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敏如文集：不是傳奇

不是傳奇
現在我真是害怕接聽電話。剛剛從維也納打來的女高音和我談了好一陣子，只好答應兩個月後再回覆。為了市政府音樂廳的整修，我必須把所有節目移後半年。前些日子在一個黑管獨奏會之後，北艾拿了些從電腦印出的紙張要我看。還真嚇了一跳，是誰這麼有心把我這些年來所寫的傳單，我工作的動機及媒體採訪的紀錄全製成了網頁！電腦我不懂，可是上了網的後患，可領教得透徹。除了瑞士本土之外，來自歐洲各國，只需有上台機會，願意無償演奏的個人與團體，相繼跟我取得聯繫。有的寫了文情並茂的書信，有的送照片贈光碟，無非是想一展身手，獲得認可的機會。我知道如果莉莎沒搬出去，就必須對我更有耐心。大約十年前，她當選為區裏的主委之一以後，我們之間的距離愈加擴大，不但共同話題明顯減少，興趣更是南轅北轍。現在她已和那個從事園藝的男友住在一起，心情應該好些。就從最近一兩次他們請我吃飯，我也回請他們時的氣氛，可以清楚感覺出來。
   1947年法蘭茲‧格林出生於瑞士索羅屯邦(Kanton Solothurn)，父母均為簡僕的工人。他一生從事小學教師的工作，十九年前為了讓一般販夫走卒也能親耳聆賞高水準的古典音樂，以最克苦的方式獨自一人籌辦音樂會，至今已有三百多場，成為瑞士西北地區的傳奇人物。

   莉莎是我在師範學校裏的同學，我們在二十一歲那年匆匆結婚，不是因為先有了孩子的關係，而是我們有一個在山上小學工作的機會。他們要求一定要夫妻檔教師，為了獲得這個工作，我們只以兩個月的時間，一邊應徵面談，一邊籌劃婚禮。這事雖引起家裏極大的不愉快，我們還是如願上山。
   那是個海拔一千多公尺的美麗大草原，能見度好的時候，可以望見遠處群峰高聳的阿爾卑斯山脈。春天開著窗睡覺，一大早便會被吱喳的鳥聲吵醒。山上只有幾戶素僕憨直的人家，學生寥寥數名，生活起來沒有壓力，我們也開始有了自己的收入。那個冬天下了場罕見的大雪，讓人幾乎無法在外正常行走。就在這大雪封山，天寒地凍的時候，我們第一個出生不久的孩子卻因病夭折，這事著實讓我們難過了好一陣子。
   我們在山上渡過了一段沒有煩囂人際，出門即可踏青的日子。第二年，朋友梢來消息：一個教會機構招人到非洲服務。我和莉莎興緻勃勃地，打算到維也納接受訓練以便前往，不料卻遭到父親堅決的反對，他甚至以死相逼，說是如果我真去了，就別忘了帶些非洲的野草回來種在他的墳上。我只好放棄這一難得的機會。

    二十一歲的格林在1968年帶著新婚妻子，去到瑞士與德法交界烏拉山上的一所迷你小學任教。正當全世界各大城的年輕人，如火如荼展開反越戰反資本主義浪潮，毛澤東與卡斯楚被拱捧成勝利英雄，共產主義方興未艾之際，格林有幸能遠離俗世爭議，在群山環擁中毫無疑惑踟躕，讓早已在他內心駐守多時，對自然的大愛得以不受拘束儘情發揮。
   我們陸續有了四個孩子，大女兒後來成了護士，雙胞女兒中早出生四分鐘的姐姐，先是木工學徒，又受訓轉行，現在任職邊界海關。雙胞妹妹原本是老師，卻改到電信局上班。唯一的兒子在他喜歡的建築行業裏待了幾年，突然興起當老師的念頭，便克苦自修報考師範學校，現在跟我一樣是個小學老師。孩子都已成年，我也當了爺爺，和莉莎的離異應該不會對他們有所傷害。
    我自己在幼年時便已清楚知道，將來會以老師為職業。不是我對教職單純的崇拜，而是家裏的因素。我在二次戰後，出生於瑞士西北部烏拉山南麓一個叫Trimbach的小村莊裏。父親是油漆匠，母親在附近的工廠上班。我排行老二，上有一繼承父業的哥哥，下有一當電器工的弟弟，以及一個在印刷廠任職的妹妹。由於父母的第一個孩子是男的，母親懷我時，便直覺地認為我應該是女孩。她在懷孕待產期間，便手織了許多女孩子的衣帽手套及裙褲備用。雖然我的出生帶給家裏些許的失望，他們卻也捨不得將織好的衣物丟棄或送人。直到三四歲為止，我一直是被裝扮成女孩，跟我作伴的也是娃娃之類的玩具。還好這個為滿足父母心願的裝扮，並不曾引發我對自己性別認同的困擾。
    村子裏大部份的人，不是在鐵路局就是在Bally鞋廠就職。爺爺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公，是家族裏唯一較有學問的人，當了一輩子的老師，更是我父親心目中的模範人物。我自小便學習快速，相當聰穎，大人們早就把我和叔公相提並論。大約在小學一年級時，成為老師的種子便在我心裏萌芽，所以我的職業選擇不曾經過思考掙扎，是自然形成。
    我們舊時的家離樹林子大約三百公尺。森林是我和同學及鄰家男孩遊戲的天堂。任何男孩們聚在一起又沒大人在場時，所可能玩的花樣，我們無一不實驗，無一不經歷過。我們比賽爬樹、削樹藤做弓箭、扮印地安人、玩警察抓小偷。在樹叢野草堆裏神出鬼沒，比賽誰被割傷刺傷最多，而又神態自如，嬉笑自若。有次我把尼可塞入一空樹幹內，讓他的兩腿相交叉而無法以自身的力量爬起，以做為他遊戲作弊的懲罰。又有一次為了包抄一頭小鹿，我們四散各處卻迷了路。天很快暗了下來，我在林子裏又飢又凍，渡過恐怖後悔的幾個小時。五個男孩同時失蹤的消息驚動全村，當村子裏的男人又叫又喊，氣急敗壞地分別找到我們時，卻又如釋重負地忘了責罵。我們幾個獨自在山野直到深夜的男子漢，頓時成了學校裏的英雄。幾天後，當我們又聚在一起時，便互相吹擂評比，誰受到的懲罰最嚴厲。

