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敏如文集：無血無淚無所謂

無血無淚無所謂
收到歐洲華文作協朱會長寄來陳映真在聯合報上發表「天高地厚 — 讀高行健先生受獎演說辭的隨想」一文的剪報，才讓筆者三週來對高先生在台灣出版三本書的閱讀所引起的慌亂與惶惑得以緩和下來。可敬的陳先生比起所謂名家談如何讀高行健的集體說謊聲中，又再一次展現他的誠實與無畏。其文章題目「天高地厚」取自魯迅所言「中國人要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會讓中國人從此不知天高地厚」，寓意深長，令人震撼於魯迅對中國民族性深刻的體驗，也不得不為中國人喟嘆一聲。陳先生不厭其煩地以西方二十世紀文學發展各時期的觀點為據，以婉轉隱晦的比喻間接駁斥台灣連文學界都不免遭污染，盲目崇拜權威的反智現象，實在是他的宅心仁厚。
   華人百年來首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件大事，而高行健的得獎更是沸沸揚揚騷動不寧。高先生的書寫才華毋庸置疑，是位優秀的作家，無論是氣氛營造，敘事技巧，以及敏銳洞察等等成為一個作家所應具備的基本能力，他樣樣不缺。若從三本他在台灣出版的小說，以「給我老爺買魚竿」「焐健埂敢粋€人的聖經」為次序看下來，便不難下以沈痛的結論︰一個弄筆一二十年作家的自我演化，是如何以起初的完整創作形式與精準冷峻的語言，逐漸為了求新求變，以中國故事為皮肉，穿上西方的形式結構外衣，走上或許因性靈空洞孤寂而頹廢墮落的不歸路。
   「你揭露祖國、黨、領袖、理想、新人，還有革命這種現代的迷信和騙局的同時，也在用文學來製造個紗幕，這些垃圾透過紗幕就多少可看了。你隱藏在紗幕這邊，暗中混同在觀眾席裡，自得其樂，可不是也有一種滿足？」（註一）是種多麼令人心寒的文革觀光客心態！高先生嘲笑鄙視文革的一切，就連人們的悲苦也成了可以任意操弄的傀儡。如同富有國家的人到較貧窮，公共設施較差的國家旅行消費，情緒好時，覺得他人的不及值得同情可憫，或稍好一點的，有那麼些感同身受。情緒不好時，就想逃避遠離，不願碰觸任何丁點，唯恐齷齪纏身，打擾了自己的悠閒清靜。再加上中共對作家創作的干預，思想的箝制，強迫書寫為黨服務，作家是黨的文宣工具等等現實的阻撓，高先生於是心中有塊壘，感到不自由。他的急欲發出個人的聲音大約因此而來。值得一問的是，自由為何？難道天地間沒有貫通古今，宇宙不敗的準則？難道不是以同情憐憫悲慈作為安身立命的基點，既能立場超然俯瞰人間世事，又能與所處時代同生同死同戰同敗，才是真自由？知識份子成為御用文人，被譽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依附強權以趨吉避凶明哲保身，是種基因式惡劣的承傳，是中國文化中最慘痛最黑暗的一環。高先生倖免於這樣的不堪，是他個人的大幸。如果對高先生的頌詞中「有宏觀的視野」是相對於那些欣喜為黨的螺絲釘並拘泥於狹隘民族主義之闡揚的寫作方式而言，高先生無疑是擁有較寬廣的觸角。然而政府不等同於人民，對中國政治體制不滿，並不表示必須放棄對中國百姓的關懷，並不意味就可冷眼旁觀同一土地生長同胞的遭遇。高先生的「遠觀」是種深度痛苦後的超脫，以黑白默片對文革那個極至荒謬時代冷酷掃描，而帶給讀者一點刺痛，一點美感，一點悲涼？還是高先生天性上的冷漠以及知識分子對於政治，一邊厭惡，一邊嘲諷，一邊畏懼的反映？這問題恐怕只有高先生本人才能答覆。
   高先生不想念中國，和中國唯一的聯繫只是以中文寫作，而以中文寫作是因為不需要查字典。他的「反中國」或許是對過去創痛有意識地迴避。他愈強調自己是世界公民，就愈突顯即使他動用再多的努力也無法絲毫消除的中國疤痕。他是個遭了中國咒，被下了中國蠱，黃土地上黃色的中國人。高先生在文革時燒掉兒時照片是想割掉過去的一切以免惹禍上身（父親著西裝，母親著絲絨旗袍，看起來像資本家或洋行買辦）。現在想割掉過去的一切才能不被羈絆，才能享有他自己標準的自由。能嗎？即使他控制得了自己的表面意識，能逃得了潛意識對他部份的宰制嗎？如果「沒有主義」只是文學的形式與內涵，與人生態度無關，就更加離奇了！寫作的人如何將思緒，將精神狀態與筆分離？於是「沈緬在淫慾中，去玩味痛苦，既擺脫不了就乾脆沈淪。你何必去伸張正義，而正義又在哪裡？你對抗不了這世界，只逃逸在書寫的文字裡，從中找點慰藉與快感…」（註二）就幾乎成了高先生個人的寫照了。
