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二十三岁的青年王宏烈平素爱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学 小品，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查出他发表的作品中有「右派言论」 ，当时未受处理。要「补课」了，党委书记在全体职工大会上 宣布他「拒绝组织挽救，甘心堕落为右派」，罪名中竟有一条 「与（党）支部书记开玩笑」。

   　　三十年代日本在东北成立「满洲国」，颁布了「国歌」。 此伪「国歌」颁布的第二天，哈尔滨多处出现用其谱填了新词 的传单：「九．一八事变起满洲，我满洲变成殖民地，日本强 盗率同走狗，造成傀儡国……」这新歌词，渐在抗日民众中传 开，其作者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个学建筑的学生、共产党员任 震英。自一九三七年起，他即离开东北，到甘肃兰州以建筑师 职业为掩护，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风、 鸣放时，他是兰州市规划局长、总工程师。反右时没整到他， 可是一九五八年夏天，他从苏联等国访问一回来，就被宣布是 「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开除出党。有幸的是，他未被送去劳 改，因而得以在逆境中呕心沥血，将黄河北岸的白塔山改造成 一个俏丽的山上公园。不过，文革中，他历尽折磨．包括被绑 在兰州大街的电线杆上凌辱示众，根子就是一九五八年「补」 到他头上的右派帽子。

   　　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公司下属高炉公司（炼铁厂） 有三位工程师，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风之时奉党委之命召集三十 来位工程技术人员开座谈会，给党提意见。由于不提意见便是 对整风不关心，对党不够热爱，被叫去开会的人只得凑出几件 琐事提了提，算是参加了鸣放。不料，会议记录交上去后，党 委认为是反党言论，主持会议的老工程师和担任记录的归国华 侨工程师也就蒙上「记录和整理反党言论」的大罪而成为右派。 那第三位工程师，公司的总工长满开强在会上一言未发，当时 只被告诫要「吸取教训」，免于处分，算是宽大。一九五八年， 鞍钢高炉公司大队人马调到北京，为首都钢铁公司安装第一座 炼钢炉。最初，这位总工长连续二十二天泡在建设工地上，连 绵袄都没有脱过，直到身上长了虱子才想到回家去换衣服。他 正要离开工地时，党支部书记把他叫到工棚里，取出一张纸， 摆在他面前说：「你被划为右派了，签字吧！」惊愕、迷惘之 后，满终于愤愤地抗辩道：我在鞍山做过结论，不划右派，为 甚么调到北京后还要被划为右派呢？」党支书冷冷地答道： 「告诉你，你是漏网的。在鞍山不够划右派，在北京不一定不 够！」随即说：「现在通知你，从今天起，免去你的工程师职 称，撤销总工长的职务，工资降两级，到下面去当工人，好好 接受劳动改造！」从此，满开强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屈辱生活。

   　　地质师顾树松，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春风不度」的玉门 油田，但在他自己的要求下到了更为艰苦的柴达木。在戈壁滩 上踏勘时，他曾一度迷路，仅靠用自己的小便解渴，走回营地。 这样的热血青年亦是补课中的右派，罪名是「要技术领导不要 党的领导」。（注７：冯君莉《柴达木情思》，见北京《当代》 文学双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新观察》主编戈扬女士躲过了反右的第一波，但一年多 之后终于被网住了，连一直想保她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爱莫 能助。

   　　抗战期间，戈扬在重庆直接受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领导为 中共工作。当沈醉手下的国民党特工人员对她盯梢，企图加害 之时，邓及时安排，使她安然潜出了重庆。沈醉丢失猎物，不 明所以，直到近四十年后才知道自己输给了周氏一著棋。

   　　但是这一次，周恩来身为政总理，她和邓颖超竟未能保护 住戈扬。这颇像胡风的情形，他们在国民党欲加害于胡的时候 能够用计保住他，到了共产党欲整肃加害的时候，反倒束手无 策了。

   　　著名翻译家傅雷也是在补课时落网的。

   　　傅雷当上二榜右派，实在是因为他太迂。一九五七年六月 底，反右已经搞得热火朝天，虔诚的傅雷在上海《文汇报》发 表了一篇长文，支持这场斗争。

   　　他在文章中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共产党领导 的正确」，也总结了「七年的成绩远远超过了缺点」。这都不 会惹祸。但是，他在文章结尾处还表示：「为了爱党、爱政府、 爱社会主义事业，爱我们自己的前途，而诚诚恳恳、切切实实 地帮助党整风。」傅雷罹祸，实源于此。

   　　这个书生可能是唯一的在举国讨伐右派的时候仍然念念不 忘「帮助党整风」的人。我们完全相信傅氏「爱党、爱政府」， 可是找不出证据说明那个党和政府也爱他。至少可以说，从一 九五八年将他打成右派直到六六年将他夫妇逼得双双悬梁自尽 这几年间，由毛泽东控制的党是不爱他的，尽管共产党内始终 有个别人暗暗地爱护著他。

   　　反右这场风暴摧折了无数大树，更摧残了数不清的幼苗。 但是，也有一些小树在被巨石压倒后，凭著一股韧性，又从石 缝中顽强地钻出来，在中华大地上继续高唱他们的生命之歌。

   　　广州的青年中学教师龙潜庵成为右派后失了业，寄居亲戚 家中，靠改名换姓向报社投稿每月得二十元稿酬维持生计。他 开始了三年的宋元断代词典的编写工作研究却没有中断。以后 他进了街道小工厂，工馀仍潜心研究，持之不懈。整整三十年 心血，凝成一部百万字的《宋元语言词典》，使中国有了第一 部断代词典。

   　　清朝乾隆年间有三部文学巨著问世：《红楼梦》、《儒林 外史》和《岐路灯》。其中《岐路灯》始终没有付梓，一直靠 抄本流传。右派份子峦星在穷愁潦倒之中，历尽艰辛，收集各 种抄本，加以校勘，终于校注出完整的小说，并在八十年代出 版献给读者。

   　　江苏作家、新闻记者海汝恺当右派后的二十多年，始终从 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他找到堆放杂物、破门被钉死的斗室，每 日劳动之馀从那破裂的地方钻进去，躲在那里研究波兰名作家 显克微支的作品，日积月累，写出四百多万字的文稿，等到文 化革命后，陆续出版见天日。

   　　文字改革出版社编辑吴越成右派后，先是囚禁，后是劳改。 在繁重的劳动之馀，他编了一部二十馀万字的《汉语拼音自修 课本》，一部一千馀页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一部四十万 字的关于浙江方言的专著。文革中，他又在枪口下被押到了渤 海湾边的一个劳改农场。在难友们和基层干部保护下成功地瞒 过农场当局，他写成了一部八十万字的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 记》。该书于文革之后出版，第一次印刷二十八万册，不到一 个月即销售一空。

   　　青年知识份子陈以强由右派转变为「现行反革命」，被判 十五年后，不愿白白度过狱中的岁月，他要为人民留下一点东 西。当时能够得到的唯一的书只是字典，由于「四角号码」难 学、难用，他决定改造字典，重编检字法。后此，白天和其他 犯人一样去劳动，夜里等其他犯人都睡下了，他再悄悄地工作， 对上万个汉字逐一反覆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