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淺色棕髮和所騎那匹黑馬的鬃毛無拘地飄盪在風裏。一身簡便的跨騎裝扮，小心駕馭，輕踏在佈滿大塊亂石雜草矮木叢生小丘上，無法昂首闊步的座騎。一旁奔跳的小白狗到處竄聞。有著霧氣迷濛的遠方便是建築物櫛比鱗次的首都波哥大。── 這是張瑞士「週日世界」週報刊出的照片，旁邊有著如此的描述：騎馬時，英格莉‧貝璫顧才能鬆弛政治生涯所帶來的緊張情緒。
    全國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控制在百分之五權勢階級的手裏。最窮的百分之十與最富百分之十的收入相差近四十倍。此一巨大貧富懸殊以及諸多政治社會不合理現象，引爆後來延燒數十年內部糾紛的戰火，至一九六三年為止，哥倫比亞境內超過三十萬小農、工人及社會運動改革者死於非命，兩百萬人流離失所，促居在城市邊緣或大城裏的貧民窟。游擊隊趁勢蜂起，以抗拒社會的不公，不料卻引發軍隊與大地主收買貧民，組織謀殺軍團，專找反對者下毒手的逆行勾當。統治階層與既得利益者的暴力鎮壓愈激烈，反抗勢力的集結更加增強。部分的軍隊與民兵為喜歡以軍事行動解決問題的大地主服務。武裝勢力與腐敗政客勾結以威脅司法與媒體，批評者連遭恐嚇以致噤若寒蟬。選舉作弊、黑道販毒以及操控司法體系，使得原本混亂的局勢更是難以收拾。
    連續兩天，革命武裝勢力FARC的佔領區遭到猛烈攻擊，政府軍有意收回失土。由於一名國會議員被擄，總統Pastrana片面打破原本和FARC訂妥的和平協議，讓軍隊進駐。在這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子彈穿梭重甲遍地的武裝佔領區，四十歲的英格莉‧貝璫顧獨排眾議固執前往。貝璫顧在法國長大，父親任職於聯合國文教基金會。她在一九九八年當選哥倫比亞參議員，目前是哥國總統候選人之一。── 害怕是個弱點，這個弱點不適用在一名女豪傑身上，「週日世界」如此報導。
    三大山嶺切隔哥倫比亞一百一十四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其間的交通沒有寬敞大路的銜接，有助於各武裝勢力的活動。游擊隊一有了政治企圖，便不再是劫富濟貧肝膽正義的化身，而是擁兵自重貪權好利的另種軍閥。一九六六年革命情懷高漲填膺的FARC，為了推翻國內的寡頭政治體系而成立組織，相信唯有使用暴力才能改變靠軍隊與警察支撐的腐敗政權。由於兩造在資源上都能自給自足，實力旗鼓相當，無法彼此消滅對方，生存下來的結果，社會解放者卻墮落成靠擄人收取贖金，靠販毒走私以購置槍械武器的龐大黑社會幫派。類似FARC的游擊組織在哥倫比亞有數個，他們自詡為受害者，並以此藉口作為自衛與申辯的工具。
    「明天妳就要進入曾經不受軍事管轄的地帶。為什麼妳甘願冒這個危險？」

    「因為我答應過San Vicente的居民要來看他們。我也給他們的市長打過電話，聽得出來他相當恐慌，一般人也都害怕衝突會持續擴大，我必須設法前往阻止。」
    「妳不怕有生命危險？」
    「不怕，我不怕死。不過我還是希望所提出來，被保護的要求能夠被接受。即使不受到保護，我還是要去。但願FARC不會對我下毒手，他們應該知道，我的要求跟他們的相同。」
   貝璫顧通常由貼身保鑣與警察層層護衛，她的藍白T恤衫上印有“一個嶄新的哥倫比亞”(Colombia Nueva)字樣，這也是她的競選訴求。著牛仔褲披散著垂肩棕髮的貝璫顧，看起來更像個女大學生。
   
   社會資源的不公平分配，便是所謂的結構性暴力，是最容易發生衝突的原因，卻沒有具體可辨的直接執行者。結構暴力若不得到改善，亦即社會不公若不消除，民眾的憤怒便會轉變成外顯的肢體暴力，如果再不及時設法加以制止，受害者為了生存，只好也以暴力相向。一段時間之後，行暴者與受害人會將經驗內化並加以認同，雙方都為自己的暴力行為做辯解，行暴者與受害人同體，而衍生成令人無法辨認誰是誰非的窘況，由此，結構性暴力更形穩固。得利者覺得在受害者威脅下更須保護自己，而加強暴力聯結。受害者為保有原本已極少的資源，而集體抗爭或互相殘殺。這種雙重的惡性循環，便是哥倫比亞四十五年來的現況，社會不公現象加深加劇，受害者的抗拒擴大，卻引來更大的鎮壓。
   「妳有多少把握，FARC不會對妳動粗？」
   「他們說，他們已準備好要和新政府談判。如果我當選了，我會對他們提供許多不同於以往的條件。如果他們以放棄擄人做為善意回應的第一步，我就會把他們要求的失業保險納入我的政見中。」
   「妳相信他們會遵守諾言？」
   「那得看。他們必須表現自己到底是革命鬥士，還是罪犯或暴徒。」
   「如果不幸是後者呢？」
