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离开了高村乡派出所，经过一个叫南泥河的村子，我找个小杂货铺顺便了解些情况。店主对自治的情况也不清楚，但知道村委会和村民代表都选过了。我看天色不早，就离开南泥河驶向封家铺。　　下午6点左右，到了封家铺村头。我找到一个大院，里边是个小卖店。我向店主打听李振孚住哪里？他打量了我几眼却指向门外。我才发现院里蹲着一位黑瘦的老人。原来他听说有人要找他，早就在村头等着。　　我问他如果现在竞选村委会主任，他愿不愿意出来竞选，他回答的很干脆：这把老骨头虽快不中用了，可还能再干几年。他自豪的说，我当支书那会，村里没一分钱窟窿，群众也不用交乱七八糟这费那费。虽然很难相信这位老人有现代化的眼光，但其为村民办事，不徇私情的气概很令人感动。看来，群众信任这位老领导人不是没有道理。　　振孚老人愿意当众向群众表态进行竞选的决心和态度使人相信，如果有竞选，他会成功。假如在农村有良好的选举机制，象这样深得民心的人肯定能带领村民过上更好一些的日子。　　在我正跟李振孚谈话时，有人在院子里大嚷："反正也讲不了理，我回去劈了这帮王八X的！"这就是开头提到的王聚朝。他50多岁，是个铁匠。他知道了我从北大来搞调查后，一定要带我去他们村看看。我也有此意就随他去了。　　天擦黑时，我们进了村子。王气愤地说支书名义上到天津考察，实际上公款旅游去了。他直接领我到了村委会主任司英瑞家里。正好还有村民兵连长在场。王在街上告诉村民：北京来人专门调查咱村的集资费和棉花罚款的事来了，似乎我成了钦差大人。有些村民跟着也来到司英瑞家里。司看过了我的证件，尚未说话，王便要求他把帐本拿出来,司主任迟疑了一下，还是拿了出来给我看。其实我什么名堂也看不出。　　村民们集中反映的是两件事：一是棉花罚款，二是集资上变压器和修路。棉花罚款收了之后，由于违反中央政策要返还农民，可一年过去了至今农民没有收到。至于集资，大家都不知道，今年就突然从卖粮款中扣除了。司主任解释说棉花罚款是乡里扣着。集资则是村委会通过的：修路6万，给变压器上户口（注册）5万。后来证明仅是几个干部作出的决定。　　晚上到了王聚朝的家里，兄弟俩都是单身，但他弟弟有一个小孩，估计是结过婚。村民闻讯赶来20多人，不仅是棉花罚款和集资，其他不合理的事也都说了出来。村里有一项"耕地占用费"，按3元/亩交纳。可是群众的耕地都种着粮，为什么要交这钱呢？还有几人说售完公粮，可是钱竟然不够交提留的。尤其是村里张贴的售粮款的返还额与村民凭售粮白条实际领到的钱不一致，拿到手的普遍比墙上写的返还款额少几十块钱。在群众议论时，我突然对集资有了个主意：让村民代表开个碰头会，把这不合理的集资否决掉。　　第二天早晨，老王领我看了集资修的路：我估计约3米宽，三、四百米长，路面由无数凸起的小石子组成。而司主任介绍的是4米宽，500米长，按28元/米，共5.6万元。接着，老王领我找到了村副支书石清波。石的院子宽敞，围墙高大，黑铁门透出主人的气派。但石长的比较瘦小。我要求知道谁是村民代表，他有些不情愿的带我到村委会办公室，一间破旧的砖房。去村委会的路上，我问石为什么上墙的帐和群众领的款不符，他赶紧解释说，前两天上级来检查"六公开"，帐目都得上墙，可是帐还没算完（即想扣的钱还没扣完），只好把不完全的帐贴上。对这种弄虚作假的行经和牵强附会的解释，我懒得反驳。在村委会里，趁老王不在的空挡，石对我说老王是"劳改释放犯"，千万不要听他的。我只是看墙上挂的村委会委员名单。本来村民代表应当是村民代表会这种"议会"的"议员"，可是他们可能弄不清其中关系，也可能是怕麻烦，就搞在一起。我记下了这40多名委员的名字，跟老王挨个走访他们。　　在老王带领下，我走访了郭巧英、吕二训、石玉坤、司银生、张京茂、司荣彬等人。他们对集资的事都不知道是如何决策的，并反映了村委会基本没开过大会的情况。同时他们也算了自己的帐说明负担确实很沉重。比如家境相对教好的张京茂，家里养着几头牛，各种收入算起来约7000元，而负担是1690元。家里7口人，人均收入760元左右，人均负担241元。这早就超过了中央5%的界限。可是5%仅仅是政策而不是法律，所以违反了也不要紧，更有乡一级机关撑着。石玉坤老人对我说：你是北京来的，你在这，我可以有啥说啥，可你走了，我还得过日子啊。　　下午两点左右，当我正在村会计家等他回来时，村委会主任司英瑞找了过来。他说县里来人啦，到村委会等我，要我过去。到了村委会，一辆警车停在大院门中央。进到屋里，有许多穿制服的警察。司主任介绍一个便装的人是乡长。乡长问明我身份，又仔细看了学生证、身份证、介绍信，态度由很严肃变得温和些，说县里来人要找我，在王西章乡政府。我也正想把情况搞的更清楚，就坐车去了。乡长让一小警察把我的自行车骑到乡政府。路上，乡长告诉我有人打电话给县里，说一"劳改释放犯"领一骗子搞的村里不得安宁，所以县里才来人。　　在乡政府，我见到了县委宣传部部长。他照样问清情况，查看了证件，不再说什么。我把所见的不合理收费、棉花罚款、白条、农民不堪重负等情况向乡长反映。