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时凑百分比、按预定的数字捉人，非仅山东省一 处，全国都是这么干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执中在一个高等教育座谈会上将 数字列了出来：「以第一次肃反为例，共产党不从细密调 查工作出发，而是事先拟定必须打击的一张数字单，规定 北京需要逮捕反革命份子五百名（似应为五千－－引者）， 上海七千名，武汉五千名，广州六千名，其他省也相等如 此上下数字。……结果就使无数的人民受了害。」由于对 受不了折磨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冠以「畏罪自杀」的罪名， 顾还指出：「对并非畏罪，而是畏斗、畏逼者，必须清查， 予以名誉的恢复，并须照顾其家属。」（注１２：同注１， 第十七页。）

    　　提到「畏罪自杀」，实在不能忘记一个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率领船队由香港开赴大陆的四 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曾被毛泽东称为中国近代 工业发展史上不可忘记的四个人之一。（注１３：见《现 代作家》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期第十五页：「报载：五十年 代中期，毛主席对黄炎培等人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工 业发展，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 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卢本人在新中国确也受 过优待，在毛举行的招待会上，他曾两次得到坐在毛身旁 的礼遇，周恩来也曾端著酒杯到他座前来敬酒。然而，仅 仅一年以后就搞起了运动，他在四川成了「不法资本家」。 在无情斗争之后，他自杀了（但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说他「一九五二年在重庆病逝」）。 随后，四川当局在报纸上公布了他的「罪行」。

    　　卢作孚本为中国一代爱国知识份子的楷模。一九二五 年，这个出身贫苦的青年知识份子为了「实业救国」，集 资合股，订造了一条名为「民生」的小船，利用四川合川 县一所小庙的殿堂开始了他的事业。事业发展后，他当过 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次长。一九四九年时，他的公司已拥 有上百条船，航线远达东南亚，他本人却房无一间（他住 在公司职工宿舍里），地无一垄，银行里甚至没有一文存 款。他真是赤条条地离开了人间。

    　　卢的遭遇实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写照。一九五二年 初开始的以工商界人士为目标的「五反」运动（反行贿、 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 经济情报），用不受法律约束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清查资本 家的违法行为，正是以「不法」攻「不法」。对于偷税漏 税，不是坐下查账，以数字为依据，而是先把人扣起来， 用饿饭、疲劳审讯的办法让人交待。那些被斗的，要是熬 不住日夜追逼，便只好用死来解脱了。

    　　卢氏是服毒死的，大多数死者却是采取更简单的法子 －－跳楼。当时主持全国「五反」运动的中央节约委员会 主任薄一波在一九八八年回忆此事道：「『五反』开始后， 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不时传来了资本家跳楼自杀的 消息。为此，毛泽东同志派我到上海去。我跟陈毅同志说， 发生跳楼事件不好……」 （注１４：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后来，上海市长陈毅对人说，上海的「降落伞部队」有 一千三百多个，他感到很不安，若早点作宣传，本来会缩 小到一千名之内的。具体数字目前无法核实。）

    　　资本家死了就死了，那是无人去为他们平反的，只是 由于卢作孚当年太有名，对中国工商业的贡献太大，从重 庆到上海长江一线，上了年纪的人几乎无一不知当年有过 「民生公司」。当局在三十多年后还肯承认当时公布的卢 的「罪行」不实，并费心为他平反，表示要纪念他对中国 近代工业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其他「畏罪自杀」者 －－包括千名以上在上海跳楼的所谓「不法资本家」－－ 则永远在中国的历史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严格来说，卢氏之死可能是通讯不够发达，上下来不 及通气，以至阴差阳错造成的。不管毛泽东如何想消灭资 产阶级，他总该还感念卢率船队来归的功劳，卢氏本人不 可能是他要直接打击的对象。只是运动一下子搞得太猛， 卢氏生性太烈，行动太快，毛泽东、周恩来还没想到将他 的个案另行处理，他已经以死抗争了。他的死与一九六六 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名作家老舍的死相类似，只要向毛、 周求救，或者忍几天等毛、周伸来援手，都能免于灭顶。 可是他们都撰择了死。不过，卢氏即使不死，日子也不 会好过。譬如他的公司的经济研究室主任就被送到新疆 去「劳动改造」，直到三十年之后才宣布平反，说是搞 错了。

    　　上述鸣放者，本人并不是肃反的受害者。他们只是替 别人申诉，鸣不平，有的鸣放者甚至是肃反中的积极份子。 譬如上海同济大学助教汪长风是该校青年团委组织部长、 上海市人民代表，肃反时曾搜查过学生的日记告信件，使 部份被斗者精神失常，有的甚至自杀身死。现在他在全校 近千人的教师大会上说：「如今我觉吾了，我愿意向被斗 的人道歉，向死去的忏侮……」（注１５：见香港自联出 版社《鸣放回忆》一书中《我戴著帽子写回忆》。） 他还说：「我认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 的摧残。肃反问题现在党委采取个别道歉，我是不同意的 ……肃反是方针政策的错误，不单是方式方法的错误。…… 」（注１６：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在中共中央统战 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也以肃反为主题：「党领导 这一次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人民赤诚拥护而胜利的。人 民不拥护的话，大家不站共产党一边去合作，共产党得不 到胜利。」「但是人民有个不解的问题，每次政协、人大 开会时，司法、公安两部门的首长都要光荣地报告肃反成 绩，宣布『有反必肃』的长期政策……这个政策的需要， 连我都有些不太明白。我们觉得已解放了八年……尚须长 期地继续肃反，那就证明……至少这次革命过程中出了毛 病，有了偏差。」

    　　他的发言心平气和，毫不激烈，他主张成立一个委员 会，为历次运动中受了冤屈的人平反。「同时，劳改中的 大知识份子，应该释放：其他劳改的知识份子，从事体力 劳动者，应该改为从事脑力劳动。」

    　　罗并没将那委员会命名为「平反委员会」，倒是湖南 省有人提议成立「肃反善后委员会」，专事平反工作。

    　　民革中央委员周颖倒不将肃反的问题全算在中共身上。 她说：「在肃反运动中，我们民主党派不闻不问，不提意 见，民革的成员被斗争，自己的组织袖手旁观。」因此民 革也有一份责任，也应该改变作风。（注１７：一九五七 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