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离开西纪豪时，在村外靠近大路的地方我发现有一块几千平方米的土地被掘下去1米左右。我问路上一位老农怎么回事。他说村里把地里的土卖了，几年内不能耕种。"种这块土地的农民愿意吗？"我问。老人苦笑一下，"农民有什么办法，要是能免去这块地上的赋税就不错了。"　　以前在家乡听说过农民把不宜耕种的土地租给砖厂取土的事。可赵县土地肥沃，水浇地一季能收上千斤小麦，农民自己决不会出卖土地。况且，在中国，土地都是国有，农民无权处理甚至自己耕种的土地。但村支书干部们却有权把土地出卖，这是一条少数人发财的捷径。在河北省大名县大街村，村支书李国清伙同其他干部卖地400亩，得款80多万，除了向上行贿一部分，其余都挥霍贪污一空。全村农民集体告状，可最后把他免职了事，卖地的公款却无人追查。虽然禁止侵占耕地的标语到处都是，可唯一的结果是减少了土地出卖者的竞争对手，在贿赂面前，没有什么政策可以不让路。假如村民通过自治有了自主权，其效果肯定比在墙上刷多少个"禁止"有效的多。　　我回到了县城的小旅馆时，天已黑了。同伴高巍正要去报警。原来他见我昨天没回来，又听说有劫道的，怕我出事。我问他调查的情况怎样。分手前说好他去韩村镇的北辛庄和北白尚乡的南何家庄，顺便调查沿途村镇。北辛庄的两位村民和南何家庄小学的师生分别送给县委一块表示谢意的匾。　　高巍说由于感冒休息了一天，第二天走访了这两个村子。不分南北，只有一个辛庄。辛庄的那两人据说是退伍军人，因为县里帮着贷款做生意才送匾感谢。而南何家庄小学则是因为县委书记亲自坐镇盖好了教室，可资金贪污挪用之后盖成了危房。后拆掉重盖，又盖成了危房，至今小学生们只能坐在院子里上课，不敢进屋。师生们气愤不过，送匾给县委书记宋东发，表面感谢，实为讽刺。　　谈到村民自治，高巍说辛庄搞的挺好。但也不是因为村民选举了一位好村主任，而是摊上了一位好支书。辛庄的支书70多岁了，可红光满面，高巍以为才四、五十岁。这位支书也当了好多年了，因为公心至上，百姓信服，他的支书位置也不易动摇。辛庄的群众说村里不搞假的"六公开"，上报的收入是实的，所以负担也轻，也没有乱七八糟收费摊派。因为上报的数字低，所以也没有评上"小康村"。但是村里有锅炉房给每家村民通暖气，我还从未听说其他地方有这等事；村里的小学盖的很漂亮；村里治安极好，没有偷摸的；村民安居乐业，几乎没有什么官民矛盾。　　辛庄的支书决定着村里的大事，但具体事都交由民选的村主任办理。老支书想在有生之年把现在的村主任培养成他的继任者。　　辛庄的现状固然可喜，但会不会是北王村的昨天呢？老支书的位子与其说是上级党委任命的，不如说是历史形成的。又有谁能保证老支书退位之后的新支书不会是北王村的吴金元呢？谁能真心为村民办事，自然辛庄的群众心里都清楚。但群众是无权决定谁来当支书的。一心为公的老支书在时，可以主持公正的选举，产生一个好副手。但假如吴金元、冯银全们来辛庄做支书，村主任的选举还会公正吗？即便群众选出一个象老支书一样的好人当村主任，他作为二把手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辛庄的将来只能拭目以待。　　至于南何家庄，高巍说由于没有党员，所以也没有党支部。村里也没有选举，上级任命了一个村主任，但村主任也不管事。村里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该交的赋税也没人交，所以谈不上负担重，可该干的事也没人管。治安混乱，高巍就是在那里听说有人躲在玉米地里劫路。　　从南何家庄可以看出，村里出了坏领导班子老百姓要倒霉，可是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也不是老百姓的福分。两害相权，难分伯仲。有一个好的，至少是不坏的领导班子，老百姓才能过上太平日子。