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变。二月间，各国共产 党的老大哥苏共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解冻」成为潮 流。这对中共不能不发生影响。经过高层的磋商后，毛泽 东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 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 （注１：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的发言。）这个后来被毛的助手陈伯达浓缩为「双 百方针」的提法实在是条含混不清的口号。正如后来一位 教授所说：「在百家争鸣中是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 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恐阻止他家的争鸣……」而处 处事事以马列主义（六十年代后又加了个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正是中共从未放松过的。尽管有这样明显的矛 盾，这个「方针」仍然由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于五 月间郑重其事地告示全国。    　　由于陆定一代表中共宣布每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 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注２：转 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第一二六页。） 不少人耳目之一新，十分兴奋，认为跨进了一个新时代。 当然，也有人在推敲陆氏讲话的真髓：「文学艺术和科学 研究，虽然同阶级斗争密切有关，可是它和政治终究不是 完全相同的。」学术和政治当然不完全相同，可是只要「 同阶级斗争密切有关」，而且政治问题仍然是个「不得入 内」的禁区，那么陆氏所许诺的那么多自由就就都只是雾 中楼台水中月，并无实际内容。

   　　事实正是这样。毛泽东从执政到提出「百家争鸣」的 方针这七年中，发起过不少批判运动，如对俞平伯《红楼 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梁漱溟的批判等 等，无一不是将学术问题和政治搞在一锅里煮，结论则无 一不用「阶级斗争」罩住了事。无论哪个问题，只要毛泽 东发了言，其他人的不同观点就再无立之地，那个领域也 就了无生气。学者们要么沉默，要么做释经家，当传声筒， 决无自成一家之言的可能。譬如北京大学著名的美学教授 朱光潜采取的是沉默办法。他自述道：「在『百家争鸣』 的号召出来之前，有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写一篇学术性 的文章，没有读一部像样的美学书籍，或是就美学里某个 问题认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我不愿， 而是由于我不敢。」（注３：见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文泊的文章。）

   　　教授可以在讲两门课之外保持沉默，作家除非改行， 沈从文去搞文物，陈梦家去搞考古，沉默是不行的，结果 只能当传声筒。作家李准一九七九年在《文艺研究》上著 文说：「我们已经当了二十年传声筒，不能再当传声筒了。 」这就是对那一状况的沉痛反省。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文学家就已经是传声筒 了。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和「辩论的自由」，就不可 能出现百家林立的局面。没有诸子百家，何来百家争鸣？ 然而，就在这种气氛下，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 弯，要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这真有点匪夷所 思。所有的人都还记得在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中怎样靠丑化 自己过的关，所有「知识份子成城」的地方都还弥漫著去 年大规模肃反运动留下的杀气。创痛犹在，记忆犹新。对 过去几年一个接一个全以知识份子为对象的运动不作一番 清理，不给一个结论；对于无数被伤害的、被整死的无辜， 没有一句反省，不显示一点歉意，知识份子们自然仍有馀 悸，不会因为党中央一个号召，宣传部长在大会上振臂一 呼，专家教授就会立即行动起来，你争我鸣。牡丹芍药更 不会自己从地底钻出来，争妍斗丽。

   　　然而，这一次中共中央的态度又实在诚恳得很。中宣 部长陆定一于七月二十日对出席会议的各省市管宣传、文 化、教育的官员们大声呼吁，要他们让大家讲话：「人家 不讲话，我们就耳不聪、目不明，再过几年就变成木乃伊 了。」

   　　无论甚么话，多重复几遍总有用处。过去几年累积起 来的疑惧逐渐消褪，气氛终于松动了。

   　　虽然大多数人仍然保持沉默，但终于有人由于自身的 善良，或是由于天生的健忘，或是由于练就的勇敢，或是 架不住宣传机器的千呼万唤，或是抵不住「百花齐放」美 丽的诱惑，跳出来喊叫了。

   　　其实，记者刘宾雁早在中共鼓吹「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之前就已经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所驱使，以「干预生 活」为己任，独自行动起来。一九五六年二月间，他就已 完成了一部中篇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文章批评了一个 党的干部，此人为官的哲学是「最重要的就是领会领导意 图」，「不犯错误，就是胜利」。刊登这篇文章的是中国 最主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四月号）， 秦兆阳主持的编辑部在该文前面的「编者按」中说：「我 们期待这种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 很久了，希望……更多地出现这样的作品。」

   　　编辑们没有失望，不久，这样的作品又出现了，只不 过作者还是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及其它续篇相继在 六月和十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著力描绘某省党报的 一位女记者如何在在弥漫著官僚主义气息的环境中追求真 理、主持正义。一年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一位干事姚 文元批判这篇文章时是这样概括的：「整个报社的气氛十 分暗淡。官僚主义如同一块大石一样压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总编辑陈立东……是一个压制任何合理的政见的独断独行 的专制主义者。」姚的结论是，「作者带著深刻的嘲讽描 绘这一切」。（注４：《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

   　　就一点而言，姚文元说的倒不错。刘宾雁的文章一改 风行全国的用华丽的词藻颂扬执政者，用空洞的议论掩饰 予盾和危机的文风，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比刘宾雁稍晚少许，王蒙将抨击北京一个中共区委机 关的官僚主义现象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投到了 《人民文学》编辑部。奏兆阳接到稿子后迅速行动，先嘱 王蒙加以修改，而后自己又在王的二稿上作了改动，使批 评官僚的意味更加强烈，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号的《人民文 学》上发表。

   　　这篇小说尽管暴露和鞭鞑的深刻不如一些文革后出世 的作品，但当时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数年后，一 位西方人士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暴露文学」集成了一本 名为《苦果－－铁幕后知识份子的起义》的书，其中中国 人的作品便是王蒙的这篇小说。其实，作者王蒙和编辑秦 兆阳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不过是以知识份子的良知对党内 的丑恶现象加以鞭鞑而已，同「起义」二字毫不相干。

   　　小说发表后各报刊相断对此展开争论，连中共中央的 机关报《人民日报》都拨出了不少篇幅，刊登读者的评论。

   　　前不久由于批判老学者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受 到毛泽东夸奖、红透了半边天的青年学者李希凡，此时已 从「小人物」（毛泽东语）升为中人物。他欲再立新功， 便对王蒙这篇小说持批判态度，理由是「这种官僚主义满 天飞的……党的区委会，在离开中央较远的地区……还有 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这是不能 相信的」。（注５：一九五七年二月九日上海《文汇报》）

   　　谁知他这回摸错了行情。毛泽东正欲鼓励百家争鸣， 对李希凡的观点大不高兴，说：「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 主义？」

   　　对王蒙这篇小说展开的讨论倒是在大致无政治压力 的情形下进行的，颇有点自由争鸣的味道。王、秦二人 被打成右派以至受罪二十馀年，那还是九个月以后的事。 在一九五六年的秋天，他们却是为推动「百家争鸣」的 方针立了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