   格林原是山野孩子，他的詩作「春天」紀錄了他對人類應多親近大自然的要求：
    花園裏森林中
    一次次的呼吸與翩動
    朝向遠方濕冷的原野
    雲雀歡頌著春之歌
    鶒鳥大聲笛唱
    一生的智慧
    人們庸庸碌碌
    鶒鳥是否過於輕聲？
    啊，你們太過富裕的小丑
    難道要吹奏起長號
    才能在你們疲憊的耳裏
    再度響起旋律
    我自小便對鳥類感到興趣。叔公有厚厚一大本鳥類圖鑑，是我最喜愛的課外讀物。我常獨自在林子裏徘徊一整個下午，觀察鳥的習性，傾聽它們不同旋律的歌唱。藉著圖鑑上的指引，我很快能分辨各種鳥類的特質，準確無盏亟谐鏊鼈兊拿帧r常，我要在林子邊緣流連，直到遠遠看見母親在門前揮手，才不捨地踏著夕陽回家。
    記得小學四年級我和彼得參加一個賞鳥活動，除了我們兩個小毛頭之外，全是中老年人。他們戴呢帽、著七分褲、綁腿、腳上是一雙雙厚重的登山鞋。他們胸前掛著望遠鏡，手握輕便的木杖，一副行家的裝備與派頭。有兩個不相干的小孩參加他們的隊伍，大人們覺得新鮮又有趣，我們也就特別受到歡迎。進入森林後不久，領隊的解說員開始指這兒指那兒，要大夥兒看東看西。就在大人們興致勃勃以望遠鏡朝左朝右上下張望，忙著作筆記時，我發覺解說員的介紹，張冠李戴錯誤百出。更讓我心慌的是，大人們竟把這些不正確的知識敬謹地抄錄下來！一路上我只小聲地向彼得抱怨，對這些平時在村子裏發號施令的父執輩感到無比失望。直到現在，這種不懂自然卻又大肆吹噓的現象，仍在所謂環保團體或賞鳥俱樂部裏不時出現。環保雖是目前重要的議題，絕大部份的人卻因不了解自然，所以就不能愛自然，不懂得愛又如何奢談保護。原來許多人膽敢對於他們不懂或僅知皮毛的事物大放厥辭！
    格林說，希臘文裏「心理」一字包括有靈魂、氣息與蝴蝶的涵義，而這三合一的組合恰恰反應出他純真潔淨自由，容不下丁點虛偽雜質的本性。他的一首譏諷知識菁英的詩是這麼寫的：
   自認比別人都懂的假先知們
   不要以為少了你們靈魂的團結
   那烏黑雲層
   便不消逝
   你們可以驕傲於對科學的信奉
   將自然剝繭抽絲依序排列卻又分散背離
   在你們偉大世界思想的背後
   生命精靈卻開始在內裏不安地顛簸搖晃
   無力的權勢在漆黑的夜晚造訪
   你們雖甘屈貧窮
   當夢想降服退位
   戰戰兢兢卻又將自己和入富裕與豐饒
   你們不敢信任理想
   更害怕築夢
   世界是白白給的你們卻播種了沉淪與腐敗
   你們活過了也終將死亡
   不求慎解是非不分的賞鳥事件，對當時幼小的格林打擊甚大，由於對大人失去了信心，便將自己逐漸閉鎖起來，是種無意識的自我保護。他開始大量閱讀書籍，把自己與外界隔離。接觸到鋼琴之後，才只是十一二歲的少年，便如同職業鋼琴家，每天數小時瘋狂地練習。

