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子 　　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一直在被灌输一种观念：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有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也有缺点，资本主义也有优点。但是，当人们被问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何区别时，大部分人说不上来。个别人认为公有制、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等制度是区别点，但这些都是很有疑问的，也不是大家公认的。公有制从独一无二到主体地位到和民营经济同等重要，其实公有制已经并且将继续降低它的社会地位。党的领导似乎符合现实，但应当明白一个社会形态的划分并不是以执政党的名称为依据的，假如把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改称共产党，那么叙利亚和伊拉克岂不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官方的标准说法是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如果仔细分析，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同义反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背道而驰，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和现实相差越来越远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坦承自己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给社会主义定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按照这个标准，美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社会主义，而落后的中国、朝鲜、古巴、越南等反而不是。即使邓小平后来提议"不争论姓社姓资"，还是有许多左派理论家把许多现代化的东西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封存起来不准使用。眼看着东欧、拉美、南亚甚至非洲都逐步走向了现代化的道路而有５０００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还在姓社姓资的泥潭中徘徊不前，离现代化的差距越来越远，岂能不让有识之士痛心疾首？　　其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概念有很多层面的意义，有些说法符合它的起源，比如认为社会主义代表公平（社会财富分配更平均）而资本主义代表效率（保护产权和专利）；有些说法符合历史，比如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即国家形式的集体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和社会主义相对的是自由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有些说法在现实中符合自由主义的定义，比如北欧甚至包括西欧美国等国由于社会福利保障齐全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但其他社会保障相对差的国家并不统称为资本主义；有些说法在现实中符合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包括我国通常认为的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前东欧、前苏联、前蒙古、中国、越南、朝鲜、古巴，波尔布特统治下的红色高棉）被其他国家称为共产主义国家，是有别于社会主义的。另外有些国家自称是社会主义，甚至国名中都加入社会主义字眼，如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国，但并不被发达自由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国家认同为社会主义。而印度向往社会主义到了经济上实行全盘国有化，使之成为国家发展的一大包袱，也始终没有被国际社会认可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依靠公平的感召力起家的。国家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在工业革命前就在欧洲就基本确定了。但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导致的生产力的每一次重大改进总是使采用新技术的资本家受益，而工农业的自动化却暂时导致工人的失业和贫困，从而许多人设想靠某种社会制度把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由整个社会分享，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潮的起源。（参看拙作《从一元和多元到解读新左派》中相关的说明）。很明显，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平均意义上的公平色彩。相应的，经典的自由主义从保障产权出发，得出技术进步的利益应当由实施新技术的人在市场交换条件下自然享有的结论，而暂时的失业可以靠市场和时间来解决，政府的作用应当被限制在最小范围内。这一倾向被当成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概念都是据此而来，无论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还是颂扬资本主义的竞争精神。倾向平均就被称为"左倾"，而倾向竞争则被称为"右倾"。　　在社会主义的利益共享精神驱动下，一部分自由主义国家在坚持产权不容侵犯的原则下逐渐加大税收和福利分配的比例，演化为今天的福利国家，这些国家，典型的如北欧，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这些实行左倾政策的福利国家由于平均化倾向也影响了生产形式上的创新，被一些人批评为低效率。　　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要求在现实国家中废除自由竞争，用计划生产来统一生产和分配，从而彻底消除技术进步带来的失业和贫困的反常现象。在二十世纪前后，全世界都弥漫着一股社会主义的风气。这场社会主义大潮的结果就是产生了红色俄国。社会主义一旦由理论变成现实，其妨害创新和损害人的基本自由的弱点就暴露了出来。但是评价并没有一致。有些人认为列宁的共产主义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既损害了人权，又没有带来真正的公平，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是值得追求的。也有一些人忽略了红色俄国的缺点，仅仅羡慕它反资本主义的成功而推崇它。而哈耶克则在１９４３年写的《通向奴役之路》中把共产主义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等一切极权国家归结为集体主义的国家，统称为社会主义，并指出这是一条灾难之路。