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毛泽东花了过多时间去研究《资治通鉴》，马 列主义读得不够，满脑子封建，才闹出那些荒唐事。其实不然。 毛研究历史，熟记在心的，往往是帝王们的谋略与权术，如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类。对于真正的治国之道，毛 只是择其爱，弃其所鄙，并无深入研究，更算不上是专家。

   　　譬如，北宋一百六十馀年，社会稳定，国家机器运转正常 （外敌侵扰另当别论），主要归功于被毛氏讥为「稍逊风骚」 的宋太祖赵匡胤。赵虽一介武夫，但决不愚蠢。他一重法制， 以为「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二讲「干部 知识化」，改革科举，扩大招生，录用优秀知识份子，一概不 问「你是甚么出身？」；三是实行「言者无罪」，皇帝龙袍底 下从来不藏右派帽子。

   　　可是毛泽东读历史用的却是另一种眼光。秦朝二世而亡， 他不认为是暴政所致，却认为是秦始皇杀知识份子杀得太少了。 「秦始皇坑儒（只坑了）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 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注９：一九五七年七月， 毛泽东在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报告时的解释。）他认 为要是秦始皇坑儒再彻底一些，将张良、陈平等一并杀掉，秦 朝的天下就不会落到刘邦手里。

   　　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四分之一个世纪，制造了那么多灾难， 误尽苍生二十多年，原因就是他从历史中看到的只是「阶级斗 争」、「镇反肃反」、「反攻倒算」，浓缩起来，就只剩了一 个「杀」字。只是除了「坑」之外，另有名曰「劳动改造」的 苦役和流徙可供撰择，并不一定非要像用五分钱的子弹费处决 林昭那样从肉体上消灭他不喜欢的知识份子。这一切都可以在 《社会主义好》的凯歌声中进行，比斯大林的法子不知高明到 哪里去了。

   　　自然，知识份子在新中国受到的空前灾难，不应完全归咎 于毛氏一人。自相残杀本是中共的传统。譬如，一九三三年， 中共在湖北的根据地里搞肃反，杀了三万七千多自己的同志。 （注１０：一九九一年版《当代中国的湖北》第一三一页。） 这与毛泽东无关。

   　　一九八三年，前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回忆廖承志的文章中有 这样的话：「（三十年代红军）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四方面 军里的知识份子党员几乎被（自己人）杀光了。」（括号内的 字为引者所加。当时共产党在鄂豫皖建立的地方政权和红军第 四方面军均由中共元老张国焘控制。）（注１１：一九八三年 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读了这样的文章，使人深信，在 一九三五至三八年毛泽东和张焘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中，要 是张氏获胜的话，知识份子在新中国的遭遇决不会更妙。陆氏 提及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是东方专制传统和苏式共产 党的「铁的纪律」相结合的产物。而反右和文革不过是一根藤 上先后长出的两个瓜而已。

   　　现在，「文革」已经作为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一件无 双的浩劫和丑剧，同毛泽东的名字锁在一起了。但是目前中共 的执政者以当年指挥反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为首， 只是将「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歌词第 二句改成「反动份子想反也反不了」，仍然坚持认为他们反右 反得对，只不过反得过火了而已。也许，还这段历史以真实的 使命，注定将属于下一代或下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假定他们 继续执政而且有勇气去做的话。即使他们不愿那么做，中国人 民或迟或早，总会有自己起来清算反右的那一天。正如全国 「头号大右派」章伯钧所说过的：「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 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注１２：一九五七年六月二 十日《人民日报》。）现在苏联已经变了，中国一定也会变。 到那时，我们或我们的后代将在北大校园里的未名湖畔竖起一 块小小的石碑，将为了民主的中华而殉难的林昭的血诗刻在那 里。人们不会因为岁月的磨蚀而忘记她和她的同志，正如那诗 里说的：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全书完

    　　　　　　　　　　再版后记　　　　　　丁抒

   　　《阳谋》首版刊行后，有人纳闷，反右时丁某才十二岁， 七亲八友没一个右派，怎么会想起写《阳谋》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五七年，我读的那个中学的党支部书 记成了「右派份子」。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每日清早都看 见那个文弱的女子握著一把长长的竹笤帚在另一所中学门口扫 地。一九六二年我进北京清华大学，第一课就是「反右斗争」 的教育，因为我们系的第一届学生差不多一半是右派。系里怕 我们走老大哥的路，再三向我们宣传他们「堕落」的教训。我 对「右派」的兴趣就是从这儿来的。

   　　当了三年大学生后，就再也没书读了。一九六五年九月下 乡到京郊延庆县农村去搞「四清」，上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 争课」。第二年六月回校时，文化革命已经闹得热火朝天。毛 泽东躲在南方，等著抓刘少奇的辫子。刘少奇耍不出花招，只 好把一九五七年镇压右派的老办法拿来对付一九六六年的学生。 正当「反动学生」、「反革命」、「右派」们被斗得鸣呼哀哉 之际，毛泽东突然回到了北京。这位当年反右的总导演摇身一 变，扮起保护学生的角色来。他指责刘少奇搞「白色恐怖」， 「镇压学生运动的没有好下场」。刘少奇不敢反驳说「我是照 你五七年反右的法子做的」，周恩来又躲在一边不帮忙，刘只 好认错下台。

   　　被刘少奇「镇压」过一阵的我辈小人物，要是早出世九年， 必是毛泽东的「阳谋」的牺牲品，清河、兴凯湖、夹边沟的劳 改犯、饿死鬼。可是如今竟光荣步入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满面 红光的毛主席。大家受宠若惊，把一九五七年大哥大姐的教训 全忘光了。「七亿人都是批评家」，谁有错都可以批判，不用 担心右派帽子。我忘乎所以，竟在一九六七年伙同朋友写了张 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康生的大字报。多亏「敬爱的江 青同志」乃时向我们发出严厉警告，使我猛醒，明白这个革命 是他们的，没我们的份。于是我做起「逍遥派」来。

   　　既不能读书，又不能革命，闭中无事，只好退而求其次， 收集点资料，准备日后把这个奇特的革命记述下来。不曾想到， 在收集文革资料的同时，我不由自主地对反右那段历史也产生 了兴趣。到了一九八七年，中共开除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 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三个人在一九五七年早就被开除 过的。当时自忖手头的资料尚不足写文革，却已够为反右写点 东西，遂当起业馀作者，写成了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