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女士《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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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一個偶然的机會見到她，很朴實的樣子，不善于講話。在她的發言中，我知道了她所做的事情，于是閱讀了她的网站：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前面的題詞是：為死難親友留下永久紀念， 為您見証的死難者留下記載。 二十年余前，巴金老人開始寫他的《隨筆錄》，并提出建立“文革紀念館”。我為之感動，曾寫“偉大的良心”一文表示敬意，并希望由此喚起中國的良知。我雖依然保有對巴金老人的尊重，但是以后也看到了我思想的一些偏差。我把希望寄托于由上而下的精神啟示，希望中國有人能代表民族的良知。這即所謂權威精神吧。自然我由開始即清楚“紀念館”之事需要等此權力結束后才有可能；但是以后中國也沒有產生偉大的“良知”，也沒有對文革更明晰的思考。相反，89后中國人在經濟的進程中卻轉向對昨天的漠視和遺忘。可能這是大多中國人在特定的政治歷史中特殊的精神方式。我理解中國人所面臨的生存、歷史、思想、政治、文化等諸多复雜而沉重的困難。我們既無法依從中國傳統去思考；又不能簡單地以西方文明价值為判斷參照。可以說人類從未有過中國近兩個世紀如此复雜沖突重重的困境，人類對之沒有文明經驗的積蓄。而人的“良”与“知”——認知与道德——的能力亦有限，且而需要時間。中國人采取漠視和的遺忘方式，大約也是無奈。其比狂熱和偏執要好，后者是通往毀滅的道路。但是漠視和遺忘畢竟有害，因為不能長久。阿Q可以同情理解，但不能成為生存的准則。阿Q的結局即是他精神方式的結果。其實中國的五﹑六十年代、文革也是阿Q的另一面——其被賦予了未來和權力。人類不依据文明，喪失其公義法則，必然陷于災難。文明基于人長久生存經驗的積蓄，是之抽象和規范。漠視和遺忘表面是對已逝之事，深層則是否定文明的必要的規范和法則。中國人眼下奉行的哲學“活著”，即否定文明之限定，把人的存在交付人求生之本能和慾望。此說明中國文明破坏后的空虛之狀態，人的存在已降底到極點——僅僅求生和佔有。而中國社會不可抑制的腐敗，与此正相一致。法輪功事件既顯露了中國的危机，又說明人并不能依本能而存在。不是說“活著”不對，而是其不能達至使大多數人活著之目的。人最終會因不能忍受無制約的劇烈沖突而導致社會災難。中國的危險不是它現在的腐敗專制，而是其隱含著可能的崩潰。腐敗是崩潰的必然道路，因為其是對大多數人的拋棄和掠奪﹐置他們于絕望和悲憤。社會、法律之公正，在于道義精神的建立和信守。如果我們不面對昨天，不給昨天以尊重和道義，我們的道義精神也就無從存在。道義不會憑天而降，其延于我們對昨天的證實和判斷。我們漠視遺忘過去，實質是我們否認人文明的經驗。而沒有過去作證，文明也即失去它的根据。這也就是中國現權力倡導“精神文明”之不能成立的原因。文明發生生長于人生命的內部。此即記憶的意義。

   中國人漠視和遺忘的直接原因來于中國權力的障礙。中國今天的權力是其昨天的延續，而對其昨天的證實就是對它現存的否定。因此，中國的權力不允許真實地證實記憶昨天。由是，他們使用了 “光榮正确”、“錯誤”、“平反”、“恢复名譽”等一套詞語，敷衍歷史和人民。但是罪行不是錯誤，罪惡應該審判，而不是什么“平反”。文革是人類文明中的罪行，此歷史真實不能為權力虛偽言辭所遮掩。但是，在中國其恰恰被遮掩了。76年后在民族意識中，中國權力之成立就借助于此。由而中國人存在的真實性被涂改和抹殺了，中國人的頭腦喪失了真實生存的經驗和記憶。由是中國社會和民族存在也就在虛假中。誰都知道這個權力和其所使用的成套語符是虛假的，而中國社會又必須強制地依其運行。因其虛假，人們對之也即敷衍漠视。于是國家社會的規范、道德、法律處于無效的懸浮狀態，人們把生存交付本能和慾望﹐不會再有正直和信任﹐善意和希望。這即鑄成中國社會不可抑制的腐敗糜爛。如其繼續發展，下一步就是革命与崩潰。