   為了上師範學校，我在小學六年級開始學鋼琴。買琴對一個工人家庭是極為沉重的負擔。我是父親的驕傲，他也就咬緊牙關為我買了部二手琴，再以數年的時間分期償還。雖然瑞士不曾遭到二次大戰的蹂躪，五十年代末的鄉下，學琴的人還是極少。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在教堂司琴的胡伯先生，我便以每次兩塊錢瑞朗的代價，開始跟他學琴。大約一年以後，我的琴藝便幾乎與老師相當。每回上課我必須故意彈得其糟無比，好讓他有指導我的機會。胡伯有時在上課中打瞌睡，直到我的琴聲停了，他才慌忙醒來，說：「嗯，很好，再彈一次。」我跟父親提到無法進步的困擾，他便積極尋找更適合我的老師。後來的加賽先生讓我得以一窺音樂的奧秘。他讓我嘗試各名家的曲子，讓我了解人類情感的起伏與自然的盛衰，如何幻化成抽象音符透過指尖，傳達演奏者不同性情所做的不同詮釋。
    在跟從加賽老師學琴期間，我並沒中斷去胡伯先生家把曲子彈糟的努力，原因是不願讓他感到技不如人，而有著被拋棄的難堪。三年後我和其他加賽老師的學生有了公開演奏的機會，沒料到胡伯先生也來聽音樂會，當時我雖然焦急也只得上台。結果當然是，胡伯先生主動不再收我當學生。
    法蘭茲‧格林曾在他的筆記中寫到：一個美麗四月天的傍晚，我在老師家裏學琴。彈了一段，我停下來等待老師的批評。在一段長久的沉寂之後，老師才輕聲地說：「其實在鳥兒歌唱時，我們應當停止音樂！」屋外柔和的陽光裏，鶒鳥正歡愉地引頸高歌！
    森林死亡、空氣污染、物種生存遭到威脅，我們全都耳熟能詳，而人類在生活上必備的、與健康音樂之間的關係，也靜悄悄地正在消失當中。只有張開來的眼耳，才能讓這痛心的事實不致被隱藏輕忽。
    二次戰後的歐洲表面上雖已恢復平靜，各國全力投入復甦重建的工作，命運乖舛的猶太人卻仍暗地裏四處流竄。記得上小學時，父母曾收留一對猶太籍的史瓦茲夫婦。在我們村子落腳後，史瓦茲先生很快在印刷廠裏謀得一職，日子過得安定，節慶日時我們也都會收到他們小小的贈禮。史瓦茲太太真是個可憐的女人，不知她在納粹集中營裏受了什麼折磨，說話時，每隔幾秒鐘，她的右肩便要聳高，脖子快速向右扭轉一次，這個動作不間斷地重覆，看了真替她難過。戰爭已結束十年，報上仍不斷有猶太人受虐於納粹的報導。其中有則故事令我至今難忘：有位猶太媽媽被押上開往集中營的卡車時，苦苦哀求看守的德軍，讓她帶走在一旁號哭不止，四個孩子中的一個。德軍答應了，當她張開雙臂時，卻無法決定要帶走哪一個，全是她的骨肉內啊！猛轉身，德軍一聲令下，載滿婦女的卡車揚長而去。這事對當時幼小的我是極大的震憾，時常想像，如果我是那四個孩子其中之一，該怎麼辦？更常苦思，到底是什麼因素讓德軍必須如此殘酷對待平凡無辜的猶太人；加上那次和男人們去賞鳥的不愉快經驗，使我對大人失去信心，對人的質地產生懷疑。直到我接觸音樂，接觸到魯朵夫‧史坦納(Rudolf Steiner)的哲學思想，才重拾我對人類的好奇。
    史坦納對日月星辰循序運轉的讚嘆，對大自然起落榮枯的崇敬，對基督宗教裏愛德的發揮，使我有如巧遇知音一般，更激發我對教學工作的執著。1977年我把大女兒送到剛成立的史坦納學校上幼稚園。該校的理想是，學生一入學便由同一老師帶到畢業。十二年的時間裏，老師與學生一同長大，學生與老師一起成熟。八一年開始，我親自在該校任教。當時我們仿若一個大家庭，學校經費全靠家長捐獻而來。較富有的家庭出贈較多的錢，以彌補窮人家捐款的不足。開會時，每個老師依照家庭負擔的輕重，自訂月薪。某一年出現了財務赤字，第二年全體老師自願只領十一個月的薪水，第十二個月的收入由在校外兼職填補。有人到餐廳當服務生，有人去看管大樓等等到處打工。某位老師不在校的期間，就由其他同仁代為授課。一股開拓者的豪情激發我們如火車頭般地向前直衝，義無反顧。我一共有三十名學生，幾年朝夕相處，我清楚每個孩子的性向、能力與癖好。可惜，後來經營學校的理念逐漸變質，新進的老師並不熟知史坦納的思想背景，不以人的本質、學生的個別差異為優先考慮，代之以競爭、以汲汲營取、甚至浮誇以譁眾。八年後，我黯然選擇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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