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一位一九五三年冒死在法国殖民者军 队的枪口下泅水从越南回到祖国的学生被定为右派，班上的团 支部书记李淦林表示异议，结果也陪绑做了右派份子。

   　　上海同济大学一位学生在肃反中被斗争，停学一年后复学， 鸣放中写了一份大字报，要求公布被斗、被判入狱、劳改及自 杀者的名单，因而成为右派。他的同学严公政认为党已经亏待 过他一次，不应再对他采取粗暴态度，结果也被扣上一顶帽子， 送到黑龙江劳改去了。

   　　东北有个机关刊物，编辑部九名成员有五名被定为右派， 主编作为「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在会议上说：「这几位同 志的错误，但都不是右派，我了解他们。」他刚说完，主持会 议的首长便拍桌子道：「就你这句话，决定了你的命运。你退 场吧！」该主编被撤了职，虽未当右派，却于不久一九五八年 的「拔白旗」运动成了一面「白旗」。（注７：引自《人民文 学》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某单位党委开会，投票决定某干部是否右派。一位党委成 员因病在家，平素认为那干部不错，便让别人代他投了个反对 票。结果党委里他是唯一反对那干部戴右派帽子的。这样，他 也成了右派，但幸获宽大，被定为「不戴帽的右派份子」。不 幸他妻子仍然认为这同戴帽右派并无区别，同他离了婚。

   　　所以，在那种局面下，凡是自己不想当右派的，就非得死 心塌地地跟著中共中央抓右派不可。每次运动都是如此，不想 自己挨斗就得跟著党斗人。譬如《文艺学习》的主编韦君宜曾 竭力替下属黄秋耘辩护，甚至到上级那里痛哭流涕：「要是黄 秋耘要划为右派，恐怕我也该划，我们的思想本来就差不多嘛 ！」但她毕竟不愿被划成右派，所以还是把几个明明不该划的 下级划成了右派份子。

   　　反右不积极是不行的。山东省省长赵健民就因为「对右派 态度不明朗」而被批判，撤了职。（注８：一九八九年版《当 代中国的山东》第一七三页。）

   　　当时有的干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却又不忍见人无端被 斗，只得采取躲避现实的态度。

   　　譬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眼见反右运动愈演愈烈， 他这个书记也无法控制，连省委直属机关也抓出了一大批右派， 《新湖南报》的全部业务骨干几乎一网打尽，他「坐立不安， 进退失据……思之再三，只有退避」。这样，他不得不违心地 以「多日失眠，精神不佳」为由，向中央请求休养。获准后， 他于十月间离开了湖南，躲到青岛读《资治通鉴》去了。 （注９：《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四卷第二九三页。）

   　　像这样的控制不住局面的干部，各省都有一些。广东省乳 源县一位县报编辑，作为右派被送到农场劳动教养，二十年后 又遇到当年的乳源县委第一书记。那位书记对他说：「你们 （被错打为右派）的问题我知道，可是当时我也顶不住。后来 到五九年我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了。」（注１０：该 编辑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连中共干部中的有识之士都不能挺身而出，对抗这个疯狂 的政治迫害运动，右派自然也就愈抓愈多，无人能控制了。

   　　还有一种情况，一些本来赞同「右派观点」的中共干部， 在毛泽东一声反击令下，便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区，部门大抓 右派。譬如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武光，在五月十八日的教授 座谈会上说：「党群（党员与群众）之间不仅有一座墙，而且 这座墙是一座『万里长城』，甚至比万里长城还厚。」要是说 这话的是教授或学生，那决计逃不脱右派帽子，但武光身为党 委书记，没人去抓他，他倒是按著中央的指令在教授和大学生 中抓了一大批右派。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鼓励鸣放时曾说：「全国政权虽 是人民的政权，但政权的行使只落在少数共产党员手里，很容 易脱离群众产生官僚主义，变成特殊阶级，从而脱离人民，最 后被人民唾弃。」这番话与「大右派」葛佩琦在人民大学的鸣 放发言可以说是大同小异，而且陶还说：「纵使有人讲了几句 反动话，写了几条反动标语，这算甚么呢？」按照反右时的标 准，上述言论便足够使他当右派了，但是他却主持全省的反右 斗争。他在八月间的省人大会上理直气壮地说：「不反对右派， 我们还算甚么共产党呢？」

   　　当然，这不过是他在反右风暴中为求自保而不得不做的违 心的行动。所以，当一九六二年初毛泽东的左倾滥调在党内明 显失去市场时，已贵为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本性又露 了出来。「不要动不动就划人家右派份子。」他在一次会议上 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讲谁是右派、反党，那他是混不下 去的呀！坐火车住旅馆都有困难，连儿子都有问题。大家都是 来革命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注１１：一九六二年三 月，陶铸《对繁荣创作的意见》。）

   　　正由于他心存此理，在文革初期升为仅次于周恩来的第四 号人物后，他拚命保护大大小小的干部，以至被扣上「最大的 保皇派」的帽子，自己惨被整死。所以，虽然他有过一段左倾 的历史，人们还是记著他的好处。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就不同了。此人心狠手毒，在延 安整风中就整死了许多人。

   　　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时加入中共的山西人赵梅生， 一九二九年任北平市委负责人兼北大党支部书记。一九三三年 曾率汾阳军校官兵三千馀人徒步到张家口，加入抗日同盟军。 延安整风中，北平地下党组织被诬为内奸，一批人被处死，包 括这位忠心耿耿的知识份子，后来由于民愤太大，毛泽东不得 不将康生降职，让他以一个政治局委员之尊之任山东省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的儿子一九八六年的文章记述： 「解放后，康生一直『不得志』，常住院，据说神经也不太正 常。父亲素来为人宽厚，在『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时候，父亲 常去看望他。那时康生对父亲真是感激涕零。」一九五六年， 毛泽东觉得要必要将他解冻，决定将这位昔日的打手放出来， 康手闻知自己将在中共八大捞到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位子，才结 束「养病」的生涯。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康生一旦喘过气来，又回复成一只 咬人的狗。例如，在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共发动的山东日照暴动 失败后和党失去了联系的牟宜之，借助其姨父、国民党元老丁 惟汾的帮助，赴日留学。三年后归国，靠著丁的关系，担任 《山东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他找到八 路军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因为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中 共劝他暂留在国民党那里做官，以配合八路军在山东的行动。 抗战期间，他曾利用各种关系，先后策动近七千名伪军反正、 来归。反右时他在城建部工作，罪状是没有的。康生说：「就 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 （注１２：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这样，他 就被送到黑龙江劳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