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著     《九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贱民岁月廿二年 　　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统治者把一部 历史变为谜语，来训练子民们的智力。在中国几千年悠 久的历史中，也很难找到一个时期，统治者如此成功地 把许多史实隐蔽起来，或肆意颠倒，使国人久久地生活 在一片混沌之中。

   　　常有国人自责我们这个民族健忘。的确，天安门广 场上的学生们不知魏京生为何许人，而西单民主墙之被 扼杀，魏京生等杰出的民主运动先驱被投入监狱达十馀 年之久，才不过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不过，既然中共统 治集团严禁中国人和一切新闻媒体提及其事实真相，使 魏京生只能作为因「向外国人出卖国家机密」而被判刑 的「刑事犯罪份子」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又怎能责 怪中国人健忘呢？

   　　假如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出现的不计其 数的谎言中，择其要者为十大谎言、五大谎言或三大谎 言的话，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必居其中。丁抒先生 为中国和为世界写出部取材相当详尽的第一部书，来揭 示这场中国史上罕见的民族悲剧的真相，无疑是一个重 要贡献。

   　　在事情已然过去三十馀年之后，这部书竟然还只能 在中国境外出版，并且必然属于中国政府不准入境的禁 书，这个事实本身，已足可证明今日中国的当权者既无 放弃毛泽东衣钵之意，对于自己曾是这场阴谋的同谋和 帮凶也绝无忏悔之心。正由于此，有关反右派运动的许 多重要史料仍作为党和国家的「机密」被严加控制。因 而，丁抒君尽管做了极大的努力，在此书首版于香港发 行后又做了大幅度的补充，但在取材上仍然受到许多限 制。一如中国的任何当代史书，这本书的作者也必将在 今后的研究中有更多新的发现。

   　　一九五六年，是中国两种发展可能交错并存的一年。 苏共对斯大林罪行的揭发和自由化浪潮的兴起，以及中 国国内因毛泽东对政治、文化的高压和急速推行经济国 有化、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弊端之暴露，促使中共始修正 其一列政策。

   　　尽管中共中央严密封锁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罪行的 秘密报告（只准高级干部阅读），先后两次发布《论无 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件，为斯大林进行辩护，反 映了以毛泽东为首，中共内部有一种力量不想放弃斯大 林道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对「双百」（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的推行，对知识份子政策的改正，新闻 自由的少许放宽，社会学、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之被允 许讨论，法制建设的开始和律师制度的恢复等等，使中 国社会出现了一些生机。那年夏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的讲话（未公开发表），表明他有意放弃斯大林的经 济模式，为中国探寻一条自己独有的社会主义道路。他 又欲通过中国人以有限的自由来克服官僚主义，使中国 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苏联，从而表明他比斯大林更高明。

   　　但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证明这个设想是失 败了，反右派运动葬送了中国一度出现的走向民主化道 路的机会。这并不偶然。正如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所 说，党内「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反对」他关于开放言 路、鼓励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批评中共的主张。毛泽东 的个人魅力与个人威望无非是加重了这种倾向而已。

   　　毛泽东有比斯大林高明之处。他对自己的政敌一个 不杀，也很少逮捕，甚至还要把「属于敌我矛盾」的右 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实，毛泽东及其同夥刻 意营造的那种特殊环境里长年的贱民地位与非人的生活 条件，是对「右派」的慢性枪决。事实证明，这种「慢 性枪决」并不比斯大林处置政敌的手段更人道；对于最 终仍然死于非命的许多右派份子来说反而要痛得多，对 于统治者却更为有利。一百馀万名「反面教员」（毛泽 东语）散布在全国各地，朝夕出没于数以亿计的人们面 前，无疑是对于所有中国人的无言的警告：哪一个胆敢 对中共稍发异议，便必定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而那个下 场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被剥夺一切而又身败名裂却苟且生存下来的那些右 派份子，时时刻刻起著反面教员的作用，向人们昭示著 ：在中国做人，切不可诚实坦率，切不可过问政治，切 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恶感，切不可违抗当权者的意旨 ，切不可对任何人寄予同情与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 人将把这些戒条牢记心间，并传给自己的子女。

   　　然而毛泽东没有料到他的打击会是双向的。他在清 除异己时，也就清除了党内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于 革命理想的党员。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左倾势力，以及 中共执政后为追逐个人利而拥入党内的新党员则纠集在 一起。这些人政治投机，唯命是从，不问是非，打击异 己时不择手段，对人民疾苦无动于衷。反右派运动使这 些人如鱼得水，逐渐在中共内取得主导地位，使这个党 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强。

   　　中国的年轻人或外国人恐怕很难理解，被为右派份 子的人当年所揭示、所抨击的种种现象都是事实，所提 出的主张也能证明是远见卓识。那么，为甚么除极少数 人外，所有右派份子都认了罪，顺从地接受了长达二十 馀年悲苦的贱民命运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九五七年那场为时虽然 很短的「鸣放」浪潮（不到一个月），是一九四九年以 来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言论自由。那些对中共的批评和 这种难得的自由气氛，曾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心中 唤起一种希望，广大工人和学生甚至以行动－－罢工、 罢课和请愿示威等来呼应知识份子对中共的批评。一九 五七年五月下旬我在上海，那一个城市便有三十馀家工 厂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请愿。然而毛泽东一旦发动反击， 全国宣传机器一旦以一个调子鼓噪起来，特别是全国各 地工人群众在党委和官办工会操纵下纷纷举行大规集会 「声讨」右派份子，一时间便形成铺天盖地的浪潮，似 乎全国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还被视为真理 而受到热烈欢迎的种种勇敢的真知灼见，立刻成为「射 向党和社会主义的毒箭」；因大胆为民代言而被视作英 雄的人物，顷刻间便成了「一小撮敌人」和「不齿于人 类的狗屎堆」。宣传机器的鼓噪和周围的人（包括昨日 的知己甚至今日的亲人）的敌意，造成一种难以忍受的 孤立感，使右派们知道，党既看中了你，一个不可更改 的结论便已在那裹等著你；况且「态度」非常重要，「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只能招来更坏的厄运。假 使你已成家，就还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儿女少受一 点牵累的问题。这样，你便不能不逐渐软下来，直至在 一份结论上签字，接受一个政治死刑的判决，从此便开 始你漫长的暗无天日的贱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