河南南阳县，八十万人口，右派数达一千一 百六十四名。又湖北，七十万人的襄阳县，八百五十二名； （注１５：一九九○年版《南阳县志》第三十九页及一九八九 年版《襄阳县志》第二十二页。）七十七万人的随县，七百四 十一名。（注１６：见《随县志》。）安徽省比例更高，二十 八万人的全淑县，四百四十五名：（注１７：一九八八年版《 全椒县志》第二十一页。）十七万人的休宁县，三百三十九名。 （注１８：一九九○年版《休宁县志》。）江西省比例相对较 低，二十四万人的万载县仅五十人，三十六万人的高安县仅一 百一十名。（注１９：参见八十年代出版之各县县志。）不过 江西文化落后，知识份子少也是原因之一。

   　　黑龙江省嘉荫县是个隔黑龙江与苏联相望的偏远小县，全 县仅六千馀人，没有一辆汽车，可见知识份子屈指可数，但右 派仍有十五人。按人口比例计，比安微还高。可见反右运动无 远弗届，「天高皇帝远」一说不成立。全国两千馀县，仅内蒙 古巴林右旗（人口六点七万）是个例外，蒙古族的中共旗委第 一书记哈斯巴根坚持不改整风初衷，违法乱纪的干部处分了四 十七名，右派却没抓一个。其邻居巴林左旗则积极反右，抓了 二十五名右派，三十五名「中右份子」。（注２０：一九九○ 年版《巴林右旗志》、《巴林左旗志》。）

   　　今随机抽样，取二十二个省市中的一百个县，统计结果如 下：总人口三千三百一十万，右派总数为一万九千四百一十一 名。（注２１：一百个县为：黑龙江省集贤、五常、绥棱、海 伦、肇东、肇源、阿城、青冈、绥化、望奎、嘉荫；河南省南 阳、安阳市郊区、淮滨、西峡、陕县；湖北省襄阳、随县、松 滋、汉阳、宜都；四川省什邡、崇庆、仁寿、井研、夹江、彭 县、新津、南川、丰都、蒲江县鹤山镇；安徽省宿松、全椒、 祁门、休宁；山东省益都、临淄、陵县、崂山、庆云；湖南古 丈、凤凰、保靖；江西省高安、万载、丰城、万年、广丰、崇 义、乐平；广西省阳朔、扶绥、横县、大新、上林、宾阳；江 苏省高邮、如东、武进、溧水、常熟、江宁、昆山；上海市郊 区青浦、奉贤、崇明、松江、川沙；浙江省萧山、仙居、象山、 淳安、常山、嵊县、临海；山西省河津、永济、沁水、五台、 河曲；陕西省渭南、户县、安康；辽宁省海城、锦西、长海、 台安；广东省和平；宁夏省盐池；吉林省集安；云南省弥勒、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镇雄；贵州省惠水、黎平、兴义；青 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内蒙古托克托县、巴林左旗、巴林右旗。） 当时全国总人口六亿五千馀万，两千个县的农村人口约为五亿。 粗略推算下来，全国县以下农村的右派总数约为三十万。这样， 加上城市的右派，全国右派总数当在七十至八十万之间。这是 下限，决不会更少。

   　　另一方面，前述各县的统计数字虽然是在八十年代中共比 较实事求是的时期披露的，其中并不包括当作右派斗争、处理， 但实际没有正式列入右派名册的人。这样，即使官方无意做假， 其统计数字也要比实际右派人数为少。

   　　譬如，安徽省蚌埠市的《蚌埠报》，文艺组的编辑记者全 成了右派，自然包括组长张锲。但是，拉粪车、扛麻包，劳动 改造了十五年之后，军管会的军代表突然发现张锲的档案里并 无上级核准他为右派的批覆件，自然不能算右派，或者只能算 「不算右派」的右派了。（注２２：《新华文摘》一九八一年 第八期第一三四页。）

    　又如，有所学校，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是五个，但该校党 支部书记年方二十馀岁，老实规矩，抓出四名后再也找不出第 五个，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只好将自己的名字报上去作为第五 名右派。上级官僚不问缘由，照例批准，将他开除党籍，送往 农场劳改，妻子离婚，儿子亦随之改姓。在农场改造了二十年 之后，右派们均获改正回了城，唯独他一个无人过问。原来上 级右派籍册里并无他的大名，自然不在平反之列。（注２３：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团结报》。）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师李树槐的档案中，也发现当初上级并 未批准定他为右派。他被告知：「你不是右派，我怎么给你改 正？」但他在二十年右派生涯中遭的罪，就再也无人过问了。

   　　北京幼儿师范学校女学生胡慧芝的父亲因「历史反革命」 罪入狱。她给父亲写的信和日记中同情父亲的话被一位学生干 部偷看了，报告上去，就够定为右派了。由于她才十七岁，不 能戴右派帽子，便给了她一个「反右期间有错误言论，不宜当 教师」的结论，发配到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支援边疆」。 二十年后，右派平反了，她父亲也平反回京了，但她却无反可 平，因为她不是右派。她到《新观察》编辑部去请求记者为她 申诉时，痛苦地说：「我真希望自己是个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