极权国家的现实使那些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望而却步，他们保留了自由竞争的制度并扩大了社会福利成为今天的发达国家。但是极权的特点却非常吻合那些没有任何民主经验的国家，尤其是前苏联的强大武力使社会主义成为民族国家追求独立和平等的旗帜。然而社会主义带给这些国家的是极权、贫困、内战和饥饿。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拉美、南亚、东欧、俄国包括一部分非洲国家才转向了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和政治民主的目标。然而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竞争的残酷性在这些后进国家又显现了出来，以致至今还有不少文人墨客诅咒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　　可见，社会主义如果是在保留自由主义国家制度的基础上促使国家采取更具有保障性的法律和政策，那么其实是以降低一定程度的效率（对创新的激励）为代价，缓和了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的震荡，保障了整个社会虽然稍嫌缓慢但很稳定的前进。但是社会主义一旦越过了自由主义国家制度的界限，或者政治上专制极权，或者经济上强行国有化，那么就会陷入饥饿、贫困和动荡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严重的就会发生像我国的反右、大饥荒、文革那样的灾难。　　虽然所有在社会主义旗号下建立极权国家和推行经济国有化的国家都自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并非都彼此互称社会主义，因为所有这些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标准。但是这些国家中的一类，以列宁的革命理论为指导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他们有共同的标准：他们之间互称社会主义，而其他国家则是封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党国家自称的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了特定的意义：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即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对于自由主义国家，则称这些共产党国家为共产主义国家。在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中，已经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划分，社会主义仅仅代表一种左倾（即平均意义上的公平）的思想。　　今天的中国人，包括我们在闲谈中提到的和官方文件中用到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基本上是沿用了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中定义的传统社会主义概念。也就是说把共产党国家当成社会主义，而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基本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少数原始部落一类）。所以当大陆的中国人提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仅仅指残存的中、越、朝、古四个共产党国家。像"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不适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取代资本主义"、"市场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等等这些说法，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利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概念的。　　由于列宁定义的社会主义（当然是延续了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包含了否定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竞争、财产权的绝对保护、不分阶级的全民平等、国家权力的分立和制衡等基本原则，所以所有的传统共产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僵化、贫穷、分化、落后的困境，这就迫使某些国家的开明领导人采取改革措施来部分地恢复自由主义的某些传统以改善困境。比如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抛弃了阶级专政的教条，代之以全民民主的概念，邓小平抛弃了计划生产的内涵，代之以自由市场经济，而越南则抛弃了生产资料国有的禁锢，实行土地私有化。这些向着自由主义前进的措施或者造成了思想文化的活跃，或者造成了经济发展的繁荣，但确实违背了共产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潮的深化，其本义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实现社会产品的平均分配。计划生产、生产资料国有、阶级专政、政府极权都是保障这一目标的必要措施。由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种以减少创新激励为代价创造公平的思想（使创新带来的收益尽量由社会分享而不是创新者独享），所以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的共产主义国家天然就具有僵化、滞后的弱点。而共产党国家的所有改革在改善这种弱点的同时，自然也就使原来的平均意义上的公平目标更难实现。对于实行经济改革的共产党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初期没有社会保障的自由竞争带来的贫富分化等弊病反而凸显了出来。就好比李甲为了杜十娘抛弃了万贯家财，而落入困境时又卖掉杜十娘换取了一点钱财。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所以共产主义者很难承认失败，总要坚持马列教条。这也就是为什么改革者要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右倾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即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有许多念念不忘传统共产主义的老理论家还在怀念大张旗鼓搞共产主义的五六十年代。　　社会主义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实践的失败，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两大遗产之一。怎样面对这个失败，不同的共产党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东欧、苏联承认实践失败了，转而采取自由主义的原则：宪政分权、自由选举、经济私有化、舆论自由等等。东欧经过短暂的阵痛走向新生，俄国则震荡至今，刚刚走出最低谷，但其已经摆脱了僵化制度的制约，资源、人才优势预示前景光明。