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97年我在北大读研时，和一位同学共同去河北省赵县搞了一次村民自治方面的调查。然而农民所反映的却都是基层干部如何压榨群众，欺上瞒下，横征暴敛的事。其中，赵县王西章乡东湘洋村的一位村民王聚朝还因为带领我找村民代表搞调查，在我离开后被村支书毒打。王到现在还一直希望我能为其主持公道，我为自己没有能力帮助那些深深寄希望于我的村民而惭愧不安。现在我把这段过程写出来，但愿农村百姓的艰辛和苦难能被世人了解。也希望朋友们都来关注中国的农村民主改革。　　1997年夏，民政部负责村民自治的王振耀先生来北大做报告，讲述村民自治对农村建设和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受其鼓舞，我们"北大时事社"的几位同学商量利用暑假到农村搞村民自治的调查。王先生介绍说赵县搞的很好，县委书记宋东发和县人大主任王竹林都支持村民自治，宋还常骑自行车下乡。另外，人民日报曾报导过赵县北王村和高庄的自治典范。于是目标定为赵县。　　成行时，只有一位同伴高巍同往。费用全靠自理。我想了解一下沿路农村情况，决定骑自行车从北京到赵县，在石家庄和他会合。我花了两天半时间顺京广线经保定骑到石家庄。路上和同道骑车的农民们交谈。他们大部分知道村民自治这回事，但普遍不当真。我只听到过一例村民自己参选上的，但乡里让重选。在问到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谁做主时，大部分说还是支书权大。少部分人说差不多，他们商量着来。　　在石家庄我俩拜访了河北社科院的杨爱民先生。他是研究村民自治的研究员，40多岁。谈话中我认为既然村主任是村民直选，应该由村主任把持村务，至于任命的支书可以竞选村主任，但不能直接代替村主任行使职权。但杨认为要坚持党的领导就非得支书掌权，自治也仅是党领导下的自治。虽有分歧，但他对我们下基层调查还表示很欢迎。　　7月31日，我们骑单车到了赵县，住进5元/天的小旅馆。我们首先在街上转了一圈。在一条街心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宝塔，给人以历史久远感觉。城南不远就是驰名中外的赵州桥。我们随便问了几位路人关于宋书记骑单车下乡的事。典型的回答是：刚来还行吧，现在也就那个样子。后来石家庄的一位记者告诉我，群众没有直接说的内容是：宋书记前边骑单车，后边跟着摄影车。　　8月1日，我们到县委和县政府联系，希望了解一些关于村民自治的大概情况。由于是建军节，书记和主要官员都出去了。机关人员给了我们一本书《无形的大桥》，收录的是关于村民自治的法规、讲话、评论等。在县委办公室我们看到几块村民送的匾牌，上书感谢之词。我们想着干脆就找这几个村子调查好了，再看看到底是什么好事。我记下是大石桥村、丁村、北辛庄、南何家庄。　　从机关大院出来，我们游览了赵州桥，然后到附近的大石桥村调查。我们想先了解村民选举概况，于是打听村委主任的住址。有一群村民说：你们光找当官的，能了解什么呢？再向村民询问情况，大家却互相推委，最后让一少年领我到了村委会主任的家。由于这次经验，后来我再到其他村子就先找村民，后找或不找干部。村主任家院子很大，比较空旷。他从破旧的南屋出来把我们让到外表很新却没什么摆设的北房。他介绍说大石桥村该换届选村委会了，但由于村子要重新划分，村委会还没选举。他说除了棉花罚款等县里统一要收的之外，村里没有太多其他负担，人均大概80多块钱每年，这个数字同我家乡的县相比是少许多。在问到他是否一把手时，他说支书才是一把手。出了他家我们又随便走访了两位村民。他们对选举不以为然，他说自己去年是村代表，也不知现在还是不是。又说当官的什么时候都得吃点喝点。看着小雨要变大，我们就返回了旅馆。　　