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凌耀忠

    我无法确定今年的春节是否会像前几年那样地索然无味。说实话，我害怕回到高黎贡山下的那一片神秘的林场。在那儿，蛰居着我的离休的继父，还有不可避免地将要面对的三位既异父也异母的兄长。当然，还有母亲，我的生身母亲。她在女人们仍然可以保持风韵的四十二岁的年龄下，匆匆忙忙地凋谢了。如果有人仍然对我母亲青春年代的美貌抱有兴趣的话，那就尽可以来观察我吧。母亲曾经在桌上摊出一堆照片，来向我证明我是多么酷肖她二十余年前的这一幅幅青春。

    寒假，我便被苍茫的火车所裹挟，加入了探亲队伍。尽管开头我已经说过，我害怕回到高黎贡山下的那一片神秘的林场。大凡人们在动用神秘这个词时，总是表现了一种不可言说的困惑。比如，母亲的整个睡眠活动就属于一种神秘，在我没有考入大学的将近二十个年头，我无数次目睹了她梦游的美丽。她总是穿着白色睡裙，一根非常长非常柔软的鸡毛掸子是她夜巡的必不可少的道具，她的手反剪着，将鸡毛掸子在身后柔媚地拖曳，开了通向院子的门，手捏牢掸子一路缠绵出去。如果夜里存在着月亮，那她就是一位旁若无人的为月色而开路的清道夫。

    以上情境来源于我回家度寒假后的第一夜梦境。我推开窗子，首先你得面对从滇西峡谷升腾起来的白练似的晨雾，它们不绝如缕，掺杂了沉甸甸的水分来复盖方圆二百里的马子坡林场。倘若你此刻能够站立出去，你就能获得一种微雨中淋浴的感觉。

    我裹紧了睡衣，跑到室外。我想，我一定能找到与我梦境暗合的证据，我是指母亲。母亲有轻微的神经分裂症，多少年来，她依赖一种合法的被叫作杜冷丁的注射液来维持精神平衡，它由母亲的挚友敏姨提供，敏姨是一位年届四十仍然漂亮仍然独身的林场医生。当母亲严重失眠或者情绪出现问题，继父就会派人去找她。她召之即来。

    我来到母亲的卧房，它位于整座楼房的西侧，顺便要提到的是，继父离休前执掌马子坡林场管理局局长的位子，这使他拥有以杉木建筑的连带一个大院的楼房。继父的卧室处在楼房东侧，他与母亲遥遥相对，是一个相见很容易的两极。

    我在那一极找到母亲的时候，她留给我一个慵懒的背影。一切和好多年前相似，母亲仍然保留晨睡的习惯。你不难猜到了，她偎在藤椅上躺着，她的绣花鞋边沾染了花莲草，现在当然打不到露水了。茶几搁着一件手绣的衬衫，那朵蔷薇埋伏在胸前，被许多针眼拥抱着。这是一个挑灯刺绣的故事。

    母亲的呼吸非常清醒。

    我是绣给你的，媚儿。她在椅上动了一下。

    我说，我不缺这个东西。你这样绣东西，很伤神。

    母亲笑了。她隔着椅背捉住我的手。不，媚儿，我不伤神。我就是觉得老要走神。我已经到了常常容易走神的年纪，真没有办法。

    我不想拦截母亲的晨睡。我退了出来。我在院子里遇见我的异父异母的三哥。他高大英俊，是一位在本省已成名的三十岁青年诗人，供职于州文联创作室。他对准一棵模样枯死的洋槐，一脚一脚用劲射足球。槐树根部的树皮剥落殆尽，这当然是被硬足球一千次一万次摩擦的结果。

    “你回家来过年，我真高兴。小妹。”

    “是吗，”我对他没有兴趣，“什么理由值得高兴。”

    他把足球盘定于脚掌。“看见，就有一种明媚的感觉。这是许多条理由中首当其冲的一条。”

    “谢谢你的首当其冲。”

