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阿布度拉心裡明白，以他的身份背景，再多的請求與解釋只是多費唇舌而已，在移民局窗口力爭無效後，他從口袋掏出預先準備好的小刀，當場將左手小指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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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時代主修政治的阿布度拉，在索馬利亞時曾主持過一家公司，七年前由於內戰，以難民身份被收留在這個以金融著稱的大城。切下小指是他唯一能表達憤怒的辦法，主要是要昭告大眾：你們看，我受到了傷害。我們拿F證的人在這個國家只能是沒有旎甑囊粔K肉！
   阿布度拉口中的這個國家便是人人稱羨，世人心目中的理想國 — 瑞士。
   歐洲各國由於民生富裕，向來就有濟助難民的傳統。二十多年前，南越淪陷時，普愛會接運到瑞士定居者，不但被安置在帶有傢俱的公寓住房，冰箱一開，竟是滿滿的食物！上世紀末冷戰結束後，由於大國高壓機制的鬆動，各地的族群紛紛要求自治或獨立，具政治野心者趁機相互鬥爭奪權，加上軍火武器的取得比過去簡易，游擊內戰烽火四起，尋常百姓只能四散外逃。從車臣、南斯拉夫、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土耳其的庫德族，到非洲的索馬利亞、剛果、安哥拉，以致亞洲的阿富汗、印度的錫克教徒等，大批湧入的難民已造成歐洲工業國家棘手的內政問題，令人恐慌的是，仇外甚深的光頭族新納粹，到處串聯集會，大有死灰復燃之勢。

   依人口比例計算，和西歐各國相較，瑞士收留了最多的政治及經濟難民。由於富裕中立的國際形象，難民在決定出逃國家時，瑞士往往是第一選擇。從蘇黎世市郊某家餐廳的十七名員工，其中十三名是來自七個國家的外國人，及某個村子一百二十個幼稚園新生，恰巧有一百個外籍孩子的事實，可見得瑞士外國人充斥之嚴重。
   一般表達申請庇護意願者入境瑞士之後，立即被安置在收容所內，等待身份的認定與暫居地的配發。有些假難民在入境前故意撕毀證件，以增加搜證工作的困難度，而在瑞士對每個「黑民」的清查平均要花費四年的時間裡，享有瑞士境內，醫療與人身安全一律平等的保障，並趁機打黑工或捲入犯罪集團，專幹走私販毒的勾當。如果懂得門路，假難民還可在早先入境的難民那裡，買到一份「身份故事」，假借自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個事件的受害者。「買身份者」必須背熟事件的始末及逃亡過程，以應付移民局的盤問。為了辨識真偽，瑞士有關單位擬定一套滴水不漏的問卷，其中包括，被問者應交代出，事發當天的天氣狀況等等，再逼真的身份故事也難以顧及如此細節，只要稍作遲疑，只要移民局官員感到一絲不妥，申請人立即被判遣送出境。然而，在所來國不願收回自己國民，其他國家也不可能接受的情況下，這些尚失身份的假難民只好留下，而增加瑞士給予這些人住房、工作、醫療的花費，以及對治安每下愈況的憂慮。
   瑞士政府認為，因著種族、宗教、政治立場及社會族群的歸屬，而使其身體、性命、自由遭受威脅者即為難民。如此寬鬆的定義，讓「難民」的面貌模糊不清，而必須在每個有著似是而非原因的入境者身上，平均花費約兩千五百萬台幣予以清查與安置。這一經濟上嚴重的失算，除了包括警政、司法與判定後交付執行的費用之外，原因出在瑞士境內龐大的難民產業。
   瑞士的救助團體多而複雜，光是普愛會便有近兩百名員工，主要業務是幫助難民了解暫居國的文化，尋找住房、醫療照護及申請庇護的程序。真正難民與偷渡移民的辨識曠日廢時，其間若發生意外變化，整個程序便要重新開始。救助機構的經費來自政府稅收及民眾捐款，為了維持生存及保障人員的工作，機構本身大都願意與難民進行無限制地周旋。對於難民在語言課逃學，或隨意離開好不容易安排到工作單位的說法是：「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學習，我們應當尊重個人的志趣。既然尊重他們的文化，就不能是他們的監護人而對他們有所限制。」
   瑞士給外國人的居留證有若干分別，上述阿布度拉所持有的F證，限制他居住的地區，能找到的工作，往往是瑞士人不要，擁有居留權的外國人不要，或有限居留者不願意幹的活，才輪得到他。蘇黎世的一名女精神分析學家斥責，F證的作用是持續性的人權迫害。雖明文規定，公共場所中的歧視行為足以受罰，司法對具體細節的偵辨卻有其實際上的難處。偏偏這些細節最是磨人，許多像是蒙在面紗裡，若有似無的種族歧視，在瑞士社會中無時無處不存在：同一等級的外國學歷證件，無理由地不被承認；深膚色者，易受警察無來由的盤查；住屋擁有者，不願出租給外國人等等，就連自己人也遭池魚之殃。曾有一名瑞士女子以電話訂購一只吹風機，她再三強調，自己雖有馬其頓的姓，卻是道地的瑞士人。兩週後她接獲郵購公司的來信，要求查看她的居留證明。經她再三解釋，居住在瑞士的瑞士人不需要居留證，電話中的賣方卻只不斷強調：「可是妳有一個馬其頓的姓！」