中、越、朝、古则坚称社会主义仍然是先进的和成功的。中国、越南采取实用主义的原则破除了经济制度上的一些制约，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发展。但是仍然声称这只是初级阶段暂时的让步，总体指导思路还没有放弃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朝鲜和古巴则坚持原教旨的共产主义，坚守僵化和贫穷落后之中。　　对于中国的执政党领导人来说，要承认共产主义理想的失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使党和国家都付出了惨痛代价的目标，承认失败就相当于承认以前半个多世纪的努力都白费了。但是，假如还按照马克思构想和列宁设计的道路走下去，则不仅没有出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都将付诸东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邓小平先是提出"黑猫白猫"摸石头过河等不是理论的理论，后来干脆用不含任何共产主义色彩的三个有利于给社会主义下定义。邓这样做是迫不得已之中相对明智的做法，在不公开放弃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改变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质内容，在实践上向民主、法治、经济自由、文化多元前进。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可惜的是九十年代以来，虽然经济领域的改革继续深化，但与之配套的政治和文化领域却徘徊不前，而前进的主要障碍仍然来自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　　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人要面对的首要问题。纵观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可以看到无论是党内还是国内都有两个明显的目标在引导着中国的走向。一个以自由主义的民主、法治、平等、人权、自由为目标，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上表现为党的绝对和全面统治）、国家垄断经济、个人服从集体、平均分配消费品为目标。前一个目标是不明确的，但却是人道的，是每一个有志于国家现代化的人凭感性经验就能发现是值得为之努力的。而后一个目标却使中国人为之奋斗三十年却带来了巨大灾难不得不被修正的。改革带来的所有进步都是向着第一个目标前进的结果。但是坚持第二个目标的人虽然明知原来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灾难，但仅仅把改革当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修修补补以便能够本地化（中国化）。所以这第二个目标就成了对实现第一个目标的阻碍。正是这种阻碍作用使中国的现代化举步维艰，甚至可能使改革倒退。比如九十年代初搞的、后被邓南巡打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某些想恢复共产主义目标的人在力图消除改革的成果，共产党的十五大确定的进一步保护私有产权的政策使这股逆流不能再回潮。　　要想使中国的现代化不受阻碍地轻装前进，彻底审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好东西，因为具有资本主义属性就再不敢实施。提出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改革观点的学者不仅在理论上被保守派们大加挞伐，甚至在生活上都受到不公正对待，观点激进的甚至被看作潜在的危险分子。而那些为社会主义而慷慨激昂而实际也不明白社会主义为何物的人却可以不用像辩论赛一样讲道理，只要复制出一顶顶的刻有资本主义标牌的帽子套在别人头上，他本人就可以籍此捍卫了社会主义阵地，从而为将来加入权力阶层奠定基础。如最近《光明日报》刊登一个北大法学院博士生来信，用文革式的语言把国内著名自由主义学派政治学者指责成资产阶级代言人，并厉声质问青年学生的阵地究竟要由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来占领。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北大还能出现聂元梓第二，恐怕跟把社会主义四个字当成真理代名词式的教育体系不无关系。　　今天，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如果说有意义的话，那只是对于公平的自由竞争起一个补充的平均财富消费的作用，它只是一个策略性的、倾向性的概念。从来没有哪个理论家论证过没有民主选举和自治、国家权力集于一体、压迫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些反自由主义的特点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物，或者能够论证它们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公平理念的实现。所以社会主义不应当成为自由主义社会制度的对立物，而应当是它的有益补充。　　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原则是自由竞争，历史已经证明，并且中国官方现在也承认没有自由竞争的经济是死水一潭的僵尸经济。在保障产权和竞争的自由主义国家制度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代表了充分竞争和相对公平的两个倾向，资本主义由于竞争的残酷性而遭人批评，当然社会主义由于要求市场之外的力量干预也受人非议。而在共产主义教育体系中，资本主义被定位是自由竞争的代表以及有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物（比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私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社会主义的优势是生产资料公有、有计划按比例生产从而消除了经济危机等等）。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不仅不应当受到批判，而是应当受到保护和巩固。波普论证资本主义的必要也是基于自由竞争的意义上的。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环境中批评资本主义，无疑会使很多人误解为批判保障产权和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经济制度。　　总之，为了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社会主义应当恢复其平均分配意义上的公平内涵，但不应当是谈之变色的"利维坦"，更不应当成为改革的阻力。在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尚未立住脚时，空谈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人情冷漠、经济剥削无异于每天啃着白菜帮子研究肥胖症的防治。等待我们反对的不公平还很多，现在还轮不到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看法。请别再套用社会主义名词的原因也是如此。

   　　200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