   高先生似乎是個極端寂寞的人，一個似乎跟任何人都無法維持長久關係的人。他寫小人物沒有同情，沒有憐憫，永遠保持一清醒安全的距離，而對女人卻有突顯的興趣，對「女人事」知道特多。「靈山」裡除開頭與結尾僅僅兩度提到尋找靈山，令人感覺這「小說」似乎有那麼個主題之外，許多無頭無尾的篇章是由女人要求他闡述行跡所串聯而成。該書裡，高先生或自創或攙雜實際人物所描繪的女人，大都情緒不穩，有受虐傾向，任性、放蕩，因愛他而嫉妒，因為需要被他愛而可以任意為他獻身。是種完全以男人為主體，只求單方爽快的兩性關係。筆者正等待著女性主義者對這一沈痛的事實發出怒吼！「一個人的聖經」裡的猶太裔德國女子馬格麗特則是集這些女人特質於一身，是種較成穩老練卻同樣沈淪墮落的西式寂寞。高先生似乎獨鍾有暴力的性愛，喜歡女人癱在他懷裡，喜歡受淫蕩言辭挑撥以撩起性慾，不得不令人懷疑，他在孤獨的寫作當中，插撥一些青少年式粗淺情愛的對話與近乎變態的床戲，是否有無數次的性自慰？高先生愈入老境愈是有第三階段的「看山看水」︰八十年代初的作品尚有「愛的肉體佔有應該昇華到靈魂的相通」的句子（註三），近年在「一個人的聖經」裡有慾無情的描述，難不成是在人情疏離的西方生活多時而不在心靈上多加經營，不在人類的苦難上多加體察地過著孤獨寂寥的日子，造成強烈自戀而導致頹廢墮落？試看，「… 以及那農村水妹子對他的誘惑和嘲弄喚起的慾念，也維繫他對生命的執著，… 儘可能捕捉住這點滴的美感，才不至於精神崩潰，並且靠手淫以自慰，如同通過偷偷寫作來得以緩解。」「… 以及抓住她結實的胳膊推她出門時碰到那堅挺的奶勾起心中的悸動，他都用來溫暖自己，在想像中同她交媾，而且訴諸語言，寫在他的書中，以求得精神的平衡。」（註四）起初，筆者只當是小說家精心的佈置與創作，可是優秀作家如高先生，以其功力將我你他不停突兀變換的人稱，書寫得使人不得不將「一個人的聖經」以他本人的自傳看待，感覺他真是誠實得令人作嘔！如此的書寫，對高先生本人，不知是得是失？最令人好奇的是，在高先生書中，深具荒謬典型地，諸多與書名與內容毫不相干的性事描述，不知台灣只介不評的文藝圈如何包裝吹捧，或乾脆避而不談？
   「別浸淫在他的自戀自虐裡，你僅僅是觀察和諦聽，而不是去體味他的感受。」（註五），將自己的與他人的苦難做壁上觀，需要多大的勇氣與多少的練習才能成就其事！西方現代主義所體現的冷漠無情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體制下「不成功」的小市民苦悶、壓抑、被棄之後，一種變形扭曲人格的積極突顯。難道中國突然在八十年代有了昌盛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使得高先生有如許無法排遣的個人苦悶，以至人格冰冷？事實上中國至今仍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令人不得不懷疑，高先生是趁改革開放之勢，知識分子不恥於中國的陳腐，以另種「破」舊的方式，汲汲於與西方接軌時，循翻譯工作之便，可能閱讀了大量現代主義文學，並自覺或不自覺地由親炙而內化，將自己訓練得冷漠頹廢，不近人情？
   高先生有時在一個段落裡突兀地插入一大堆組合片段沒有標點的字眼，紊亂而無稽，猶如精神病患凌雜無序的告白。是些無意義，彼此間無絲毫關係的串聯。不知他是否先寫開頭幾個字，再讓這些文字向前無目標地奔馳，其筆也不過快速記錄字與字之間互咬的過程？如此的隨性隨意而置讀者的閱讀情緒於不顧，是應被解釋為語言的實驗，還是對文字的褻瀆？
