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放时，北京大学的傅鹰教授对前去采访的上海《文汇报》 记者说过：「对一个负责的政府，说实话无论如何要比歌功颂 德好。四十多年前读《圣经》，圣保罗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因 为我说了实话，便把我当作仇人。」那时，他虽不知道毛泽东 「诱敌深入而歼之」的计谋，却已隐隐或到了不安，因为执政 八年来的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过。    　　上海的叶元龙教授在市委召开的会议上表示了类似的担心： 「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鸦鸣的时候，就一枪开过去， 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 腔了！」（注１：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三《人民日报》。）

   　　到了六月初，鸣放言论趋于激烈，中共似乎要有动作了。 川剧作家范朴斋嗅出了弥漫全国的火药味，便想消弭、化解这 场危机。他于六月五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 「今天全国鸣放，使大家发泄一下，把肚子里的闷气吐了，将 会更主动地发挥出他们的热情和潜力，使国家事务得到更多的 好处。否则郁塞更久，问题更大。」「既然郁闷很久，一旦倾 吐，难免感情激动，说得尖锐一些，这也是情理中应有的事。」

   　　外交部长陈毅在上海市长任内，与苏北古文家冒广生时有 往还。冒氏赴京省亲访旧，陈毅闻知，前往探望。交谈间，冒 氏对整风发表了若干看法，陈毅以为值得写下，并介绍给《人 民日报》，于六月六日发表，大意也是欲化解鸣放者与被批评 的中共之间的紧张气氛：

   　　「既曰争鸣，又曰百家，那就人各异鸣，由于各人的立场 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不能只允许肯 定，亦不能不允许否定。」「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行年八 十五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希望党内外人站在一条战 线上，把坏的风气移去，好的风声树起来。这才叫做整风，不 是整人。」

    　　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民盟的三位著名教曾昭伦、钱伟长、 费孝通与秘书长胡愈之到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处，谈论高等学校 的情形。「三位教授一致认为局面严重，随时可以发生大游行， 假使处理不妥当，学生若是和市民联合起来，也有可能发生类 似匈牙利的事件。」（注２：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章伯钧在 全国人大的发，言见《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八号第九 十五页。）章决定第二天召开会议，加约了黄药眠、陶大镛、 吴景超三教授。这便是「六月六日教授会议」的由来。这个会 议并不避人，因为还邀请了史良（民盟中央委员）参加。史是 坚决跟共产党、不批评中共的。（反右后，史被认是左派，照 旧做她的挂名的司法部长。）会中，六教授均认为各学校形势 严重，如果教师给学生领头，事情会闹大。这是他们不希望出 现的。他们也明白，要是出事，中共可以动用三百万军队，但 那样全国的人心就都散了。他们觉得民盟有责任帮助中共，要 站出来说话，帮中共稳住局势。

    　　但是教授也好，作家、古文家也好，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 域是杰出的，但是在政治上却都太迟钝了。因为早在他们说话 之前，毛泽东已将五月十五日选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发至党的高层，将反右部署安排妥当，只等扣发板机了。

   　　毛部署抓右派，至迟是在五月十八日。那天晚上，主持 《文艺学习》杂志编务的黄秋耘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 麟家中聊天。邵正鼓励他「大胆地放」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 来了电话。听了电话，邵「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 得慌乱而阴沉」，放下话筒对黄说道：「唔，转了！」并嘱咐 道：「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 （注３：黄秋耘《风雨年华》。）

    　周扬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他必定是从毛处得到由 鼓励鸣放转向抓右派的指示后才向其下属邵荃麟布置的。可知 中共在五月十八日之后仍鼓励人民鸣放的甜言密语纯属阴谋， 是诱捕无辜的圈套。譬如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直到二十四 日还在公开号召鸣放：「希望当外人士把要说的话说完、说透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知道毛有反右的部署后，仍然 将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资本家请去，让他们鸣放，后来 这些人一个也没有逃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则几乎天天 给算是非党报刊的《文汇报》下指示，促其为鸣放加温再加温， 后来该报编辑部成员几乎全数被他收拾。

   　　对这种做法，常人是无法理解的，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 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章乃器就不相信天 下竟有如此恶毒的阴谋。他在反右已经开始之后仍然说：「共 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 」

   　　然而事实正是表面一套，里面一套。五月二十五日，周扬 甚至在激请文艺工作者提竟见的座谈会上说：「希望大家意见 提得尖锐一点。你们太客气了，你们的批评只是一分，可是我 体会到我们的缺点有十分。」其态度之诚恳，使任何善良的党 外人士都料想不到共产党正在暗里布罗网。所以不谙阴谋伎俩 的作家、《文艺报》副总编辑萧乾直到六月一日还在《人民日 报》上写文章，认真地讨论实现「百花齐放」之道。他要共产 党对作家放得下心，「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会慢 慢放开啦」。

   　　有一种说法，谓毛泽东本欲接纳对共产党的批评，只是在 鸣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转而决定反击。这与事实不符。这 里不妨列一张时间表：

   　　北京大学第一张鸣放大字报于五月十九日贴出，是毛泽东 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后四天的事。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五月二十一日提出。

   　　龙云的「反苏谬论」，五月二十二日。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五月二十二日。

   　　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五 月二十三日。

   　　葛佩琦的所谓「杀共产党人」（见本章稍后的叙述），五 月三十日。

    　　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五月三十一日。

   　　储安平的「党天下」，六月一日。

   　　有些中共事后用以证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恶活动」，全是 在毛泽东五月十五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通知党内高层 准备反击右派后，在不知中共幕后部署的情况下，为中共反覆 邀请而「放」出来的。

   　　据粗略估计，凡因为「鸣放」而当上右派的人，一大半是 在五月十五日之后被劝说、诱导而中计的。譬如前国民党《中 央日报》记者陆铿，当年曾揭露过国民党的弊政，共产党为统 战、收买人心，给了他一个云南省政协委员当。反右前夕，他 远在南国，嗅不到北京待发的枪筒里的火药味。由于政协秘书 长两次动员，他写了份建议，希望共产党考虑与美国化敌为友， 大学用英文化替俄文，允许民间办报等等。可是他登了个鸣放 的未班车，《云南日报》将他的建议刊出时，反右已经开始了。 他这时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成了待宰的羔羊。他不仅成为 「大右派」，而且为此坐了二十年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