南何家庄虽然现在破败，如果乡政府能借机组织好村委会选举，群众选出领头羊，又没有支书掣肘，再加上土地肥沃、果树副业、交通方便等因素，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子要富起来也是很快的。　　我和高巍交换了情况，决定明天再调查一天，然后打道回府。　　第二天十点多，我们骑车到了县城北方的苏村。苏村靠近新修的国道，交通方便。进了村，我们顺便问了两个村民群众关心的负担情况。村民说因为靠着大道，所以有许多工厂租用村里的地，有了收入，村民的负担就不太重。　　我们接着找到了村委会大院，但里面没找到村干部。办公室里有一个喝醉的汉子，胡言乱语听不懂说什么。等了一会，进来俩人象是乡里来的，他们看了我的证件，说村干部都不在，别等了。出来后，高巍看到一人家还是土坯房，有点古老的味道，他就去那家访谈。我则和路旁蹲着谈话的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攀谈起来。　　大娘听说我是北大来的学生搞农村调查，起身四面看了看悄声对我说："你远远跟着我，看我进哪门，你也跟着进哪门。"我觉得有点蹊跷，但还是照做了。因为西纪豪的那位妇女就害怕让人知道我进她家门，这位大娘可能也是有此担心。后来证实的确如此。　　大娘家门朝西，进门迎面是邻家高大的北房西侧墙。这墙和大娘家的土西屋夹成一仅容一人通过的胡同，经过胡同才到了被挤成长条的院子。跟着大娘到了低矮的北屋，我问：邻家的房怎么盖到你家院里？大娘话没出口眼泪就先落下来。她说邻家是村里的片会计（可以理解成小区会计），和村干部好。她嫁过来就一直住在这个家，可邻家盖房时想把院子盖宽敞，就挤大娘家，强行把北房盖在大娘家的院子里。支书和邻家好，就另划了一块宅基地给大娘家，让大娘把现在住的地方让给邻家，还勒令98年五一以前搬家，否则就把这的房子拆了，那边的宅基地也不给你。　　"哪有钱盖房啊"，大娘说着又哭了。这时，大娘的儿子和小孙子回了家。大娘让孙子快去买茶，我阻拦不住。男主人长的较瘦弱，一脸老实相。大娘接着说，她儿子原来结过婚，留下个孩子女人走了。后来又娶了个寡妇，媳妇来时也带个孩子。可是竟因为他们有两个孩子，村支书说他们违反计划生育！要罚3000块钱，不给，乡里来人把儿子抓到大队打了两次，逼走了3000元，别说收据，白条都没打。当官的都好几个孩子，也没有谁被罚计划生育的款。现在连买肥料的钱都没有，哪来钱盖房呢？到明年五一，我们到哪去住呢？媳妇嫌儿子窝囊废，领着亲生孩子回娘家了。大娘边诉边哭，男主人只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我安慰了大娘几句，留下地址，就离开了。到我出门，也没人告诉我男主人名字。出门不远，男主人拿着我的毛巾追出来，还故意问："是你的毛巾掉路上了吗？"，其实是我忘在他家里，我当然知道是他害怕让人知道我去过他家才这么说。　　98年5月初，男主人打电话给我，才告诉我说他叫孟新顺，说邻家果真说到做到，正在拆他们家房子。鉴于赵县书记宋东发给我写过一封回信，我报着试试看的心情又给宋写封信，希望他能过问这件事，可至今杳无音信。不知孟家现在是否露天而宿。　　如果说西纪豪的支书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土豪，则苏村的支书、会计就是专捡老实人欺负的恶霸。这些土豪恶霸之所以能横行无忌，就在于背后有官僚机构的撑腰。虽然赵县推行村民自治每村都成立了村民议事会这样的村民代议机构，但几乎没有人能想起要靠议事会解决什么问题。　　象孟新顺这样的老实农民，平白无故被逼到倾家荡产的地步，除了碰巧有恶邻、混官，就没有其他原因吗？由于土地公有，他自己祖传的宅基地也无法保住。"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小就被告之是资本主义宪法的特征。在"公有"的旗号下，掌权者却能轻易霸占别人的土地、财产。我真的很担心孟新顺会不会铤而走险。