   另有一名土耳其人與瑞士籍同事在操作機件時受傷，瑞士人立刻得到殘障保險支助，接受轉業訓練，順利找到其他工作。事發兩年後，這名土耳其人才得到殘障保險單位的一封來信，聲稱他因「不曾在瑞士受教育，不符合轉業訓練的要求」。其真正內幕是，當初他不是以機械師，而是以操作員的名義受聘，後者不需在校的養成教育，也因此他不具備轉業訓練的資格。他的土耳其機械師執照不被承認，當然是最原始的原因。
   瑞士民間有許多地方小報，充斥著羞辱性歧視的語句：「我們有太多的外國罪犯、寄生蟲、非洲娼妓跟假難民，這些人霸佔我們的退休年金，開著車滿街亂跑！」「大量的外國移民讓我們的身心越來越殘廢，是威脅我們健康的大害蟲！」「移民增高垃圾山，帶來更多工業、交易、交通、水泥。每多一個新來的，就多排擠掉我們的自然景觀，使我們的自由行動空間愈來愈小。」「請救救在瑞士領土內的瑞士人！」等等。越是在閉塞的山區鄉間，越是在知識水準較低落生活較貧乏的地區，這種偏激的言論就越容易得到共鳴。瑞士聯邦反種族歧視委員會（Eidgenoessischen Kommission gegen Rassismus）及民營的調解機構，雖一再呼籲各廠商或公司行號，應在員工職前訓練加入文化課程，並協助建立內部調解機制，其收效如何，正可由如此的小媒體及煽動性的語句，正在社會中到處流竄並持續不斷增加為檢驗的依據。
   過去的難民往往是廋骨如柴，一副驚恐的神情，所求不過四面簿牆一片屋頂以遮風避雨。現代難民，除了麵包更要住房，還問是否包括電話與電視。有人願意以一萬五千美金的代價，甘冒在貨櫃箱裡被悶死的危險偷渡至富裕國家，無疑是想獲得更好的生活。瑞士以其國內的人道標準及對貧窮的定義，的確提供偷渡者絕佳的誘因。在失業難民每天至少有七十五塊台幣零用金可供花用（不包括每月足以在瑞士社會生存的基本救助），即使在牢房裡，生活都比時時必須為生存奮鬥的家鄉還好的情況下，以前仆後繼形容目前正企圖進入瑞士國境的有色人種並不為過，也因此瑞士人當然有理由要求，難民本身應當針對瑞士政府在物質及非物質上的種種支助，對自己行為、對瑞士社會負責，亦即，難民必須有在別人家裡做客的規矩與心態。
   「外國人問題」是瑞士國內，與應否加入聯合國、應否加入歐洲共同體並列，左右兩大陣營拉鋸最烈的議題。右派的資本家擔心，太多的外國人帶來太多的暴力犯罪，會削弱瑞士的競爭力、瓦解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以致模糊瑞士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國家必將遭受大劫難。左派的學者則強調，瑞士應延續其人道傳統，對受難者伸出援手，況且，不同文化的融合會帶來新的視野與創造的能力，歷史經驗一再明示，包容異己的社會有能力積蓄能量做有效的發展而產生輝煌的文明。此外，在瑞士人不願生育，路上跑的汽車比孩子多的情況下，若少了外籍勞工的所得稅，一些社會福利津貼均有無法給付之虞。
   瑞士有德、法、義、羅曼語等四個官方語言，約七百萬的人口，外國人就佔了六分之一。尊重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和平表象，在觸及「外國人問題」的爭論時，社會上歧視異己的嚴重程度立刻顯露無遺。單單是共同生活，並不足以構成多元文化社會的指標。不同國家的人產生過節時，國籍常常是無理受擊的對象，不同族群的個人發生磨擦時，個人所代表的該族群便要莫名地遭殃。成長、教育及對自我的評價，往往左右個人的判斷力。融和的基本條件是要把人還原成赤裸裸的個體看待，外加的國籍、膚色、文化背景、生活習慣，其實是考驗著人的包容心與成熟度。
   挫折感助長攻擊性。許多難民因長期失業或家人不在身邊而引發沮喪的情緒，一旦受到潛藏或明顯歧視的挑釁，難免出現保護自我的攻擊性行為。然而攻擊性也可經由期盼而來，瑞士人對外人的態度可以是決定社會安定與否的關鍵之一。
   恐懼與無知時常是歧視的溫床，以一般的道德訴求做為消除種族歧視的辦法並不奏效。瑞士的外國人問題有必要動用國家的資源與力量，組織長期性的社會運動，不斷介紹巴爾幹、土耳其、非洲大陸的文化習俗及思想心態，說明巴基斯坦人並非個個是恐怖份子，阿富汗人也不全都是塔里班。
   瑞士的人道救助傳統造就難以解決的難民問題，民主國家裡，人人有發聲的機會卻處處充滿矛盾。民間與難民水火不容，外國人問題成了社會最大的禁忌，然而真正要大刀闊斧做改革決定時，卻又以所謂的人道考量，遮蔽幾乎是撕裂國家團結的最大因由，為的是顧全面子，保持良好形象，事實上，骨子裡已開始發生蟲蛀現象的瑞士，光是靠前幾代人努力所累積的豐饒與富庶，並不足以應付日趨複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