与后来几个村子相比，大石桥村表面比较平静，但不知背后矛盾如何，因为村民连负担明白卡都没有，村民自治基本没有推行开。　　至于棉花罚款，我想交代一下。　　赵县土地肥沃，风调雨顺，种棉本是致富之道。可是虫害却非常严重，尤其是滥施农药使棉铃虫有了抗药性。在虫害肆虐下，种棉往往血本无收。赵县为了完成向上级保证的种棉任务，就下令农民必须售一定数目的棉花，否则就罚款。农民宁肯交罚款也不愿种只付出没收获的棉花。强令农民种棉的做法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后来中央发文禁止棉花罚款。赵县当时尚未执行。

   　　　　　　　　(二)

   　　8月2日早晨，由于同伴生病，我一人向被《人民日报》报道过的北王村进发。当我路过一个叫封家铺的村子时，在路上和一位40多岁的村民谈起来。我先问村民自治的情况，他说由于开小会不开大会，村委会没选成。他们村有一位深孚众望的老人，叫李振孚，是老村支书，想竞选村主任，可是就一直不选。前任支书大林把20多万都不知弄哪去了，现任支书也把村里家底挥霍一空。村委会主任还可以，但没实权，支书一手托天。他说要是公平选举，振孚肯定能选上。我从北王村回来想见见振孚老人，他爽快的答应了，并留下姓名地址。　　我继续向西南进发，路旁有大片大片的果园。梨树飘香，好一幅田园风光。路过沙河店镇丁村时，找了个店老板，我问起村里的选举情况，他和弟弟介绍说对选举村委会的事都不清楚，但说生意不好做。又来了位客人还是讲不清。我顺便打听党员群众给县委写感谢信的事，可他们还是不知道。谢过他们的款待，我又上路了。　　大概正午时分，我来到了北王村。村里静静的，等了一会儿才遇到一位老大爷。我说明了学生身份和来意，老大爷很高兴的把我让到了家里。他是从田地里回来先做午饭。我冒昧的请求是否可以和他们一块吃，可以给点钱。老大爷歉意地说饭不好，但很欢迎我吃饭，别提钱。　　进了院子，看到北房比较新，可是没有装饰，开窗的地方是几个大窟窿，有的用塑料布蒙着。大爷把我让到炕上，拿出来几张白条，说麦收过后交公粮的钱至今还没结算，以至现在无钱买化肥。　　打白条是农村的普遍现象，值得一提。　　所谓"白条"就是政府收了农民粮食不给钱，开的收条。卖粮款发放到村里，等把农民负担的各种税费提留集资都扣除后，农民再到村里领剩余的钱。许多村七扣八扣之后，农民交的公粮还不够扣除的，反而欠村里钱。公粮是国家订购粮，并非无偿剥夺农民，可是经过县、乡、村各级机关经手后，卖粮款到不了卖粮的农民手中，既害苦了以种粮为生的农民，又使国家收购不到足够的粮食，只是肥了村、乡、县各级官僚。由于中国的粮食基本由政府专营，这种垄断使农民除了眼睁睁受盘剥而毫无办法。　　为鼓励农民售公粮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几年以前下令制止白条。可是如果真的不打白条，农民身上各种苛捐杂税就不好收上来，各级基层党政官员就没油水可捞，更谈不上靠上缴赋税的政绩升官了。上边也不愿把基层官员的饭碗断绝，往往矛盾激化了就管一管，平常也管不过来。对支书、乡镇、县委书记一类来说，给农民打白条有莫大的好处，又不象土匪强盗有触犯刑法危险，所以打白条仍是普遍现象。就我亲自到过的赵县8个村子来说，没有一个是不打白条的。　　我在跟老大爷攀谈的时候，大爷的老伴回来了。大娘和大爷一样，枯皱的皮肤下可直视被艰苦的劳动耗干了油脂的骨头。大娘象见了归来的游子一样对我亲切，重新做了鸡蛋西红柿面条给我吃。大家一起吃饭时，来了一些年轻人找我攀谈。　　我自然又问起村民自治情况，这毕竟是上过《人民日报》的村子啊。大爷说，要说强，那是几年前了。那时，村支书是贾国锁。国锁既公平又能干，领着大家把地平了，上了几台变压器，自己清廉，果园也能挣钱。那时还有过一个美国人来考察，把北王村的名声都带到了国外。国锁当支书时，选村委会也公平，经常开大会，有啥事群众都明白。　　村民说的这个美国人叫Susan V. Lawrence，中文名是李淑珊。