乡长再三解释，说有的是县里政策，有的是不得己而为之，有的根本不承认。他翻开帐簿，我看到上边写着东湘洋村人均纯收入2400元，而负担里只有村、乡提留两项，农业税和集资都未算在负担内。农业税是国家税收，并不沉重，只占不到十分之一的比例。但各种集资、摊派可重的多。我据自己调查对乡长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500-1000元。乡长的回答是：他们除了农业收入，出去打个工，平时养个鸡鸭，这钱都没算进去！事实上，张京茂把养牛的收入都算在内，人均收入才760元左右。乡长大人把老百姓莫须有的鸡鸭税都收上来了！　　下午三点多，我骑车离开了乡政府。他们邀我吃午饭，我婉拒了。想想再回二、三里外的东湘洋没有太多必要，而时间尚早，我决定再调查一个村子。正是因为我没有回去，导致一个星期后王聚朝的挨打。现在想来有些遗憾。　　我随便找了个叫西纪豪的村子，到小卖店买袋饼干权当午饭。吃了几块后把其余送给了眼巴巴看我吃的两个小孩。店主问我干什么，我说搞农村调查。正谈间，一位旁边闲聊的中年妇女要领我到她家看看。　　进了院门，只有两间十分古老破旧低矮的北房。进了屋，当面是一张不知有多少年历史的八仙桌，桌上摆着几只盛着玉米窝头的碗。女主人凄惨的说，因为计划生育要打胎，可是手术时大出血，险些丧命。医生说可以由村里出医药费，可哪敢去要呢？塌了5000多元的窟窿，几年翻不过身来。吃饭主要还是粗粮，有点细粮给孩子吃。可怜孩子正长个头，连菜都没的吃。我说买不起不能自己种吗？她叹口气说，除了在院子里种点，外边种什么菜都的给人偷去，越是种菜的少，越是偷的多，最后都不种菜了。我要走时，她先出门看看没人才让我走了，因为她有担心："要是支书知道你到我这，我们家就没法过了"。　　走在西纪豪的街上，虽然也有谈不上气派的新砖瓦房，但大部分是旧房子。墙上时常可见奔小康的标语。经过打听，该村竟然还是小康村。我想这可真是吃糠的"小糠村"了。　　在村东头，我跟一老者谈起来。谈到支书冯银全，慢慢又围拢过来20多个村民。开始还很小心，知道我的学生身份后，一中年人胆大起来："都是实事，怕什么！"。他首先讲了冯银权欺下瞒上，在石家庄市派人来听村民代表会时，他以每人到场奖5块钱拉了些人开会，又威胁他们谁也不许乱说，否则等上边人走了就收拾他。慢慢大家大胆了，把村支书所做的坏事一一抖落出来。　　我问：不还有村委会么？村委会主任就不管点用？群众告诉我支书把大队（村委会）房产都卖了，村主任还不知道。平时，村委会的章由支书老婆管着，而支书不在时，村务由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支书弟弟做主。村里很穷，但支书有两辆桑塔那！支书用公款做了两回生意都赔了，损失摊给村民。公家的机器用具只能由他家专用。96年发水灾，自己也受灾他却让村民交粮食捐给外地。实际也没捐出去，粮食换成酒肉被他领头吃了。上级发下的救灾物资，老百姓没见到就被他私吞了。全村每家都要按一间房屋6元交"房屋使用费"。凡此等等，几乎坏事做尽。至于白条、负担、在"六公开"里弄虚作假更不值一提。　　我问：这冯银全就不怕大家告他吗？群众说，他早就公开告戒大家：谁也别和他打官司，因为，别人用自己的钱（有限），而他用公家的钱（无度），所以告也不可能告赢。　　我知道冯的告戒是有效的：他已这样稳做多年支书的位子。但冯的话意味着：一，支书可以事实上随意动用公款；二，只要钱多就可以打赢官司。　　看天色晚了，我告别村民要回县城。经过村委会的时候，看到铁栅栏门紧锁，里边果然停着一辆较新的桑塔那。村委会邻街的围墙上有块黑板，那是赵县必不可少的"六公开"内容。在电费一栏，0.42元/度上被人用粉笔写个0.6。村南口有一小庙，几位妇女在烧香磕头。　　这"六公开"据说也和"村民代表会"一样，是赵县首创。这"六公开"是：财务公开，电费公开，计划生育公开，村务公开，责任目标公开，可能还有农民负担公开。"六公开"若真的执行下去，当然就不会产生各种尖锐的矛盾。可惜，制定者对支书们拒不执行（表面上当然要上墙公开）也无可奈何。也许，制定"六公开"的本意就在于突出制定者的政绩，要严格执行反而影响上交"利税"的政绩，因而有公开的形式就够了。比如电费公开，我见的村里除了南泥河，每个村的上墙电价都是4角多，每家用电多少度，应交费多少都在墙上写的很明白，而收费则按6角。如果你按墙上的数额交就要给你家停电。大石桥村的村主任给我解释过：由于电路损耗太大，按上级规定的四毛多钱的电价收费不够成本。比较一下我家乡大名县的电费收到0.8元，而墙上写0.35元，赵县的作假还是轻的。　　我又想起此行目的是调查村民自治。如果西纪豪实现村民自治，可能出现冯银全这样的恶霸吗？古时的地主也仅仅是有钱而已，有当官的亲戚撑腰才可能变成恶霸。可现在农村中象冯银全这样的支书，利用上级党委的支持，又勿需村民选举，把持村务十几年。这样的村官堕落成恶霸就决不是偶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