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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革紀念園》有兩篇紀念程賢策先生的文章﹐一篇是王友琴的"程賢策之死"﹔一篇是樂黛雲的"啊﹐延安..."。程賢策的一生代表了中國上個世紀很多知識分子的道路和命運。此類故事甚多﹐幾乎那個時代每個過來的知識分子或多或少都有其痕跡。 中国历史上，农民只要生存陷于绝境，就会揭竿而起。中国历朝都有农民暴乱，比如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中共成分主要是农民，中共党史对之并不隐讳。作为农民个人，其参加共产党革命与参加农民起义差不多。求生和土地是他们的最简单也是最本质的要求。当活路断绝，他们就会加入造反。而革命时期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也为贫苦农民拥护；再共产党在其占据地域可以强迫农民顺从，在暴力胁迫下，农民无法抵抗。至于中国农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神话。总之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比较容易理解。但困惑的是为什么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会卷入其中，而且正是他们创立和成就了中国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没有他们中国共产主义或许只能重复太平天国。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一向是中庸持正，崇理尚实，士是正统秩序的监护，何以20世纪他们如此盲目，偏执极端，参与拥护集体革命和暴力？韦君宜的《思痛录》，最痛之在不是她所遭受的磨难，而是她满怀理想和牺牲精神救国救民，但到头其一生所信仰奉献乃是虚幻和灾难。

   需要承认,上个世纪许多知识分子参加中共是为救国救民。国家陷于灾难，读书人有此之志乃为当然，是高尚之品德，文明之蕴育，即使是今天也需珍惜和尊重。忽视这点有失公正，也是对历史的虚无。但希望救国救民,并不就是救国救民。以后中共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当初他们绝不会想到，早知如此他们断不会这样选择。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毕竟是踏上了此路，由救国救民走到文革。以程賢策为例，48年他“是武漢大學物理系的高材生，卻在這一年轉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相熟后他告訴我，他所以轉系就是因為他認為當時不是科學救國的時機，他研究歷史，希望能從祖國的過去看到祖國的未來。”他的理想无容置疑，且做出了相当的牺牲，需要勇气。以“良”一字，实为可敬。但经过内战、土改、反右、跃进、文革，“后來，我被告知我心中的那個歡快、明朗，愛理想、愛未來的程賢策就在我買醬油遇見他的第二天，一手拿著那瓶烈酒，一手拿著一瓶敵敵畏，邊走邊喝，走向香山的密林深處，直到生命的結束。”（樂黛雲“啊﹗延安……”）他的自杀是生命的抗议，也是对其一生道路的否定。他无法重新选择，也无法洗刷他的羞辱，他以死抹去他的历史和记忆，也抹去那些残酷和不公。

   程賢策没有留下他最后的文字，似乎他无须讲述，他已弃绝了这一切。但这对活者是很大损失，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他死前那确切的思考和心境，无法将之留给今天和以后，而中国也还依然未理清那些困惑。我们纪念他，也由此想一想前辈们走过的道路。他们的不幸是近代中国民族不幸历史的一部分。当然，我没有更多的有关程賢策先生的资料，只能就一般意义，回思一下那些满腔热血投向延安的知识青年。樂黛雲先生“啊﹗延安……”的标题颇有寓意，其包括对当时热血激情的回忆；包括她的怅恨悔疚；包括她的谴责和愤怒；也包括那些美好理想的毁灭。她说“這裡有我們的青春，我們的夢，我們的回憶，也有無數我們對生活、對蒼天的疑問。這一切，連同那一曲迎風高歌的‘啊﹗延安……’都將化為煙塵，隨風飄散，再無蹤影，只有那黑水洋上翻滾的波濤和那無垠星空中一輪皎潔的明月將永遠存留在我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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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倡导“科学”与“民主”，而程恰是出于救国救民弃科学，而转历史，而投奔延安；其走了和“科学”与“民主”完全相反的道路；而也就是由此他走向了屈辱和灭亡。当然，中国那些没有参加共产党，而选择科学和自由的人也并不幸运，如果他们没离开故土，大致也经历了相近的不幸。可以说这近乎近代中国的道路。但是为什么救国救民就要弃科学，而转历史呢？为什么由历史又投身政治呢？为什么投身政治，而又是共产党呢？

   救国肯定需要科学，但是科学却不一定能救国。科学是求客观真理，非关社会也不及人文。其可以有用，可以没用，可以谋福，也可以造祸，这要看社会的机制，怎么使用它。就中国当时的混乱落后，科学不要说救国，能在种种缝隙中保存下去即不易。何况科学是长久之事。就中国之状，以救国之志学科学，大致走不下去，除非是爱科学而不管其它。程弃理改文可以理解。但又为什么弃学问而从政治呢?陈独秀办<<新青年>>同人相約“不批評時政”，胡适讲“20年不談政治”。但他们还是卷入了政治旋涡。陈辩解：“本誌主旨，固不在批評時政，青年修養亦不在討論政治，然有關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答顾克刚"《新青年》3卷5号）蔡元陪、胡适、丁文江等16名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包括李大钊）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声明，“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种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者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的优良份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好人袖手看着国家分裂，看着讨阀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言衷意切，痛心疾首。话至此，实是文明已经崩溃，国家社会有名无实。因此政治之外的“好人”们不得不出来承担责任,解救危难。但这和胡适个人自由的主张并不太一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个人自由”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启蒙”和“救亡”就成了矛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卷入政治的原因。不是他们好事，是社会没有了秩序，何尝能有分工和个人保障。

