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出版社的编辑冯亦代则利用鸣放为胡风伸冤：「胡风主 张文艺要有自发性，不要钦定式。钦定式的文艺，是对文艺界头 上插上一刀子，文艺要丧命。这个主张是正确的。」

    　　其实，如吴祖光、李万春所抨击的「禁戏」问题，有些共产 党干部早已有所认识。譬如，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 院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会议，对京剧《四郎探母》是 否应当禁演发生争论后，中共副主席刘少奇表示：「《四郎探母》 唱唱也不要紧么，唱了这么多年了，不是唱出一个新中国吗？」 （注９：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红色宣传员报》。）北京市长彭 真在一次招待民主人士晚餐后的闲谈中，还说过这样的话：「文 化部的同志真是头脑狭窄。他们今天说这种题材不能用，明天说 那种题材不能用，若是照这样挑眼下去，恐怕根本没有题材可用 了。……其实，我们是听戏，其么题材不都是一样吗？」后来他 还颇为得意地对人说：「进城以后有那么一股风，这戏不能演， 那戏不能演。我就第一个在市委礼堂请人来演《贵妃醉酒》，打 开了这个局面！」当时身为中共「第八号人物」的彭真相信是赞 同吴祖光、李万春的观点的。叫人难以理解的是，他那么爱看京 戏，竟然让吴、李，特别是李万春这个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 他的鼻子底下当了「右派」。 　　中共执政以来，共产党和毛泽东被尊奉为「红太阳」。每次 集会时，人们必须起立恭唱「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文学家、诗人都围著这个太阳转。诗人李白凤对此深为痛恶， 在鸣放期间写了一封《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他在信中引用了 马克思的一段文字：「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著无穷 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著多少个体，无论它 照耀著甚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接 著又写道：这「在我们今天，不是可以参考参考吗？」 （注１０：刊于《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七月号。）

    　　大多数文艺家的鸣放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而发的。《北京日 报》的漫画家李滨声说：「有些人轻视漫画、轻视作者」，「粗 暴到野蛮的程度」。北京出版社出版他的画集时，不许在封面上 印他的名字，说「印上作者的名字会培养个人英雄主义」。

    　　南京的戏剧教授朱彤说：「一九五一年我创作了《书香人家》 ，苏南文联却要我检讨。后来我又写了讽刺喜剧《贾医生的烦恼》 ，江苏文联连油印几份讨论一下都不肯……几年来，我的话剧创 作生命几乎被窒息了。」

    　　北京著名的女舞蹈家戴爱莲说：她创作的舞剧《和平鸽》 「演出之后，就被教条主义者指责，扣上一顶『崇拜西洋、资产 阶级文艺思想』的帽子」。她是中央实验歌剧团团长、北京舞蹈 学校校长，可是团内、校内的事务均由党员把持，「我只能听他 们的，我的意见不被重视。」（注１１：李滨声、朱彤、戴爱莲 三人的言论载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这种情况十分普遍。民间文学专家锺敬文是《民间文学》杂 志的负责人，他在文化部邀请的一个座谈会上吐出了自己的怨气： 「党员的文章不经我这负责人同意就可发出去，我自己的文章在 《民间文学》上也登不出。」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苦禅是有名的国画家，他在文化部和中 国美术家协会召开的会议上述说了自己受排挤、被歧视的遭遇： 院方不让他教授国画，竟然派他到工会去，专事给职工代买戏票。

    　　漫画家们以往是不敢讽刺党的干部的，现在党本身鼓励批评， 画家的胆子也就壮了一点。当时中央理论刊物派人用轿车将《北 京日报》的李滨声接走，请他根据报资料作一幅漫画后，他画了 一幅《没嘴的人－－老实干部奖获得者》，用怪诞夸张的手法， 画了一位干部，五官堂堂，独缺一张嘴，意指这种干部是中共的 优秀干部。他还画了幅鹦鹉与一位干部对话。鹦鹉：「我专会学 人讲话。」干部：「哼，我是有选择的：专学领导人说话。」

    　　山东省的画家任选乔是省文联艺术部部长。他画了个褓姆模 样的女人，抱著个模样像成人、太阳穴贴著膏药的娃娃，娃娃手 中捧著一张「升官图」，下边的说明是：「乖乖，听我的话听， 我将给你个副局长的官作作。」这样的「攻击」党的干部的漫画 能够出笼，足见人们对于鸣放真的是百无禁忌了。

    　　不过，百无禁忌的日子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到六月初中共 「反击」时，李滨声的漫画被说成是「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 的宣传」，他本人则成了《北京日报》社头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 而共产党员任迁乔则成了「对党进行了露骨地恶毒地攻击」的 「反党漫画家」。（注１２：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和八月十五 日《人民日报》。）

    　　知识份子几年来一直处于受教训、被改造的地位，他们的不 满集中由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种孙教授的一篇短文表达了出来。 该文题为《中共失策之一》，用词不可谓不尖刻：「对知识份子 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最大的失策之一。」「在乡间，中 共提倡斗争的目标是地主、富农。在城市中共提倡斗争，斗争的 目标是买办、资本家。在高等学校，中共提倡斗争的目标是谁呢？ 自然不是工友，不是学生……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运动 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 每一运动起来，知识份子就会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 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 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份子的。」「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 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份子不寒心？……自然中共会说， 我现在是用了，没有一个知识份子失业呀！但打著用，骂著用， 把这般知识份子打服了，骂服了，就容易驾驭了吗了吗？…… 再这样打骂下去，仇恨就会结深，后果不堪设想……」 （注１３：《师大教学》第一五一期。）

    　　这种不满是普遍性的。浙江大学教授董太（龠禾）就这样 说：「共产党不仅把知识份子当门下食客，而且每次运动都把 他们当作批判的『罪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化学家傅鹰 的不满则有所不同：「这些年来，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都消沉 起来，处于无用的地位。」「六年来学校当局没有找过我们讨 论学校的方针大计……」

   　　其实，学校当局不找那些教授商量大事自有其理由。北京大 学党委委员文重便公开这样说：「办社会主义大学是我们的事， 不能放在你们（指非党教师－－引者）手里，这样你们就会把我 们的学校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了。」（注１４：见一九五七 年五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北京大学教师黄继忠《大胆的向党 和党员提意见》一文。）尽管不愉快，傅鹰还是觉得北大比他曾 执教过的北京石油学院还强些：「在北大，我只觉得党没有表示 愿意和我交朋友。在石油学院时，我可是觉得党踩在我头上。」 （注１５：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