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可以细化为好几个问题：农民在制度上受歧视；农民很难转化为其他职业；农民受到非法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和恶霸官府的压迫；农民的收入水平极低；农民的精神生活及极匮乏等等。这些问题在广大的农村普遍存在，除了在沿海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已基本消除。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农民问题要得到根本解决，可以采取以下两项措施：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法规，恢复公民的迁徙自由；普及自由选举民主政府和人大会，从而落实保障公民财产和人身权利的法律。第一项使农民不再是低下社会身份的像征，而是一个自由选择的职业，从而使农民可以自由地转化为企业雇员；而民主选举是维护农民免遭恶霸势力盘剥和欺压的根本举措。农民遭受盘剥减少就可能积累一些原始资本从而更容易创业。农民有了经济自由、择业自由再辅以义务教育，那么中国就会快速地实现农村城市化。只有完成了这个过程，中国才有资格进入现代化国家的门槛。所以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不是被恩赐减轻点负担，或者教育基层干部要为人民服务，而是要恢复农民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迁徙、择业和民主选举的权利。 　　有人认为农民应该离土不离乡。所有这样主张的人没有一个是农民。这其实还是要把农民排斥在以城市化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之外。这种理论用一个简单的"应该"两字就赋予了官方强行剥夺农民迁徙择业的基本人权以合法性和正当性。当年红色高棉把所有城市人口驱赶到农村也是因为城市人"应该"和农民平等。所有站在某个集团利益的立场剥夺另外一部分公民固有权利的做法都会导致矛盾激化，求和平而不得之。 　　官方今天对农民问题没有任何办法，要么简单地把农民在城市之间赶来赶去，要么就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类空洞无物的说教。今天农民的遭遇并不是党的基层组织没有力量，受到党外的不法之徒偷盗抢劫而遭受损失。恰恰相反，是党的基层组织力量过于强大，县、乡、村每一级党委书记就是所管辖土地上的土皇帝。制定苛捐杂税，强行罚款，私卖农民土地,从农民家里抢夺财物，强迫农民该种什么不能种什么，对上访告状的农民拘留关押殴打等等，农民正在遭受的苦难就是这些土皇帝们制定并执行的。北师大一个农村调查活动中听到村支书痛打要告状的农民后，这样说：共产党的官不是那么好惹的！而《人民日报》还要加强这些土皇帝的权力！难道农民受他们的气还不够吗？国家早就制定了村民自治条例和法律，依法治国也早喊很多年了，为什么实行起来就成了人治，成了书记治国？ 　　所以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恢复农民的公民权。今天的中国农民许多公民权被剥夺是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造成的。农民被"计划"像奴隶一样耕种土地，农民没有不服从"计划"的迁徙择业等权利。在中国古代，农民虽然权利也很少，但毕竟还可以在国内选择居住地和自己的职业。当农民受了冤屈还可以到公堂上击鼓鸣冤，无论哪级官员都必须升堂问案。现在的农民受了冤屈去信访，99%是打回原地处理，甚至三人以上集体告状叫"扰乱公共秩序"可以被拘留逮捕甚至判刑！这不是说总体上农民的人权还不如大清时期有保障，而是说农民作为公民其正当权利远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根据自由主义的原则，恢复农民权利，并不是等同于农民造反，农民就可以随意打杀别人。像二十年代土改那样农民可以随意大开杀戒当然是要禁止的。农民被恢复的是择业、迁徙的权利，也应该恢复合法示威的权利和其他宪法规定的权利，但并不是说农民可以把所有的基层官员、暴富分子等人随意批斗、残害，即便这些人普遍地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固有权利，生命、财产和自由都不能在法律之外被剥夺。那些有证据证明违反法律侵害了农民利益的人并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根据法律受到惩罚。要能做到这一点，也离不开政府由民主选举产生。

   3.腐败问题 　　中国的腐败成风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已经没有必要再用什么"一小部分腐败分子""总体上是好的"等词句可以掩饰了。腐败如此普及，说明这早已不是在个人道德素质修养可以解决的范围内了。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可以开出三个药方：一个是民主直选政府首脑和人大代表，一个是政府权利分立制衡，还有一个是民间监督。当然这些药方里就隐含着取消个人或集团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垄断。民主选举迫使统治者看重民意，否则就要被竞争对手取代，而国家权利的分立，使任何一个机构都不能有足够的权力为所欲为。这两点就保证了统治者至少不能腐败得明目张胆。民间的监督包括公民的游行示威和新闻舆论监督，尤其是新闻舆论的监督可以使统治者在幕后的黑暗交易曝光，从而启动法律程序把腐败扼杀在途中。 　　中国从来就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靠上级监督下级不仅颠倒了国家权力产生的基础，而且也根本起不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即便拿很多人开刀，非但起不了警示作用，反而使那些被杀的人感到冤屈。这种反腐败还不如叫养腐败。牧人把羊普遍养得肥肥的，需要时宰杀一只享用，如果某只羊不幸被选中，它只会觉得自己命不好，而不感觉是自己吃的太肥了。在自由主义国家，官吏和工程师一样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吃饭，靠能力和竞争保障自己的工作，官吏的报酬和待遇根据竞争的激烈程度和普遍的工资水平而定。偶然发生的腐败就如同大街上的小偷一般，虽然也有，但远不会达到人人如此的地步。 　　有人认为民主选举加上腐败传统会造成贿选成风，从而民主治不了腐败，反而被腐败治了。我的另一篇"谈选举"中说明了即便是贿选也比没有选举和包办选举更好。更好的依据是三个，第一是因为贿赂的对像是选民而不像现在是贿赂上级官员，体现了选民的重要性；第二，贿选是明里进行，遭到公开谴责从而不可能持久，比今天官场的暗中交易要容易根除；第三，即便贿选出来的官员或人大代表，也毕竟是靠选民投票选出来的，比今天上级钦点自然更加能涌现出为民请命的好官和好代表。所以从现实出发，民主选举和监督也是可行的。民国时期和台湾民主化初期不是经常出现公开贿选还有议员之间互相叫骂开打等现像吗？这仅仅是民主还不成熟的一个阶段，在各种严厉的批评和嘲笑当中，这种暂时现像就会消除，民主从而逐渐成熟。 　　腐败总是和秘密、暗中交易挂钩，而民主化则启动公开和透明的大门。腐败一旦暴露在阳光下并不会立即自动消除，而是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抗议，在千人指万人恨的声讨中，腐败才可能夹着尾巴逃到尚未公开透明的小角落里喘口气。等到民主成熟了，再也没有公众无权触及的黑暗角落了，腐败才可能销声匿迹。