   中國文明的重新确立，首先需要我們走出虛假，返歸歷史的真實。這就是記憶与證實。記憶与證實是中國文明再建立的前提与基礎。只有回到歷史，回到真實的存在和經驗，我們才能确認什么是合理的生存，什么應是我們存在的法則和依据。巴金老人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意義在此。但是，這于現今中國并無可能。由此中國當代痛苦歪扭的歷史便成為中國人郁積的心理情結，堵塞了其精神和道路，并在此癱瘓。八十年代文化熱潮說明中國對文明的需要；而其后黯然消失，則說明在中國權力的障礙下文明之建立實不可能。如果人的存在不能依于文明的形式，那么就只能轉向本能和直接的欲望。中國的近二十年，這一脈絡是清楚的。韋君宜《思痛錄》，痛而又痛，而她最終不能把最后的話說出來。而韋君宜先生在她特殊的位置已經盡了最大的勇气和可能。這是當代中國人精神人格悲劇之一例，可見權力對中國民族精神的抑制和腐蝕。　　　　　　　　　　　　　　　　２

   我稱王友琴女士的工作是偉大的工作，實是因為她微弱的個人性。王女士的工作純是個人所為，她無視中國龐大的權力體制（她開始此工作時尚在國內），也沒有西方背景的資助，她甚至沒用專家學者的頭銜。她是作為普通人，依個人的良知和微弱的力量，毅然從事這一工作。她稱自己是歷史的“義工”。因為是歷史的“義工”，因此她保持了良知的純粹性，能超然權勢之外，直抵歷史的真實。王女士所做的是中國文明所需要的最基礎的工作，即記錄證實文革的死難。王女士說：“記錄死亡意味著對死亡的重視，紀念死者意味著對生命的尊敬。...這种記錄不僅是為了死者，也是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變成一件無足挂齒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惡不被記載，這樣的殺戮會不受拘束無所阻礙地重演。為活著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對害人者的懲罰必須被記錄。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記錄這一類死亡的動机之一。”人並不僅僅是活著﹐其要有生命原則的建立和捍衛﹐否則人就可以被任意殺戮和踐踏﹐包括我們自己。觀看人類的歷史，文明是由人的不幸、死亡，由對死亡的祭奠開始。正是由于人的不幸、死亡，人才需要建立人的价值、尊嚴、法則、信念，并賦之以神圣的意義。所謂文明的起源，即人所經臨的困難和不幸。遠的不說，二戰后猶太民族的興起即建立于他們集中營的苦難。正是他們對此災難的頑強記述和述說，而改變了他們在西方文明中屈辱的歷史。六百万猶太人的死難成為他們复興的犧牲。文革是中國文明史最殘酷的一頁，其不僅是毀坏了中國文明傳統，更嚴酷的是其摧毀了人性，將之顛倒為人對人的詆毀、摧殘、仇恨、侮辱、殺戮——即使是在家庭和學校，權力賦其以肯定和榮譽。如果中國尚有未來，如果中國要重新奠立文明的法則，那么我們即要回到身后的死難，由那里更正被颠倒的人性。文明的索要甚為苛刻，必須經過鮮血死亡的驗證，其意義和法則的至尚性方能成立。如此，人才可能敬崇遵循。這也就是祭祀和犧牲的意義，也即文明的普遍原則。基督，西方文明的基石，他的神性是由他的血和死難而體現的。基督徒要不斷去教堂，就是要不斷回到他的鮮血和死難，由此教義才發生意義。中國文明的恢复，首先是回到那些殘酷的鮮血死亡，有對他們的記憶和證實，悲哀和祭奠，反省和思考，我們才能看清前面的道路，重新确立人的价值和尊嚴，建立文明的規范和法則。人之建立文明，維護文明，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出于人存在本身的黑暗和殘酷。是由于苦難和死亡人而确立文明。

   王女士所做的正是這一工作。記錄文革的每一個死者，為每一個死難見證。由八六年在國內她開始這一工作。中國死于文革的人至少有數百万，而她——只身女子，以微弱個人面對中國數百万的死難，可謂精衛填海。十數年間，她走訪了數百人，為《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記錄銘刻了近千名死難者。不在于她做了多少，能做多少，而在她的精神，身體力行。她說：“我的想法是：每一個受難者都應該被記錄。這是基于一個最簡單的信念：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于是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這就是微弱之個人面對龐大的權勢和深重的苦難所建立的“人”的意義。我們面對昨天和死難，實際也是我們面對今天和未來；我們通過對昨天和死難的悲哀、紀念、反省、思考、識別、判斷，而調整、規范、确立我們今天未來之存在的精神、价值、姿態和指向。