    在我离开这位颓废的现代诗人之后，我记得我开始在走出家门的林子里小跑，那儿隐约着一条可以通向林场场部医院的浅白色小路，在那一端，我可以找到一贯喜爱我的场医敏姨。我的三哥，我至今没有说明姓名。他叫三杰，在二十五岁之前什么也不做，一个典型的消闲者，曾经促使两位姑娘浪漫地怀孕，结果却不负一点责任。我的继父成功地庇护了他。他后来突然玩命地写诗，又突然获得大红大紫的成功。缪斯之神将幸运的桂冠嫁接到他的头颅，也许是诗界的大幸，也许是诗界的不幸，天晓得呢。

    敏姨刚刚为一名服毒的少女灌肠完毕，并且尽可能地开导她。她一边洗手，一边听我叙说。当时候诊室只有我们两个，我透过微白的玻璃，可以看见躺在内室的那一位灌肠少女。我想，某件不成熟的恋爱事故促使她伤感，她做了一桩过于软弱，也是过于清白的事情。“这样的事，一辈子只可能做一次，你说对吗，敏姨？”我问母亲的这位好朋友。敏姨一边洗手，一边考虑给我的必要回答。她说：“对有些人也许这样，不过对这位姑娘就难说了。说到底，你不了解床上的这个姑娘。”

    她洗完手，那种带有阿莫尼亚的浓烈药味已经被空气所吸收。敏姨拉开抽屉，请我吃五香炒栗子。她了解我从小嗜好栗子的习惯。我们守着病人，同时静候那一轮爬出晨雾后一个劲上升的太阳。在不远处响起伐木工人油锯的那种空旷的呻唤，它告诉人们马上要发生一件新旧交替的牺牲。林场自蓄自养的马鹿场在接待一批新闻记者的采访，为了保护隐私，鹿儿喘着气四蹄奔跑，我们这儿也闻到了尘屑的苦味，一架空军的教练机好几次从屋顶上头来回飞旋，它划着漂亮的弧形，可后来终于飞走了。很多声音重又鱼贯入耳。

    敏姨说：“看得出来，你在为了保持身段而节食。”

    “我的同学都这样，”我对她说，“我们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都有点胖。”

    “是怕找不到丈夫？”敏姨笑了，“这似乎很浅薄。”

    “不，敏姨，不仅仅是这样。你要知道，女孩子到了这种年龄，是会有很多古怪的想法的。”

    敏姨天真着依然美丽的眼睛，她的确在表示已经听懂了我的意思。敏姨主张我应该趁着放寒假的机会，多和母亲凑在一块。“你得让她多多说话，让她多多活动。她不能老那样沉闷下去。天哪，我甚至幻想，如果有能力帮助她发动一场婚外恋来结束她的孤独，我也乐于尽力。”

    我向她透露了忧虑。我对母亲不能摆脱麻醉药的依赖深感不安。

    当然，当然。作为医生，无可争议地比任何人都明白。对精神异常施以必要的镇静麻醉完全出于同情和怜悯。

    可那未必人道，天长日久，她会染上瘾的，于是一个人也就毁了。敏姨，这是饮鸩止渴。

    好了小姑娘，我不跟你做哲学辩论。医道和人道在许多情况下是不能等同的。比如植物人苟活的问题，医道认为这样，人道认为那样，争论了很久，照样的争不出名堂，急不出法律。小姑娘，我累了，我今天已经忙了四个手术，你看看，看看我的眼睛。

    我和敏姨对坐着静默。我在想象，我们之间刚刚结束了一段有关母亲的麻醉用药问题的谈话，然而，客观的静默却在证明我俩之间什么交谈也没有发生。我们只是剥着栗子，顺便一点一点地吃下去。

    继父在我从林场医院返回时必须路过的一片棕榈林子做着琐碎的小事。他弯腰去捡显然是被风刮落的那些棕榈叶子，他喜欢把这些叶子梳理整齐后挂在门脸，充当帘，这是我从小目睹的装饰景象，它被继父长年累月地嗜爱。一种非常离奇的嗜爱。“小媚，”继父弯腰起身，他温和地笑道，“我想给你换一道门帘。你回家来过寒假了。”

    我对继父一向不具备很深的亲情，这事大家以后会逐步了解。不过，继父这个建议令我感动。我说，爸爸，你年纪大了，不要再操持家务，怪累人的。继父又笑了，用不大的拳头叩击腰眼。“我只想动动身子。到了这个年纪，不动就老得更快。”