   但要说明，忧国忧民程賢策同于学者们,但其参与政治的方式甚不相同。自由学者们的参政是要求宪政,南北议和，而程是投身暴力革命；学者们不失个人立场、观念，参与而有限度；而程则以个人献身于党派。程是“好人”，欲救国救民，但“良”要以“知”为根据。不在程弃科学从政治，而错其对政治的盲目。政治是现实之事，革命更是残酷之事，容不得天真和幻想。而程投身共产党，却并不“知”共产党。其不是将之作为政党，由现实政治进行审视思考，而是把“党”作为真理和信仰，当做新生活新世界之寄托，实际这是迷信和神话。上个世纪中国读书青年对共产党的误差在此。在历史剧烈混乱中，青年很难对政治分辨得清楚，难能有成熟的思考，但是人对分辨不清的事情，要保持缄默和距离，除非理智考虑成熟。政治只能是政治，要保持对它的充分理性和现实感，避免对之夸张，更不可浪漫化和神化，不可凭激情和时尚冲入其中。这该是我们由前人汲取的教训。

   中国大批知识青年加入中共是抗战之后。韦君宜反省说：“為什么當共產党的？開始，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共產主義。我不是為了家中窮苦，反對豪富，而是為了中國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都要反對日本，但是沒有反對日本的路。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蔣介石与日本人和談結束。報紙上公然只許說敦睦邦交，不許說抗日。有什么路走？唯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傾的路，尤其是左傾的文學的路。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這些名字差不多統領了中國文壇。"韦君宜这里说了两个當共產党的理由，一是国民党不抗日，再是左傾的影响。韦君宜说得诚恳。但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不抗日，这是当时的舆论，却不是事实。史家一般引用资料：抗战八年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其中阵亡是131万），共产党军队伤亡是60万。双方都有抗日，但国民党更主要，而共产党倒是把更多的注意放于发展自己的力量，36年中共到延安只有3万人，45年发展至120万军队，管辖人口1亿以上。但是为什么当时会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不抗日的舆论呢？这里有左倾思想的影响，比如七君子；有共产党从中利用,比如"左联",一.二九学运。但更根本的原因则国家连连失败，领土丢失，军队退却，而社会腐败，军阀腐败，统治者内讧，其给国民带来普遍的绝望和愤怒。对之国民党政府负有重要责任，人们对之谴责发泄怨愤在所难免。但是中国之失败，原因并不只在政府，而在整个民族。胡适沉痛地写道：“深刻反省我们为什么这样的不中用”，“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军官的贪污墯落”，“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没有科学，没有工业”，“贫穷到这样地步，鸦片白面害到这样地步，贪污到这样地步，人民愚昧到认为最高官吏至今只要念经诵咒就可以救国的地步，这个国家是不能自存于这个现代世界的。”（”全国震惊以后“《独立评论》第41号）因此韦君宜所指国民党不抗日，有青年人的偏狭，但其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愤慨则是当时民众普遍之情。韦君宜说“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思痛录》）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国民党不公正，国家落后，政治、军队腐败，政府无法有效抵抗，只能退却议和，以图将来。韦君宜这些青年投向共产党，实际是对中国社会的绝望。不在共产党是否真的抗日，做了什么，但是它提出了"新的理想和希望"，而且有众多的人为之奋斗牺牲。至于什么是共产党、这些"新的理想和希望"的真实意义，他们在绝望中顾不得去考虑。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时尚对他们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韦君宜说：“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当时实在并不大...。我们实在也没见他们对抗日实际局势做出任何扭转。真正震动全国人心的是北平、上海的学联活动，七君子的被捕，连宋庆龄都出面支持，自愿坐牢。最后来了个'西安事变'，这才使共产党的影响真的扩大到了全国。""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思痛录》）时尚带领青年,这在任何社会都一样。

   但是，时尚的产生和接受有社会及人们的心理根源。刘宾雁先生记叙他投向共产党：“其实这几个少年，追求的首先也是个人自由，那麽何以未走向自由主义，却宁愿选择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呢？就我个人而言，渴望自由、使个人得到发展，最大的障碍首先是那种社会秩序。父亲失业，我连小学都上不起了。而每到冬季清晨，就时常目送马车队满载冻饿而死的僵尸，缓缓驶过闹市，也不会无动于衷。那麽不搞革命，以渐进方式改变社会有何不可呢？看不见这种可能。哈尔滨满目繁华，遍地是酒馆、赌场、大烟馆和妓院，你简直看不出有一个国家占领了那个城市。”（“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作为一个青春少年，在此种境况下，他会怎么样呢？忍耐等待，或清醒地理性思考？读书人，也同样是血肉之躯，绝境中也同样会和农民一样走向生命冒险。程賢策、韦君宜出身于有产家庭，他们有选择个人自由的条件，他们是为了救国救民而放弃了。但中共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中下层读书青年，除救国救民之外，他们还有一层更直接的求生存谋出路的要求。36年前，参加中共的知识分子并不多，有了西安事变，中共合法化，势力扩张，根据地扩大，其给许多中下层读书青年提供了生命幻想和冒险的机会。我们批评共产党暴力、异端，但是国民党也是经由革命而夺得政权的；推翻了皇帝，那谁又可以为正统呢？国民政府的历史也只有二十几年；而未来的结果谁也不能预知。但眼下的现实是无望，而共产党许诺了未来。并不是说这些没有对错，不能分辨，但这些超出了当时青年认识的可能，因为旧文明结束之后，中国没有稳定的正统价值参照。国民党可以革命，共产党也当然可以革命。况而国共内战，共产党打国民党风卷残云，那么像程賢策这样优秀有生机的青年，会选择哪一方呢？共产党南下时期，可能是49年前中国读书青年参加中共最盛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