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有位来自新加坡的侨生，戴上了右派帽子、被 开除学籍后，在国内孑然一身，便申请出国回家。可是当局 「研究」了一年之后，竟把他投入铁窗，背铐、脚镣、单人禁 闭、困绑吊打及苦役，没完没了地折磨了他整整二十年。 （注７：见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年七月号，韧锋 《回忆「反右」期间的北京高校》。）

   　　青海省有个撤拉族青年韩秋夫，因一篇文章被省文化局局 长看中，调去《青海湖》文学月刊当编辑。他成了右派后，被 抓到牢中蹲了二十三年。

   　　一九五四年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的陈以强，反右前写了一篇 讽刺某领导干部的短篇小说，虽未发表，却被定为右派。他对 自己戴帽一事想不通，结果问题又转变为「现行反革命份子」， 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注８：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人 民日报》中刘宾雁的文章。）

   　　也许一九五七年的法官认为「十五」比较吉利，很多右派 被判了十五年徒刑。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外，再 以几位清华大学的学生为例：张贴大字报要求中共「还政于民」 的马维琦，十五年；在校园设立「自由论坛」的赵树范，十五 年；另一位刘世广「谋划」成立政党，也是十五年；写《神． 鬼．人》的孙宝琮也是十五年。（注９：同注７。）

   　　十五年是相当长了，但同死刑相比又算从轻发落了。北京 大学学生黄中奇，当上右派后被斗争。他而跳楼自杀，可惜没 死，结果还是要带著伤继续挨斗。他愤怒得扬言要拿刀杀人。 这下正中当局的意，尽管他只是说说而已，还是以「右派杀人 犯」的罪名枪毙了他。二十多年后为他平反时，骨头早不知哪 里去了。（注１０：同注７。）

   　　另一名北大学生，西方语言系一年级的顾文选才十八岁， 当了右派后无处伸冤，竟天真地跑回杭州家里找妈妈。结果他 被抓回北京，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留在劳改农场 「就业」，永不能回到社会。在绝望中，他设法逃到了苏联。 哪知苏联更不把他当人，克格勃像畜生似的将他装进麻袋，弄 到莫斯科审问，然后又送回远东，引渡回国。虽然他最后是在 刑场的枪口下死去的，却总算在祖国得到了一块安息之地。 （注１１：北京大学一位右派讲师与本书作者的谈话。他是顾 文选的老师，且与顾在同一农场劳改。）

   　　右派们既成贱民．也就动辄得咎。有相当多的人在以后数 年中「转变」为「现行反革命份子」（简称「现反」）而被捕 入狱，甚至被枪决。在所谓「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 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中，因为被认为有反对现政权的 行为，右派受到的处置最为严厉。如四川重庆大学十八岁的学 生李天德，被扣上帽子后同其他几名右派学生一起劳改。其中 一位云南省籍的学生建议大家一起去他的土地肥沃、气候温暖 的家乡混口饭吃，不料尚未动身就被说成是「妄图偷越国境」， 一伙人成了「反革命集团」。李被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后 又以「反革命罪」再度判刑。但他一颗赤子之心仍未泯灭。获 自由后，他于一九七五年春，怀揣万言书《献国策》，跑到北 京国务院接待室，要求面见四川老乡邓小平。结果，他当晚就 进了公安局的审讯室。之后，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 改以「反革命罪」入狱二十年。

   　　反右高潮中，《人民日报》发文《新华社连日围剿戴煌》 （八月六日），公布了老共产党员、新华社记者戴煌的「右派 言论」：「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 「除杀人放火外，无恶不作」，这一切「应该由中央负责」； 如中央再不改变，他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员组织「共产党革命委 员会」。

   　　当时，共产党只是将戴煌开除，倒没有抓他去坐牢。可是 他不知好歹，不体会这是党对他的「宽大」，反于一九六二年 写了一份万言书，为自己辩护，要求平反。正好毛泽东向全党 下达不得给右派平反的指令，当局立即宣布他那封信是「进一 步向党进攻的炮弹」，将他逮捕，押送西北的劳改营去了。他 这一去，整整十七年后才回家。

   　　判刑的一般不在牢中白吃饭，多数被送到劳改营去，叫 「劳改犯人」。另一类是「劳动教养」，俗称「劳教份子」。 右派大多数是「劳教」。「劳教份子」和「劳改犯」关在一 处「改造」，只是待遇略有差别，每月有二、三十元生活费， 自己须交伙食费。实质二者均被视为犯人，只是劳改有刑期， 劳教未经审判，没有刑期而已。

   　　甚么样的人劳教」？《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上说的是：「不务正业」、「违反治安管理」、「拒绝劳动 或者破坏纪律」、「不服从工作分配……不断地无理取闹」、 等等。此外就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份子、反社会主 义的反动份子」了。（注１２：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人民 日报》。）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于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发布社论 说：「右派份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 骨的一种恶意攻击。」所以，现在轮到右派份子尝尝无产阶 级专政下「劳动教养」的滋味了。

   　　如青年作家张贤亮成了右派后，在十八年间被「劳动教 养」两次，「劳动管制」一次，外加一次「群众专政」，一 次坐牢。他在「劳教」时的一位难友原是自己单位的领导， 并不是右派。由于他真诚地相信中共「在劳动教育培养」的 说法，在将本单位的右派都送去「劳教」后，他觉得自己也 应当接受教育、改造，于是主动申请去劳动教养。结果，他 与张贤亮等真右派为伍，不久就在繁重的劳动和饥饿的折磨 下死了。（注１３：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现代作家》 一九八五年九月号第五十一页。）

   　　各地将右派送去「劳教」的时间不一，大致上是一九五 八年的头几个月。如四川省重庆市就往长寿县湖渔场送去了 三百九十二名右派，这支队伍的主要成份是教授、学者、工 程师。同时送去的还有一百九十二名「历史反革命」，「他 们被禁锢在渔场的许多岛上，与世隔绝。他们被社会所遗弃 。」（注１４：元工《蓝幽幽的湖啊！》，《现代入家》一 九八五年九月号第五十一页。）

   　　还有一种惩罚，既不是「劳改」，也不是「劳教」，而 叫「下放劳动」，身份是「下放干部」而不是罪人，但实际 境遇与罪人毫无二致。如上海《文汇报》记者江显良，因主 张共产党与各党派「互相竞赛」而被定为「极右份子」。本 来，「极右」者都坐了牢或去了劳改营，但他却被宽大，仅 「下放」上海郊区农村劳动。不过、别的「下放干部」有星 期天，他没有；别人八点钟上班，他得七点就去作准备工作； 别人下班了，他得留下收拾；别人下雨天不用干活，他还得 下地去「改造」。这样年复一年地改造到一九六四年，盼不 到出头之日，他终于跳楼自杀，死时仅三十出头。（注１５： 上海《文汇报》一位记者与本书作者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