在赵县县委得到的那本书《无形的大桥》里收录了他写的一篇介绍北王村村民自治的文章。李淑珊在文章里详细介绍了村民代议机构--村民代表会的运作，并寄予很大希望。但可以从文中看出是因为有支书贾国锁的支持，村民代表会才能提出不同意见并得到村委会的执行。　　村民说，后来贾国锁调到另一个镇当书记，不久又调到县直工委当了个清闲的副书记。自从国锁一走，村子就一天不如一天。大爷指着墙上的窗洞说，还是在两年前，攒了点钱把房盖了，可是到现在就是没钱把窗户都安好。　　大家接着介绍说，接替贾国锁的支书干了一年多，开始走下坡路。后来换的这任支书叫吴金元，光知道吃喝收钱。国锁在时靠承包梨树的钱就把许多活干了，还攒了些家底，群众几乎没负担。这任支书什么项目没上，向农民收的钱却多了好几倍。他们就是"土匪司令部"，一个小伙子气愤的说。他建议我去看看今天被村干部打了的一个村民。"村代表就一点不管用吗？"我问，回答是：国锁在时管用，现在不管用。　　离开了大爷家，我找到了挨打的村民张军锋。一个憨厚的中年人。他说自己平时在外做木匠活，从没有因不交家钱得罪干部。这次是因为给他算的地比实际的地多（地多就交钱多）他找到村干部希望丈量一下实际田地大小。没想到被支书等人推打出村委会门外，副支书张二歪还追出来朝他脸上打了一鞋底，当时许多群众都看着。我说你就忍了这口气吗？他说人家还还没完呢，反把他告到乡派出所了。他还拿出了传票给我看。我决定和他一起去派出所。　　我把自行车放在他家的机动三轮车上，一起去了北王村所属的高村乡派出所。为了壮势，他们去了五六个人。派出所的院子不大，北边一溜四五间半旧的平房。当时是下午3点多，院里没人，但车棚里停着6辆摩托车和一辆较新的自行车。　　那位村民和我找到一间屋里，有个很壮的人躺着睡觉。我们叫醒了他，他却仍躺着叫我们外边等。传票上写的是3点到，过了约半小时，来了一位自称所长的人。他问明情况把被传讯者领到旁边一间屋子，又唤醒了另一个警察（也可能是联防员）去问话。警察不客气的轰走了其他人，所长却发现了我。看了证件，他愿意和我谈一会儿。　　所长自称姓程。应我提问，程所长介绍说公安机关不参与强制农民缴公粮、提留之事；这里的正式警察没几个，大部分是联防员在值班；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治安问题有所下降。我又问到如果是该村民向村委会无理取闹，你们是否可以直接处罚他？程所长说可以。当我再问如果确实是村干部殴打无辜村民，你们是否可以直接处罚打人的人？程所长却说这要和乡里领导商量一下才能决定。　　最后，张军锋出来说没事了，于是我打算回封家铺。可能是我的在场使村民少了一些惯常的恐惧，他们非送我一些尚待长大的梨。　　在去封家铺的路上，我在想为什么象北王村搞村民自治这么有名的村随着贾国锁一走就立即人走茶凉呢？是自治没效果吗？显然不是，如果贾国锁竞选村委会主任，肯定会当选。他会继续造福村民。可是贾国锁的上任并非竞选而是某个领导赏识，后来也是上边把他调走，并非村民要选出如今的"土匪司令部"。从北王村就可以看出，村民自治仅仅是村支书治理村务的一个手段，并不能决定由谁来治理。好支书可以听取村民代表的意见，大事征求村民代表会同意，其实没有代表会等村民自治机构，象贾国锁这样的好支书仍然能听取群众意见，廉洁奉公。而但坏支书则完全可以把代表们凉在一边。这既是北王村的悲哀也是中国农村的悲哀，更是村民自治的悲哀。后来我仔细看了李淑珊的文章，他早已表达了对贾国锁之后的北王村的担心。只是我亲眼见到了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如果村民自治连谁来管理村务都不能使村民自由选择，那么她仅仅是花瓶一样的摆设，并且难免夭折的命运，更谈不上促进全国民主化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