   陳映真在「天高地厚」一文中，開頭便指出「凡稍許知道西洋文學的人，讀高行健的作品和他的文學主張，都很容易看到高行健明顯地受到五○年代中期法國『新小說』和『荒謬劇場』運動的影響。… 他們反對作家在小說中表現社會關懷，不主張小說要有完整、合邏輯的情節與結構 … 沒有清晰的主題和意義。… 也憎惡明確的政治或社會傾向。…只描寫人物在當下、即時的生存狀態。…」（註六）慕尼黑的書評「當代外語文學辭典」— KLfG（註七）在一篇介紹高先生劇作的論文中也提到，高先生的戲劇風格受到法國前衛劇場極深遠的影響。事實上1983年他的「車站」在北京上演後，便有人批評他是寫了部中國的果陀。1989年底在香港首演的「冥城」有德國劇作家Berthold Brecht 的影子，而Jean Genet 幾乎為他的獨幕劇「躲雨」定調等等，在在為西洋人鑿通親炙中國文學的渠道。此外，「… 我的心已經老了，不會再全身心不顧一切去愛一個少女，我同女人的關係早已喪失了這種自然而然的情愛，剩下的只有慾望。哪怕追求一時的快樂，我也怕擔當負責。我並不是一頭狼，只不過想成為一頭狼回到自然中去留竄，卻又擺脫不了這張人皮，不過是披著人皮的怪物，在哪裡都找不到歸宿。」（註八）這樣的句子十足自戀，十足頹廢，十足寂寞，十足西方。難道諾貝爾獎對他的頌詞裡「普世的可讀性」是指這種普及到能與西方交心的滄桑感，而不是指撇開宗教信仰、意識形態、語言隔閡、禮儀風俗等差異，讀罷後能引起強烈心靈震撼的文學而言？看在歷經中國近代多少內憂外患同胞眼裡，是怎麼樣的一種苦澀，而又令人對高先生有著「不識愁滋味」的疑慮。龍應台所說：「高行健是少數能以華文寫作直接打入歐洲主流社會的中國人…」是以如此面貌來呈現？不知瑞典皇家文學院是否欣喜於終能「讀通」中國這個古老神祕大國，又急於彌補百年來未曾讓中國人出現在名單上的內疚而遺忘人類大愛才是普世，才是東西相遇，才是覆蓋世界文學最大而唯一的主題？但願以上種種臆測只是筆者個人的井蛙之見而已。
   得獎公報說︰「高行健的寫作脫離任何一種屈從，哪怕是屈從於善意。他的劇作『逃亡』不但刺痛了那些當權者，也同等程度地刺痛了民主運動。」（註九）什麼時候諾獎的評委們也變得如此辛辣譏諷，而完全迷戀於高先生取笑中國民主運動的手法與觀點？還是因傳播的氾濫，人們日日面對世界無止盡苦難，不自覺地衍生出的反感情緒或麻木不仁，而改變諾獎給獎的取向？即使手段上有任何缺失，民主運動哪能容許如此被踐踏！高先生說︰「流亡海外的中國文學家，如果只在流亡上做文章，未必有多大出息。索忍尼津的困境，正在於他犧牲了自己的小說藝術，同一個腐敗的政權作戰，白白耗費了精力。」也批評魯迅是「把自己正經創作弄丟了」。（註十）即使高先生不能與中國感同身受，至少也當沈默陪伴，否則要置那些曾與可鄙可咒又可親可愛的同胞，同體大悲大喜古今中外的前輩作家於何種境地！
   諾貝爾文學獎不要求得主「砍頭只當風吹帽」，至少也要有那麼點「敢當面瞪著生命的悲哀，看著血淌下」的氣度！誠如在瑞典的人權評論家茉莉所言，諾貝爾本人是位激進的道德上的理想主義者，也因此百年來文學獎出現一批文學良心。他們把良心的見證化為人性的思考，道德的反思，從而醞釀出偉大的作品。1909年諾獎得主，瑞典女作家賽爾瑪．拉格洛夫的一個寓言故事，提醒了這一更高層次的考量：紅脯鳥原來只有灰色的羽毛，卻想要讓自己名符其實地紅起來。於是它們為愛情燃燒，努力去唱令人愉悅的歌，… 種種改變其灰不溜秋的顏色的奮鬥全都失敗了。後來一隻紅脯鳥看見三個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其中一個頭戴荊冠的人額頭上還在流血。出於對人類的同情，它感到不能坐視不理，它甚至感到鐵釘和荊冠在自己頭上刺痛。它鼓足勇氣飛近受難者，用力拔掉那人額頭上的荊刺，血濺到它的胸脯，從此染紅了永不褪色的羽毛。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主任羅多弼轉述這寓言，用以闡釋諾貝爾文學獎的精神。他指出︰「一般說來，偉大的作家和作品都有對社會參與和對道德理想的關懷，以及對任何形式的迫害和不公正做出批判。」（註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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