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引导相当成功。这时，中国的知识界人士已忘 了「百家争鸣」的「鸣」和「百花齐放」的「放」，应 当是指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立自成一家之言、竖标 新立异之帜；大家一谈到「鸣放」，便不约而同地意指 「不平则鸣」的「鸣」，「有气就放」的「放」，同他 们的本行专业毫无关系了。

    　　至于「双百方针」本身，中共倒未宣布收回，只是 毛已不再理会它，任其冷冷清清地无疾而终，他自己则 兴致勃勃地抓取得心应手的第二个「鸣放」－－政治上 的鸣放去了。

    　　这个「鸣放」，开始时行情也不看好。凡是不太健 忘的人都知道，毛在施政大事上是不容他人置喙的。一 九五三年，与毛同龄，常被毛请去作客的名学者梁漱溟 在一次会议上对共产党进城后用剥夺农民的办法积累资 金搞工业的政策提出异议，毛当场翻脸，将梁臭骂一顿， 其用词之恶劣，不堪入耳。随后，各重要报刊发动了「 向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展开斗争」的批判运动。以后在文 革中，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学者，更被耍猴子一样以绳子 系颈，手持铜锣，敲锣游街示众，受尽了侮辱。

    　　毛在批梁漱溟时，曾承认自己是个没「雅量」接纳 意见的人。如今「鸣放」，他竟然将斥骂梁时的那副凶 脸收起，换上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邀请人们提意见。 对于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来说，这实在是个新鲜事。 过去几年，他们只是改造对象，自我批判，互相揭发， 台上斗争，台下检讨，写自传，写交待，早已不敢想像 自己有资格批评共产党改过，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其中是不是有诈？背后是不是有甚么文章？

    　　但是，毛泽东将全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齐请到北 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坚决宣布「疾风暴雨 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这次整风「不再是狂风 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毛 毛雨」。（注９：，，徐铸成《一九五七年「阳谋」亲 历记》。）这个做法十分灵，赢得了不少早先被一次次 整人运动搞得心灰意懒的高级知识份子的心。

    　　当时政治气候确实暖和了一些，连在狱中的胡风份 子、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也得到了一份周恩来的报告， 里面讲到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 。监狱看守对他说：「你随时准备出去。像你们这样的 人是国家的宝贝……」贾满怀希望，觉得就要走出铁窗 了。 　　不过，相当多的人仍然怀有疑惧。在听完毛的讲话 后的小组会上，仍有人不相信共产党是否会真正实行「 言者无罪」。有的人甚至明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 一张铁券。」

    　　铁券是过去皇上才给的东西，是保证不对臣子加罪 的誓言。（注１０：如明太祖朱元璋□赐俞通源铁券文： 「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兹与尔誓，若谋逆不宥； 其馀者若犯死罪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功。……） 所以，提出此一说话者只是表示自己怕被加罪而已，并 不真的企求一张铁券。上海的文化界名人王造时教授对 《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就比较实际：希望中共「发表 一个比较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外，一切 思想问题都不在追究之列」。（注１１：一九五七年五 月一日《光明日报》。）

    　　身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的北 京大学原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对于自己在「知识份子改 造运动」中检讨十二次尚不得过关的经历记忆犹新，于 是面对帮共产党整风的「邀请」，坚决声明「不跳」。 　　重庆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过去爱对不合理的现 象发表讥论，吃够苦头后，现在学乖了，私下对朋友说： 「主人翁感万万感不得。天下无不是父母，只有听说听 教罢了。」有的教授则悄悄劝人学圆滑些，不要直话直 说，当炮筒子：「要多学薛宝钗，乃至王熙凤；那林妹 妹的性格，千万不能学。」四川还有教授在家里贴了副 对联：「守口如瓶，身心安宁」，表示对毛泽东那些「 和风细雨」保持距离，决不响应。

    　　河南省信阳地区计委干部刘铁华不相信共产党已经 变了。他认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个幌子，实际上 是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共产党是闻到批评，面红 耳赤，居高临下，棍帽齐来，泰山压顶，借端报复。」 「不如武则天，例像随炀帝……以顺为贵，以直为仇。」 （注１２：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转引自 陈权《鸣放选萃》第二册第二二○页。）

    　　河北省一位党外人士则表示他有顾虑，怀疑共产党 的「放」是「放长线，钓大鱼，发现目标」，以便整肃。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本为社会学教授，因各大 学系均被撤消，他无书可教，去国务院专家局做了个副 局长。这几年他心存不满，写了题为《知识份子的早春 天气》的文章，请朋友（如著名女作家谢冰心）看过， 修改之后，发表于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文中 点明了大多数知识份子的心理状况：「心里热，嘴却还 很紧……怕（百家争鸣）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 等又来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四月里，北京大学历史学家翦伯赞写了篇短文，谈 到多数知识份子对中共号召「鸣放」的态度：「他们还 在揣测，这是真放还是假放。如果是放，放多少，放了 以后还收不收。放是手段还是目的，是为了繁荣文化学 术还是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问题能争鸣，哪些问题 不能争鸣等等。」（注１３：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人民日报》。）

    　　五月五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上海召开座谈会，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今天 我把甚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 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 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自己倒无顾虑， 但他在五月九日中共统战部召集的会上说：「工商界有 人……怀疑『放』、『鸣』与『整』是三部曲，『放』、 『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

    　　在中国人民银行非党干部座谈上，朱绍文说：「这 几年来知识份子受到了损伤和压抑，他们的心情深处已 经已经像是一潭积水，欲鸣无力，欲放无胆了。」 （注１４：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转引 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二册第一九一页。）

    　　辽宁省东北工学院教授许冶同在校党委邀请的座谈 会上对人们为甚么会欲放无胆作了一番解释：「过去向 领导提出批评者就被认为对党不满和扣上『反动份子』 的帽子，平素交往较密者被认为『反动小集团』，在肃 反时都成为斗争的对象，肃反后都成了惊弓之鸟…… 所以在此次会上，不愿发言，恐自取其咎……」 （注１５：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渖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