我們尊重昨天的死難，就是肯定“人”的意義和尊嚴。 人的現在未來植根于過去。人通過界定過去而界定現在，指向未來。假如我們把人對昨天的人文記憶抹去——哪怕不是全部，那么這個世界即刻就會瘋狂。其實這就是“新中國”所發生的事情。 王女士的工作沉重而痛苦,因為她每天得面對那些死亡和殘酷的事情。如果沒有毅然的勇氣﹐道義的信念﹐愛的精神﹐難能做到。人性有其殘酷和黑暗﹐但另一面人性也有不能抑制的對殘暴黑暗的抵抗﹐對愛﹑光明﹑道義﹑尊嚴的要求和追尋。當人面對前者的時候﹐後者的意義甚至超過人的生命。這就是文明的來源﹐人類歷史一刻也未停止對文明的努力和捍衛。舍身求義不是來于道德﹐而是人生命深处的渴求和需要。文明是困難的﹐它意謂人與黑暗﹑野蠻﹑殘暴的頑強對抗。人類賦予文明那么多偉大崇高的言辭，投以那么多的精力財富﹐只是由于它的困難。一般地說，人們在文明中常常看不到文明的意義和難處﹐他們以為從來如此天經地義。但是文明從來不是自然的﹐而是以生命為代價的努力。人類早期文明以人為獻祭﹐即是其象征。人類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實際由祭司演化而來。祭司作為文明的第一種專職人員﹐其在生和死之間﹐溝通天與地﹐人與神﹐生命与自然、因與果﹐經驗與未知﹐過去、現在與將來。他在其間建立文明的原則和運行的符號系統﹐作為人和社會的內外─意識與行為─指令﹔並在時間中世代傳遞﹔在傳遞中發展豐富﹐調整修補﹔既賦之以儀式﹐又需在持續使用的消耗中不斷地恢復它們的意義能量﹐保證其文明的功能。祭司在文明中享有特殊的位置﹐但又以犧牲其世俗權力﹑財富﹑享樂﹑家庭﹑乃至繁衍权力為代價。因為文明的原則必須保證其充分的公義性和時間性。祭司的責任對象不是權力﹐不是個人，而是“道”。由于文明的擴展丰富和人文趨向的進步，知識分子有了越來越具體的分工和專業領域，有些行業甚至已經難能看到其与人類命運的關聯，而本人也不會再有此意識。但是如果我們拉遠一點眼光，我們就會看到，今天人類每一研究探索思考的領域，無不關聯人類的生死存亡；“知識”的背后潛伏著那片久遠的鬼魂之陰影。文革中﹐由于文明的基本原則的顛覆﹐所有的科學﹑藝術﹑知識﹑思想﹑教育﹑書籍都變得沒有意義﹐而同其本人一起掃地出門。此教訓至為深刻。在近兩個世紀的中西文明衝突中﹐中國經歷了慘痛的災難。今天﹐我們在塌毀後的廢墟上﹐即沒有了傳統﹐也沒有學到西方。中國國家依極權權力而控制﹐人以求生慾望而生存﹐這是中國的基本狀態（這裡我說是基本﹐而不是全部）﹐也是它的潛在危險。不錯﹐中國的經濟有了顯著的發展﹐但是如果我們忽視它的非文明的人文狀態﹐無視它蘊涵的危險和暴力﹐那就是放棄文明的責任。中國恢復文明甚為困難﹐我們有太多的破壞和殘酷﹐社會積累了太多的問題和仇恨。而中國也依然面臨世界多重文明的衝突和困境。而人也沒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對之有清楚的認識和決斷﹐無疑我們依然會在困惑中。但有一點很清楚﹐經過長久的災難和破壞﹐文明的基本原則在中國被顛覆了﹐善于惡﹐正與邪﹐誠于詐﹐真于假處于顛倒的位置。我們不對人和現實抱有幻想﹐但社會至此﹐即已顯示危機。人類文明各有不同﹐但人性大體相同﹐人性對文明的基本要求相同。因此無論文明有怎樣的分歧差異﹐但它們的基本原則有其一致。儒家有仁﹔基督教講愛﹔佛教主慈悲﹐這都是對生命的維護﹐對人的保護和關愛。在社會群體間﹐制止人彼此間的侵犯﹑傷害﹑殺戮﹑侮辱﹐將人彼此的恐懼﹑疑惑﹑對立﹑仇恨傳為友善﹑信任﹑互助﹑愛這是文明的首要功能。當毛把革命作為目的﹐把仇恨鬥爭作為原則﹐把暴力作為方式和手段﹐人類文明的根基便被顛覆﹐中國陷入無休止的人與人的敵視﹑恐懼﹑仇恨﹑迫害和殺戮。在《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的紀念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本來和平的學校和村莊是怎麼由此成為瘋狂殘害與殺戮的屠場的。這些文字提供了人由文明進入野蠻迫害殺戮的見證。記錄文革就是使人們永遠記住這些﹐使人回到文明﹐確立文明對人﹑生命﹑人的尊嚴的維護﹐並永久地維護它﹐使之不可動搖﹐並永遠警惕那些煽動蠱惑﹐警惕仇恨﹐殘害﹑破壞和殺戮﹐無論其以什麼言辭理由。經過如此殘酷的歷史﹐我們才可以看到仁的意義。仁是與各文明及其傳統一致的共同基點。49年後﹐共產黨在中國所顛覆的就是“仁”這一文明的基本原則。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