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现在就有两个数字 ：官方宣称为五十五人，而我从一位掌握当年内部机密 文件的人士处获悉的数字则是一百零二万。此外还有很 多实际上被作为右派处理的人，并未经过必要程序，即 他们本来并不是右派份子，因而那些人很可能还不在这 一百零二万的数字之内。　在中国城市裹，几乎没有哪 个家庭其亲属与友人中没有甚么人是右派的。我和我的 朋友们常常惊异地发现，一个小小的聚会中往往就有几 个人是一九五七年的「难友」。一个家庭中夫妇同是右 派，或兄弟姊妹中有二、三人都被定为右派者，也屡见 不鲜。我在香港和美国每作一次演讲，听众中自动上来 向我自报身世的右派，总不下数人。而这种演讲，我三 年多来在美国三十几个州己做了不下二百馀场。况且， 有许许多多人当年属于依政策不得打成右派的社会集团 ，如中学生、工人或农民，因而不戴右派帽子，只戴 「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的帽子，但后来二十 馀年的境遇却无异于右派份子。

    没有哪个右派份子当时会料到厄运会延续那么久。 所有被他打倒的敌人中，毛泽东似乎特别锺情于右派。 一九六二年，当毛泽东因他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 公社化」导致三千馀万人饿死，以致不得不同意对一九 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人平 反时，党内出现了也应为右派平反的呼声。安微省作为 试点，甚至已经给不少人平了反；北京各机关也开始进 行。毛泽东赶忙出来制止，说：「对于一九五七年的右 派，不存在甄别平反的问题。」于是全国立即刹车。一 些已被本单位领导列入平反议程，遵命写了要求平反的 材料的右派份子，则一概被视作「妄图为自己翻案」的 死不悔改的右派，处境更加恶化。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许许多多右派份子， 包括早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又一次成为阶级斗争的对 象。但是，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一些人忽 然发现，原来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份子当年便是今日造反 派的先驱；而十年前主持反右派运动、把这些人打成右 派的人，正是今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　即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越发证明了右派是 冤狂的。而中共党组织这时又已停止活动，在一些地区 和部门，一度出现了为一些右派平反的机会。不过，这 种苗头很快就被压了下去。

    到七十年代未期，侥幸没有在劳动中冻饿而死，未 在屈辱与绝望中含恨自尽的右派份子，大约没有一个对 于自己的右派问题有一天会翻案再抱甚么希望了。因而 ，当一九七八年底风传中共中央准备给一九五七年的右 派平反时，很多人不肯信以为真，按照中共中央五十五 号文件，不过是给一九五七年右派中「结论做错的」少 数人「改正」结论而已，并不念有任何大规模平反的意 图。显然是经过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的极大 努力，并经过邓小平的默许，这个文件在实行中才一变 而为给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的右派全部平反－－承 认划错，恢复当年的级别、薪金，共产党员则恢复党藉。

    二十二年中间，从基层到中央，很多当权者是靠一 九五七年后卖力推行左倾路线爬上去的。因而，给右派 平反遇到极大阻力就不足奇了。毛泽东的「宦官」汪东 兴首先反对，拿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的讲话－－「一九 五七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别平反问题」。邓小平随即回答 ：「不是给右派平反，不过是给结论做错了的人改正而 已。」这就是为甚么明明是平反，却称做「改正」的来 由。大势所趋，即使那些当年在反右运动中大显身手的 人，最终也不得不同意给这些人平反。不过，他们仍然 竭力阻止给平反了的右派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恢复其原有 地位。五十五号文件本来规定平反后右派应回到原先的 单位中工作的，但由于遭到党内强力反对，不出两个月 ，这一条就被改为「就地安置」了。所谓牢期满后就业 的劳改工厂或农场，可能会给给一份领干部工资的差事 ，也就是到所在县的县城文化馆当一个干事或中、小学 做一名教员。江苏省的新华日报社和黑龙江省的哈尔滨 日报社竟不许一个右派编辑、记者回归本单位。原因很 简单，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的打手们已飞黄腾达， 占据要津，允许右派回到本处工作，则等于使自己的活 动的罪证每天展示在所有人面前。况且那些右派在能力 和品德上一般都比打手们高出一筹，甚至当年就是后者 的领导人，一旦归来，怎么安排他们的地位呢？

    且说那些右派，除极少数人外，二十二年来不是被 剥夺了全部工资，也是降了几级，绝大多数人是家徒四 壁，一贫如洗。胡耀邦曾提出要给他们补发工资，主管 财政的李先念一口回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由于许多右派与海外华侨有亲属关系，大约在一九八二 年，宋庆龄（孙中山夫人）⑴代表海外华侨向中共领导 人提出：「你们若真的没有钱，我可以建议华侨在海外 募捐，用以补发右派的工资如何？我本人也可从我的财 产中拿出钱来，如何？」这时，中共中央才不得不再次 考虑这个问题，连续提出过几个方案，结果都因遭到抵 制而搁置。

    这不仅单是一个对政治受害者给不给予经济补偿的 问题，它反映了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中许多人对反右派运 动负有罪责而无忏悔之心。邓小平本人的态度就是一种 代表。尽管他同意给绝大多数右派「改正」，但仍顽固 地认定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必要的」，因为确 有「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进攻」，那场运动的问题无 非是「扩大化」，即打击人过多而已。为了给这种论点 提供依据，甚至不得不留下几个当年的重要人物（民主 党派的首脑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不予「改正」 。又明知理亏，不得不派人去安抚那些人（都已故去） 的家属，私下承认这些人也属无辜，但请他们「顾全大 局」，即为了党的政治需要而任死者继续将右派帽子戴 下去。

    邓小平是反右派运动期间党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 ，比毛泽东本人还积极地主张扩大打击面，因而自知罪 责重大。从中央到基层，这种「用右派份子的鲜血染红 自己顶子」的大有人在。那些一贯左倾的老党员和一九 五七年后靠整人起家的干部，自然也是以左倾路线为自 己安身立命之本，右派在他们眼中便绐终是异类。

    一九八一年党和军方保守派发动的第一次所谓「反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过去的「右派」作家白桦 为首要打击对象。一九八七年的第三次「反自由化」运 动，最先开除的三名知识份子就有两名是一九五七年的 右派（王若望、刘宾雁），一位是反右派运动中被开除 党籍的人（方励之）。这绝不是偶然的。中共中央领导 集团甚至一度决定把一九八一年那场「反自由化」运动 发展为第二次反对资产阶级右派份子运动，只因阻力太 大、后果不堪设想才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