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高潮中，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对右派是不是要一 棍子打？……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 就装死。」（注１：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 会议上的讲话。）真死也罢，装死也罢，对这些命如蝼蚁的小 人物，毛泽东是不存怜悯之心的。许多入了「另册」的右派， 在看到同这个政权无理可讲之后，就只有以死抗争了。    　　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上海市当局在郊区某处集中全市各机 关、学校送来的右派份子，然后一批批地押送到外省的劳改农 场去。但是不少人没有活著离开那里，他们在被押走之前选择 了死。

    　　多少人自杀了？自杀者太多，多得无法统计。死者多，死 法也多。有女学生在宿舍用头撞暖气管而死的，有服实验室的 氰化钾而死的，还有吞食火柴头自杀的。

   　　清华大学旁的铁路常有自杀者卧在那里。跳教学楼的不稀 罕，爬上高耸的烟囱纵身往下跳的也有。

   　　北京颐和园后山有一棵歪子老槐树，早上时常有一、两人 被发现吊在那里。浅浅的昆明湖，时常有人往里跳，有的人身 子插在浅浅的湖底淤泥中，双脚还露在水面上。

   　　风景如画的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成了右派的殉难地。

   　　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鸣放期间 正在苏联开会，自然没有反党言论。但他人还在外国，学校就 造出了一个「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 反党集团」，把他定成了右派。丁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 编写教材的工作，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 对国内来势凶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即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 名湖，死了。

    　　云南昆明的资本家、政协委员汤汝光本以为自己听党的话， 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消息传出，他也可能被定 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了河。

   　　丁则良和汤汝光尚未被斗就先一了百了，没有受罪。有的 人则是在被斗得生不如死的情况下，不得不寻短见的。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学生江凤英，是核校第一份大字报 《党委在干甚么？》二十二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 校要「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倒 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倒下后喷水也不灵为止。她 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了楼，成为反右的又一名祭品。（注 ２：林学政《阳谋》，引自《从大陆看大陆》一书。林是福建 师大右派学生。）

   　　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四名同学，因为向系党总支部的领导提 了意见，一并被定为右派份子。因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其中 一位共产党员跳湖自尽了。

   　　既能演、又能导的「天才表演艺术家」（中国早期电影艺 术大师黄佐临语）石挥，不久前导演的电影《鸡毛信》在第九 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得过奖，反右时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事改编 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 算是「诬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管理制片厂的电 影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 察局（批准）」也扯来作为罪证。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之后， 他登上自上海至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吴淞口 外的扬子江，年仅四十二岁。 　　去了台湾的文化名人胡适只有一个孩子胡恩杜留在大陆， 他也是无数不甘受辱的自杀者中的一员。胡是河北唐山铁道学 院的讲师，《人民日报》在发文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 胡恩杜两人「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注 明胡是「胡适的儿子」。（注３：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胡适是仅次于蒋介石的「大坏蛋」，这样一来， 胡恩杜也就没有活路了。尽管他早在共产党刚进城执政时，就 已经公开宣布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线。

   　　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学区右派指标缺一个 时，被补入名单凑了数。他被准许留校，撤职当教员，但不能 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不涉意识形态的数学及做杂工。 工资没有，每月仅得十五元生活费。他养不活妻子、小孩，还 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 布：「右派、特务、反革命份子ｘｘ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 ……」（注４：香港《争鸣》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四十八 页。）

    　　死者听不到斗争会的口号声，但这不等于斗争会就可以免 了。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女技术员黄倩，是上海过去的地头蛇 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写了一份大字报，希 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 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著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 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 的斗争，斗争之馀又打扫厕所，这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 人受不了，上吊自杀了。但第二天，设计院礼堂却挂出了横幅： 「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安排下，大会对死者批判 道：「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 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 ……」（注５：见香港自联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印行《鸣 放回忆》一书，小链《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鸣放记》。）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伦生。」自杀成功，痛苦也就消失。 最可怜的还是「自杀未遂」，继续在人间煎熬的。北京地质学 院一个学生，被斗争后爬上了该校的大烟囱。他已打算一踪了 之，可是禁不住校方在下边好言相劝，竟被说服，又爬了下来， 他一著地，当局的好话便立刻不算数。他被逮捕入狱，从地质 学院消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了。

   　　年轻的《北京日报》女记者张沪，因为自己、丈夫、父亲、 弟弟都成了右派，过够了在苦痛中劳改的日子，一下吞服近百 片安眠药，打算一了百了，但不幸被过早发现送进医院而获救。 出院时，她与丈夫从维熙去向医院院长道谢。也是女人的院长 当著她的面说：「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份子，如果知 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说完便逐客， 好像在告诉张沪：「你本该死的。」张沪这位十二年前才十六 岁时就在上海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右派的父亲、弟弟也都是 老党员）的人被党弃如敝屣，过不了多久就因为「自绝于人民」 被严加惩处。她与原为报社编辑兼作家的丈夫从维熙一同被勒 令签字画押，一同上警车，一同成了囚犯。

   　　张沪是个小人物，对中共没有价值，自杀不遂还得坐牢。 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陈祖沛（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 联执行委员）受的待待遇便客气得多。他因被指为「章乃器的 广东代理人」、「陈祖沛右派集团」的头子，在七斗八斗之后 愤而跳楼，幸亏只跛了一条腿，人还活著。由于他是中共建国 初期自香港挟资归国的，中共著眼于仍在香港、海外的大资本 家，便未再对他穷追狠打，保留了他的「政协委员」的资格， 更没送他去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