   「那麼現任總統Pastrana就對了，就要以軍事行動回應。當然我們還要繼續教育我們的軍人，特別是在人權方面。我們也需要菁英部隊與間諜行動，以便滲透到FARC內部。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幫助一般百姓，讓他們能遷移到安全地區。」
   國際特赦組織表示，過去十年間大約有兩萬人因著政治事件被謀害的一大筆賬，必須算在游擊隊身上。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一連串爆炸事件，則是毒品黑道為嚇唬司法與媒體所幹下的恐怖行動。人權組織幾乎每天接獲有關綁票謀殺的申訴電話。國際組織成員的安全完全沒有保障，不是離奇失蹤，就是被擄被虐最後被殺。威脅著要他們立即停止「反革命的社會工作」電話，讓工作人員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之下。每十萬人中便有八十人被謀害，每兩天就有一個人因政治因素而失蹤。哥倫比亞是全世界最不安全，暴力最猖獗的國家，其境內衝突在拉丁美洲地區不僅是最激烈、最複雜、也是最難以透徹了解。游擊組織不願也無法一起合作，販毒聯盟、民兵以及各種形式的武裝勢力與防衛系統，糾雜纏疊無法釐清。戰爭衝突與暴力犯罪不分界限，合法與非法無從分辨。腐敗政客與既得利益的富有階級，以及各個游擊幫派與暴力組織，卻都行為一致，共同撻伐原已嫌弱批判的聲音。當非法的、恐怖的、國家卻能與其合作的武裝暴力，控制全國三分之二地區的情況下，哥倫比亞也就成了幾乎無法治理的國家。
   法國人稱她為「哥倫比亞的聖女貞德」。英格莉‧貝璫顧在她的自傳「我心中的憤怒」中，痛斥買票賄選，以及由販毒黑道支持財務的選舉生態。一九九四年的國會議員參選活動，她散發保險套做為「預防腐敗」的象徵。四年後，她組織一個名為「氧氣」的綠色政黨，競選參議員時到處分發氧氣面罩，以抗拒環境與政治道德污染為訴求。雖有人非議她的作風，貝璫顧兩次都高票當選。批評者說她是「哥倫比亞的黛安娜」，自艾自憐又想掌有權力，在國外專事批評自己的國家。貝璫顧的回應卻是：「以哥倫比亞目前的國際形象，還能有更糟的可以談嗎？」追隨者沉緬在她著魔般的狂熱中，願意與她一起扭轉哥國的命運。
   英格莉‧貝璫顧非常清楚自己所處的危險。多少人勸她打消進入武裝佔領區的念頭，軍隊也拒絕派直昇機接送，她只得於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和三名競選助手驅車前往。唯一和他們同行的外國記者，法國籍攝影師Alain Keler事後說：「從她臉上看得出來，她感到害怕。可是她太著迷於自己的想法，希望是第一個進入San Vicente的政治人物。」這五人一車的小組在車行四十分鐘後，便被一名游擊隊員攔截下來，要求車子調頭回駛。貝璫顧堅持要繼續前進，她希望和對方主事者當面一談。正當雙方互不相讓時，從旁又加入另三名武裝游擊隊員，將有著國際媒體字樣的白色旗子，從擋風玻璃旁一把扯下撕毀，並要求貝璫顧示出證件。其中一名隊員不慎觸及路旁的地雷，情勢立刻緊張起來。貝璫顧和另一名競選女助手被強迫分乘兩部車子離去，攝影師Keler及另兩名助選員則在數小時迷宮式車行之後被釋放。二月二十五日世界各大報的國際版上同時出現一則消息：哥倫比亞總統候選人遭到綁架。
   「我不怕死。」貝璫顧在被綁前一天對採訪她的瑞士「週日世界」先是這麼表示，然後她較小聲地加上一句：「不過我不想死，我希望能在一個真正的民主環境中老到成了祖母。」
   拉丁美洲的困境被死鎖於毒品交易、寡頭政治以及無法起飛的經濟沉痾中。哥倫比亞不同於其他南美國家的特殊之處，在於延宕數十年，無法取勝也無法被擊敗，由解放運動逆轉為暴力集團所帶來的災害。弔詭的是，擎著正義大纛的游擊組織在原本已存在的結構性暴力中，對社會安定的需求卻給予致命的一擊，而使得哥倫比亞如同深陷在泥沼中的困獸，欲振乏力無法自拔。此外，受到覬覦的豐富天然礦產以及世界最大古柯鹼供應地兩項因素使然，外國對哥倫比亞經濟政治的干預以及犯罪的聯結，形成一典型的國際暴力市場，前途無解。
   五年前的某一天，貝璫顧在郵件中嚇然發現一張孩童被分屍的殘酷照片。訊息已夠明確。第二天她便把當時十一歲的女兒與八歲的兒子立刻送往紐西蘭，交給前夫。人或許真該著魔了才能面對死亡的威脅，才能忍受與子女的生離。英格莉，貝璫顧已認同於自己的英雄形象，為蒼生、為民主、為正義，為那些被已開發國家譏為高調的一切，而不怕死。她是女人，女人可以不怕羞辱、不怕折磨、不怕任何同樣加諸男人身上的凌遲。然而，她畢竟是女人。難道貝璫顧也不怕被強暴、被輪姦？
   女人，妳怕嗎？誰願意滿全妳成為世人眼中，真正無畏的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