   　　　　　　　　（五）

   　　我们离开苏村，骑车回到了石家庄。这次调查就结束了。　　回到北大，我给赵县书记宋东发写了封信反映农村矛盾，希望他能着手解决。他回了一封信，说赵县的总体是好的，有个别问题也正在解决，后再无联系。我们组织了一次活动，我和高巍就调查情况向同学们做了介绍。可是人少，反响不大。我就此还写过一篇文章，想登在社刊《时事》上，不想还没出，就遭封杀。后来忙于毕业论文，就忘了这事。直到毕业前，98年6月份，赵县东湘洋村的王聚朝突然来北大找到我。　　王告诉我，我走后一个礼拜，村支书石喜存外出归来。在街上拦住王聚朝，一把掐住脖子，拉到村委会拿木杠将王一顿毒打，打得遍体鳞伤。石打人时村委会的喇叭还开着，全村人都听着。王拿出被打后的照片给我看，这是有人告诉他为告状用才照的。王还拿出一份有35名村民的签名信作证。王说，这是第二次签字，第一次有二十多人签了之后，交到县委督察室，再也要不回来了。　　从98年6月，到99年春节前，王找了我五、六趟，希望我能到赵县为他主持公道，讨个说法。我为他写过一些材料，可总觉得去赵县也没用。除了东湘洋的王聚朝，还有苏村的孟新顺，北王村的张军锋，西纪豪的那位不知名妇女，等等我真想知道一年半以后的今天他们在如何生活，可我只能无奈的看着他们的苦难。　　王聚朝同时还带给我他们村村民司宝珍写的反映农民负担的信，及两份催村民交款的催款书。催款书上把东湘洋的村民年度人均纯收入提到了2769元，椐我调查，去掉最前边的2，这个数字才有可信性。可见这些土皇帝们一刻也离不了谎言过日子。　　通过这次调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民主并非是富人的奢侈品，而是解决现实中国人民痛苦的对症良药。　　群众的痛苦主要来自基层干部的盘剥和压迫。而基层干部由于有掌政者撑腰，不由群众选举产生，不受群众监督制约，所以可以鱼肉百姓而毫无顾忌。只有民主自治才能使群众信任的人成为基层领导人，使人民摆脱目前的苦难。　　"农民素质低，不能实行民主"绝不是维护农村那些土皇帝的垄断地位、压制民主的借口。虽然腐败盛行，世风日下，可总是有廉洁奉公、为人民百姓服务的群众、干部、党员。比如北王村的贾国锁、封家铺的李振孚、辛庄的村支书。关键在于有民主的机制使这些有能力、有威信的人成为村民的领导人。民主选举的机制也将鼓励更多的人变成克己奉公的基层干部。同时民主监督机制也将淘汰那些只会搜刮百姓的混官。群众的文化素质再低，对关系到自身利益的干部选举也是敏感的。设一万条考察干部的标准，也不如群众的认可。　　农村民主没有必要担心所谓的大姓大家族造成不民主。在我们调查的所有村子包括听说在内，没有一个兢兢业业为本村同姓家族服务同时欺压外姓群众的村官。如果是清官，所有群众都赞扬，如贾国锁在村里就没有多少同姓。如果是昏官，所有群众都反对，如东湘洋的司、石是大姓。可是反映负担沉重，干部搜刮百姓的村民姓司、石的也占多数。为王聚朝被打鸣不平按指印的35个村民里，司姓占24个，石姓占4个。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获多数群众选票的人就一定是大家最相信能秉公办事的人，无论考虑各方利益多么周到的任命也不如群众的选票。　　二、村党支部书记的专权是实现村民自治的最大障碍。　　村民自治的内容有两个：一是民主选举，村委会和村委会主任都由民选产生；二是民主监督，由常设的村民议事会（或村民代表会）审查、监督村务。如果这两条能作到，就可以说村民自治取得了成功。但村民自治最有意义的内容实际上是由村民选举产生村里的行政领导人。　　尽管选举和监督机制都很原始，但从八十年代国家就在推行由民选的村委会负责村务。村级政权的象征不是村党支部的章，而是村民委员会的大印。