   4.贫富分化问题 　　贫富分化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正在恶化。自由主义的政策靠几个方面的努力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首先，自由主义靠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使那些处于最底层正在遭受苛捐杂税剥削的农民免遭基层官员剥削之害。同时通过私有化使一部分国家资产直接转化为公民个人的财产，从而缓解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的困境。中国的土地资源在大部分地区已经少到维持生计都比较艰难的地步了，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这点土地应该划分给农民私有，各种以土地衡量的苛捐杂税以及土地税都应该统统取消。如此，最贫穷的农民阶层才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并且，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耕种，不必像今天这样连种植什么农作物的权利都没有。另一类贫困人群是城市里的失业工人。这些工人失业之后一无所有。农民可以分得一小块土地经营，但工人不能靠分得一个汽车轮胎吃饭。但把国家财产分配给每个人还是有办法的。把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或者出售得到的资金返还给工人，工人当然不能靠这些钱吃一辈子，但民间普遍有了资金就能够创造更多的民营企业吸收劳动力。曹思源先生说，人间正道私有化，这和自由主义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私有化的目的是使国家资产的一部分转化为穷人的初始启动资金和维持当前生活的来源。更重要的是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状态，那些政府官员以及和他们有关系的人掌握了几乎全部本属于全民的经济资源，通过市场化这种垄断权力轻易地转化为这些个人的巨额财产，这是当前贫富两极分化的主要根源。私有化以后，就没有多少资源可供垄断者发家暴富了。 　　其次，按照自由主义的政治民主原则，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应该选举出一个更倾向于照顾穷人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倾向于对穷人进行补助，扩大义务教育，促进穷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学家提出的许多针对贫富分化的策略在穷人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国家应该更容易实行，比如普及义务教育，监督政府腐败，扶持中小企业，救助特困家庭等等。但在一个自由主义没有站稳脚跟的国家，持极端平等主义的政府容易采取超越政府权力的手段，比如没收民间资本归为国有。这样就损害了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原则。结果要么是导致国内矛盾激化引发政变或内战，要么滑向专制独裁政权。独裁的本意可能是为了强行实现绝对的平等，这种向独裁的转化甚至会得到国内占多数的穷人的支持。但独裁一旦成为事实，就成为损害除了独裁者之外所有公民的邪恶力量。当人们认清践踏自由主义的恶果时，已经再也没有力量重新选择统治者了。 　　再次，自由主义奉行经济自由开放的原则，比那些设置重重壁垒的封闭式经济更加具有竞争性和活力，从而更有力的促进整体上经济的自由发展。针对中国来说，自由主义要求公民有迁徙自由，从而那些最穷困的人群得以脱离没有任何资源的环境，到能够更充分利用他们劳动力的发达地区工作。而发达地区接收了大批廉价劳动力之后，产品更具有竞争力。人口自由流动的最终结果将使全国各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趋于一致。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平均主义者总是想通过限制公民比别人更加富裕的可能性达到均富，但限制的结果并不是共同富裕而毫无例外的成为共同贫穷。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计划经济者从根本上禁止民营经济，结果不但是绝对的贫困，而且也更加不平等。从数学上就可以证明总体贫困更加容易增大贫富相对差别。比如，在富裕地区，穷人月收入1000元，而富人月收入10000元，可以说贫富差别很大，是10倍。但在计划经济国家，有工资收入的人尽管很低，比如50元，而无工资收入的人几乎是0，而50比0的结果是无穷大！即便不是像共产主义这样的极端主义，而是印度这样为了"公平"而实行国有化，并且在各个领域制造了民营经济进入的限制，最终也导致普遍的贫穷和明显的贫富分化。印度最近几年的自由化改革不仅使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同时也有能力展开义务教育扶持赤贫人群，从而降低贫富分化。中国进入90年代以来，贫富分化增大了，因为改革进程中有了权力进入市场的不公平因素，不如80年代中期那样既总量增长又避免两极分化，但是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那个"无穷大"比起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贫富相对分化的更大。 　　纵观世界上贫富差距特别大的地方，要么是政治上独裁，如拉美、非洲，要么是经济上封闭，如印度。当拉美在近年来民主化以后，以及随着印度的经济更加开放，这些国家的国内贫富差距在逐渐降低，并且总体上的经济实力在迅速增长。拉美、印度、东欧处处都在显示自由主义的原则给国家经济带来的种种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