    继父的眼睛对我射出一种哀色。继父再也表现不出当年权倾一时的那种男子英武了。继父定眼看我。媚儿，小媚，你要多劝劝你妈。她与我越来越不对了，我们老夫妻怕是再过不下去了。自从她得了病，她变得越来越怪，我总怕出事，小媚。我总怕这个家里会出事。啊，小媚，你明白了。我很高兴。我看着你长大，很多事情，你想一遍就能明白。

    小媚，我明天就给你来挂门帘。

    我的三岁死亡的小弟据说非常酷似继父。那时候我刚刚到达朦胧记事的年纪，我很难判断亡弟与继父有哪些面貌上的类同。他死于一次和伐木无关的偶然事件，那天，肯定是周末的晚上，继父拖了母亲去看那部当年上演频率很高的《渡江侦察记》。我和三哥成为目击小弟死亡的直接在场者。现在作为三哥踢足球射靶子的那棵洋槐，当年非常茂盛，十三岁的三哥极喜欢对住它的树干射足球。他射去的一个遒劲的夺命皮球震动了那个离奇的枝桠，它从洋槐上折落，飞快地打中了小弟一脑袋毛茸茸的头颅。

    作为母亲和继父结合的唯一一个证据，它死了。

    我在夜里去看母亲的时候，给她带了一小包从敏姨那儿拿的栗子。母亲显得高兴。她说，很久没有去看望敏姨了，她是我唯一的离得很近的女朋友。她也很久不来看我了，老是叫一个戴眼镜的护士给我送药。说到这里，母亲尴尬了一下，她显然明白我是了解送什么药的含义的。母亲不厌其烦地调试电视天线，她说，架在林区山头上的差转台将要播放俄罗斯片子《安娜。卡列尼娜》。母亲说，这是一种老派思想老派手法的片子，如今时髦的青年大概不会喜欢它了。

    我说，不，我很喜欢。我们大学很多女同学也喜欢。

    母亲说，那多有意思。女人们都喜欢这部片子，这是女人所以成为女人的悲剧性原因。母亲看住我，忽然莞尔。“我们娘俩难得凑一块，该说些快乐的事。我记得，你小时候喜欢拉我给你梳头，边梳头边怂恿我讲故事。”我说当然记得。“我们坐在那棵芭蕉下梳来梳去，很多蜜蜂就飞过来。”我说。母亲的瞳仁放出异彩。的确是那个样子，媚儿。我们交换着梳来梳去，我们笑着那些趣事，蜜蜂就飞过来，你怎么赶也赶不走。媚儿，我们赶不走它们。

    我记得，并不是绝对的赶不走。是我们对蜜蜂采取的一种貌似驱赶实则嬉戏的姿态，事实上我们愿意招徕它们的芬芳和柔情的嗡嗡。

    现在当我与母亲耳鬓厮磨梳着黑发并且观看《安娜。卡列尼娜》的美好时辰，我不可避免地想起童年的阳光赠送的许多东西。在我的小弟死亡之前，家庭应该说是朦胧的美好。二十五岁的母亲完成再嫁的婚礼时，依然青春百倍，尽管继父比母亲年长了二十，但这种年龄的悬殊好像并不足道。敏姨第二次给母亲担当伴娘。在母亲二十岁初婚的时候，她是一个没有任何陪伴经验的所谓伴娘。她之所以获得这种资格，主要来源于她和母亲是从幼儿园到高中年级始终厮守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她和母亲诞生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同一条弄堂，成长迅速，志向远大，在六十年代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号召，来到遥远的滇西支边。母亲的俏丽以及她当年的能歌善舞提供给林场垦荒队的男队员以广阔的想象天地，当时非常流行文艺小分队这种表演形式，它集吹拉弹唱蹦腾跳跃以及呼喊很多激进的口号于一身，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手段。我没有缘分目睹它的盛况。当然，我后来考入华师大，在一间尘埃封锁的图书馆里看到过几张照片，表演者左袖笼着红箍，舞蹈动作整齐划一，人体造型是具备了一点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