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煞。」六百年前，朱元 璋在农民起义军中初露头角时写的两句诗，可以用来说明反右 风暴尘埃落定之后的局面。共产党一鸣，百鸟齐喑，百花齐被 吓煞，一九五七年夏初那热闹的鸣和放在知识份子心头只剩下 了痛和苦。    　　「百家争鸣」呢？没人提了。好像大家都忘了共产党是主 张实行「双百方针」的。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 一所说：「反右派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 式上没有被废除，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百 家争鸣实察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 （注１：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

   　　因为右派又叫「资产阶级右派」，所以凡右派一律不得鸣、 不许放。不仅政治上不许鸣放，学术上也不准。著名的力学家 钱伟长撰写的《应用数学》一书，本已排好了版，现出版社不 仅不肯再印，反而要向他索取拆版费。他费了数年心血写成的 一篇关于弹性力学变分原理的学术论文，也因为他的新身份而 被《力学学报》退了稿。

   　　当年秋天，巴金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第三期即将 付印时，收到了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所在部门的党来信，说那 作者「有问题」，不同意发表其作品。主持编务的靳以立即遵 命，抽掉了那篇文章，此类做法在中国就此成了惯例。

   　　毛泽东此时必定早已忘了他年轻时在学校面对「言志」的 作文试题所写的《咏蛙》诗：「独坐池城如虎踞，绿杨树下养 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到此时此刻，偌 大的中国，的确没有一个虫儿敢作声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北京正是乍暖还寒时节，万名在 反右斗争中过了关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广 场举行了一个「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后，八十多岁的民盟 主席沈钧儒和七十岁的郭沫若率领一支队伍沿著长安街向西走， 队伍里有一个高大的木架，上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 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条文。在他们的背后，八十岁的黄炎培、 李济深等人则另率一支老兵队伍向东走，由年纪较轻的人高举 一个巨大的红布造成的心，上面写著「把心交给党」五个大字。

   　　把心交给党，交给哪个党？这支游行队伍不是属于「中国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吗？

   　　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甚么误会也不会发生。除了共产党 之外，所有的党派已经名存实亡，没有人会把心交给他们，虽 然这个党派的新首领已经表示要「争取三年内使成员中左派和 中左份子达到百分之八十」。

   　　民盟一九四四年通过的《纲领草案》有如下的条款：「国 家应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徒、思想、信仰、言论、 出版、通讯、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纲领「政治」部份 第二条）「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纲领「政治」部份第三条）（注２：转引自日本《民主中国》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号第三十四至三十五页。）如今共产党将民盟的纲领视如厕所手纸，将民盟各级负责人大多打成了右派，如宁夏银川地区四十五个民盟支部负责人中有三十三个成了右派，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抗议。（注３：一九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宁夏》第一一九页。）应当说，这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如今不会忘记自己的党纲，可是为甚么却一个个都成了不敢作声的虫儿？无他，人要吃饭，饭票在共产党手里。一年前毛泽东说的「不举手就不给饭吃」，可不只是说说而已。右派们的悲惨下场明摆在那里，谁还敢不把心交给党？

   　　这些新首领其实是替共产党看管「民主党派」。譬如一九 五八年十二月民盟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新选杨明轩为副主席， 以后沈钧儒去世，他接任了主席。其实杨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入 了共产党，比他在民盟的历史长二十年。他于六七年文革初期 死时是民盟的中央主席，在共产党内却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但 是八○年中共替他举行骨灰安葬仪式时，覆盖在他的骨灰盒上 的却是共产党的党旗。由此可见，要是民盟也有自己的旗帜， 那也不过是一堆烂布。它的主席既然是中共派去的，其存在也 就可有可无了。

   　　又如历史学家吴晗，一九五七年春天入党，但其共产党员 的新身份却未暴露。反右后，他以老民盟的资格成了民盟北京 市的负责人。有他当管家，民盟北京支部自然不会做逾规越矩 的事了。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整死他，那是共产党内的事，与 民盟毫无关系。

   　　有那么些秘密的中共党员替共产党照看各小党派，按说毛 泽东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不，他仍不放心，他决心扫清所有 可能怀异心的人。于是又有了「反右补课」一说。这又是毛泽 东的指示。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间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 上说的是「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而当时整风已死，唯 馀反右，因此所谓「补课」，只是中共各级当权派审查、计算 其所辖的部门是否完成了该抓的右派指标数，少一个也要补上。 各级党委为免「反右不力」，自己遭清算，便纷纷抓无辜凑数， 把一九五七年没有说甚么话，却又多少流露了几分不满，当时 没有划成右派的人，作为漏纲份子补进新的右派名单中。

   　　没有可靠的数据告诉我们有多少人被补进右派行列，但估 计不会在十万名之下。

   　　如河南省南阳县，本已抓了八百九十二名右派，一九五八 年七月开始「又在工商、文教、卫生界开展向党『交心』运动， 再划『右派』二百七十二人。」（注４：一九九○　版《南阳 县志》第三十九页。）

   　　又如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三年级共一百八十名学生，一九 五七年仅抓了三名右派，可是五八年四月间「补课」却又补了 十八名，而且是经由上海市委正式批准，毫不含糊的。这二十 一名右派占该班学生人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七，大大超过「指标」 。这批右派中有十二名获得宽大，留校改造，每日将自己的 「改造日记」贴在墙报上供人监督批判。其馀的，半数被抓去 劳改，半数被押送新疆去了。（注５：当事者之一与本书作者 的谈话。）

   　　又如哈尔滨一家工厂的青年技术员李嘉亮，一九五七年鸣 放时在党内会议上说过「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值得我们 学习的」这样的话。当时没整到他头上，可是一九五八年八月 的一天，公安人员突然向他出示逮捕证，将他抓进了监狱。他 的罪名是「极右份子」，根据却仅是上述那句话。六年前，李 的母亲获准出国定居，正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李嘉亮表示自 己是共产党员，打算留在国内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未与 母亲同行。他千里迢迢由江南来到北国，不料竟成为二榜右派， 被判十五年徒刑。他远在美国纽约的母亲闻讯，几乎哭瞎了眼 睛。她将自己在异国给人烧饭所得的微薄工资省下来，每月往 中国东北关押她儿子的监狱汇款，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度过 了整整十五年。（注６：贾宏图《他从美国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