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将咖啡引进中国并种植成功的一位印尼华侨， 平生致力于创办咖啡农场，只因在旧政府任过官职，便以 「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直到二十年后瘐死狱中。

   　　中国以农业立国，两千年间虽然战乱频仍，但诗书香 火绵延不绝，因为大多数读书人都在乡村。他们要研究诗 书，就不可能自己去种田，多少要出租一些土地。所谓诸 葛亮「躬耕于南阳」，其实也是雇人去耕的。所以自古以 来，中国农村的知识份子几乎都与地主、富农沾一点边。 过去的改朝换代不干他们的事，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这 次「新中国」的执政者却以阶级斗争为己任，读书人也就 难逃被「坑」的命运了。

   　　江苏南汇县年近七十的读书人苏局仙是一九○七年清 廷废科举之前考取的最后一批秀才之一。他除了日军占领 时期回乡念佛之外，终身未离教鞭。可是因为家里有几亩 地，也被定为「地主份子」，家业被分。幸而他被「宽大」 ，只是被管制监督劳动，未被镇压，活了一百一十一岁。

   　　诸葛亮茅庐所在河南省南阳县，一九五○年便枪决了 一千一百多个「反革命」。（注６：《南阳县志》一九九 ○年版第一○五页。）由于中共至今仍说它是「依法」杀 的人，我们无从估算其中有多少是被坑的「儒」。但从别 处的例子，我们可推度八九。

   　　四川省夹江县，总共不到十七万人，可是逮捕「反革 命」的案件竟有九百五十四件，而且其中又只有五分之一 是上级批准逮捕的，百分之八十共七百六十七件逮捕案件 未经任何部门批准。（注７：《夹江县志》一九八九年版 第四五七页。）要是再考虑到那上级批捕的也多属冤案， 人们就明白那「乱捕乱打乱杀」是如何恐怖了。当时夹江 县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三千分之一。即使夹江一个案件 只逮捕一人，那全县便逮捕了九百五十四人。按此推算， 全国仅在一九五○年的「镇反」中便逮捕了近三百万「反 革命份子」。由于一九八○年代中共出版的各县县志披露 各县在当时逮捕的案件均在数百件上下，因此即使夹江县 的数字超出全国平均数的一倍，全国总数也应在一百五十 万上下，这还不包括四九年中共的军队打到各处时当即就 捕杀了的大批「反革命」。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得意地声称，秦始皇「只坑了四百 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 一百倍」（注８：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八 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指的就是这场镇压。现今无法核 实那时被杀的知识份子的准确数字，但是由于国民党的政 府人员和注定要被消灭的地主很多是知识份子（以当时中 国的标准而言），所以实际被杀的「儒」必定远远超出此 数，很可能接近被杀人数的三分之一，即五十万左右，超 过秦始皇不是一百倍，而是一千倍。

    一九四九年后陈毅主政上海，十分稳重。上海历来是 藏污纳垢之所，曾有人主张大开杀戒，列了数万该杀者的 名单，陈毅看了说太多，减到数千，他仍说太多。最后只 杀了确实罪大恶极的数百人。上海解放前夕上任的国民党 代理市长赵祖康是个老工程师，他就任后主动妥善配合中 共的队伍接收上海，使上海基本未受战争破坏。陈毅任命 他做了新政府的副市长。

   　　如果全国都照陈毅那么办，必可为本已缺乏读书人的 中国保存更多的文化力量，国家必定可以更快地从动乱中 恢复过来。然而，在全国范围内，一无「招安」，二无「 怀柔」，三无「让步政策」，有的只是「镇压」和「反攻 倒算」，使中国损失了无数宝贵的知识份子。

   　　另一批注定要被新政权镇压的是所谓「封建地主」。 本来，乡村中有一部份地主又是当地的恶霸，鱼肉百姓， 俨如小国之君，对这类人予以镇压是必要的。但是，为中 国贫穷经济的出路计，对那些只坐收地租，并不残害百姓 的地主，尤其是只不过有那么十来亩薄田的小地主，家产 比旁人多得很有限，新政权没有理由将他们列为斗争对象 。要说「剥削」，他们比不上城里的工商资本家；要说「 反动」，他们同旧政权官府也没有多少瓜葛。但是，除了 少数因子女参加共产党，进城当了大官而受到保护之外， 统统被划归为「阶级敌人」，被扫地出门或者肉体消灭， 即使不置之于死地，也被斗得呜呼哀哉。

   　　由于毛泽东认为光把土地从地主、富农那里拿来分给 农民还不够，必须发动农民斗争地主，提高「革命觉悟」 ，否则便是「和平土改」，是右倾，是对敌斗争不坚决。 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及主持工作的方方是主张行 温和土改的，他们只搞分田，分浮财（衣物之类），但不 挖底财（埋在地下的金银等物）。鉴于大量地主是华侨或 侨眷或兼营工商业，他们不主张没收其财产，结果被批判 为搞「和平土改」，另由在广西杀了大批地主的陶铸去重 搞一套，使千万户在叶、方主政时并未遭劫的「地主」家 破人亡，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领袖反对「和平土改」，下面各级干部便唯恐不够革 命，纷纷以对地主的残忍表明自己对党的忠诚，结果冤杀 了许多无辜。

   　　以周恩来胞弟的岳父为例，他在民国初年做过江苏省 运河水利工程局局长，但之后从未在国民党政府中做过事 。加上周恩来兄弟外出参加革命，他将周母接到自己家中 供养了十多年。共产党南下时，他不认为自己会成为镇压 对象，便静静地留在家里。不料甫一解放，他便因为「地 主」身份成了第一批清算斗争的对象，很快就送了老命。 周恩来的亲戚尚且如此，别人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九○年，有人如实地披露了一九四七年中共在冀 东平原搞「土地改革」，处决地主时的惨烈景观：农民们 被组织起来，「依照古老家族的遗风，将黄豆粒仍进土台 上的大瓷碗。当唱票人用异样的嗓音宣布『票』数超过一 半时，行刑手举起装满火药的统枪……」有条壮汉没有立 即死去，小学生们被动员来，「用锥子、剪子、小刀、铁 钉，一下下的壮汉身上戳眼、掏洞、割肉，再往伤口上糊 泥巴。一个男孩子手舞足蹈，像剪树叶一样剪掉了罪犯的 两朵耳廓。据说，那个壮汉的全部罪恶是查出了祖父那辈 曾经雇过一个长工，依照政策精神，这位片瓦皆无贫农改 划为地主，一夜之间变成敌人。」（注９：《新华文摘》 一九九○年第一期第八十二页。）

   　　中共这么做，并不是头一次。早在二十年代国民革命 军北伐期间，毛泽东在家乡湖南发动他称为「好得很」的 农民运动，农民突然从社会最底层翻到无人管束的境地， 无法无天，滥用私刑，死人无数。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 的父亲、醴陵乡间的一个规矩的读书人，就是死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