可实际上村委会的印章却一直由村党支部书记掌管。在我们的赵县调查中，没有一个村由村委会主任说了算。说白了，群众费事不少却只能选一个二把手，那么选举的意义又何在呢？比如在美国，假设民选的克林顿只能当副总统或国务卿，而戈尔却被民主党任命为美国总统，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不难想象，选举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乏味的，村民不会有什么热情。事实也正是如此。这就是赵县各村不能正常选举根本原因。接下来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村民不愿选，村主任只好任命，上级也乐得任命；村主任上无乡党委支持，下无村民拥护，也就拿不出一村之首的气概，最后也乐得跟着村支书为虎作伥，赚点油水。　　村支书的龙头地位并非宪法赐予，也非村民选举授权，而是仰仗乡党委任命支持。既然和群众支持无关，支书自然就不把村委会、议事会，更别说普通群众放在眼里。搜刮来的钱除了给乡里送一部分，其余就可自由支配。这么好的头把交椅怎可轻易让与村主任？　　农民不听怎么办？乡里的指示、摊派、罚款、提留都下到村支书这里，不听话的农民可由乡政府处理。乡里是有派出所等暴力机关的，自然谁也不敢对支书怠慢。　　不是有许多好支书吗？有人会这样想。如果支书都象贾国锁那样，不也行吗？是的，可这毕竟是假设。要是这个假设普遍存在，恐怕就没有必要推行村民自治了。正是因为村支书专权造成农村矛盾和经济落后，国家才想出村民自治的法子。可惜支书专权依旧，这村民自治便流于形式。如果村委会主任是一把手，我想贾国锁这样的好支书去竞选村委会主任的职务是毫无疑问会当选的，可实际任命的一把手支书们又有几个贾国锁呢？　　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应当写入宪法。　　按从小学到研究生所受的教育，这似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无论它姓社姓资，对于保障普通人民的幸福，这一条是必不可少的。　　官民矛盾的激化表现，就是把不听话的农民捉去毒打，直到打死或打服。派出所就能随便捉人么？虽然有点文化的人谁都知道不能，可农村就认为天经地义，甚至所谓的联防队就可以用暴力对付"不老实"的农民。　　苏村的孟新顺且不说不该交3000元罚款，就是应该交，只要没有法院的判决，靠暴力逼迫他交钱的行为其实就是抢劫。可没有人去追究这些抢劫犯的罪行，他们依旧带着官帽去实施新的犯罪。受害者孟新顺连退回一部分钱就当成不敢想的恩惠了，哪里想到了他们侵犯自己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行为是犯罪！　　如果这一条写入宪法，让全体人民都耳熟能详，那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即便再穷凶极恶面对法律的制裁，他们也不敢肆无忌惮的欺压百姓。　　如果群众的权利一直受到伤害，最终他们的愤怒将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本文最后，我希望看到村民自治能为我国的民主建设从荆棘中杀出一条路来。村民自治的续曲应当是乡、县、省自治，也就是说，各行政级别首脑，直到全国元首都由人民直选产生。这一天也许很遥远，但你希望现在十几岁天真活泼的孩子在几十年后共同沐浴在民主的阳光下呢，还是希望他们变成势不两立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农村调查记事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