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文集：读威塞尔的<<夜>>

读威塞尔的<<夜>>
﹙一﹚
   我一直不想讀他的書。一個中國人的痛苦已經夠多了﹐不必雪上加霜。回避和遺忘常常難免﹐人不能總在悲哀中。何況不忘卻又如何﹖我的年紀已經不再慷慨激昂﹐我盡量去理解那些消沉的事情。人生不易﹐世事唯艱﹐寬容和淡漠乃是一種解脫。但是﹐我最終還是讀了他的《夜》。小小的一本書斷續了几次才讀完。它的確太痛苦了﹐我需要中間有一點喘息。
   　　
   二戰后﹐世界上真正複興的民族其實是猶太人。不僅是因為建立了以色列﹐更是因為他們在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科學的成就。猶太民族依靠的是什么呢﹖德國迫害猶太人其實早有淵源﹐歐洲的歷史中有長久的反猶傳統。西方文明中“猶太人”是一個卑下字眼。這個沒有家園﹐歷經欺凌的不幸民族﹐上個世紀短短數年間有六百萬人被殺害。但是今天﹐已經少有人再可以隨便對猶太人說三道四。前兩年﹐奧地利總理因為肯定希特勒的勞工政策﹐而被歐洲制裁﹐可以想見猶太人的輿論力量。猶太人的興起是潛在的﹐不動聲色﹐然而力量非凡。以色列這樣一個微小的國家﹐在龐雜的伊斯蘭國家的包圍中﹐頑強興盛。在美國﹐如果注意一下此問題﹐更會大大震驚。有玩笑說﹕有一天以色列的政府會搬到美國。
   　　
   猶太民族的複興﹐當然可以說是由于他們的團結﹑宗教﹑聰明才智﹐但是這些他們從來就有。猶太民族命運的真正轉折其實是在二戰之后﹐是由于那六百萬人的死亡。是他們對苦難頑強的記憶和敘說﹐伸張了正義﹐恢複了他們的名譽和尊嚴﹐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他們生存的信心和權力。他們的記憶和敘說使六百萬人的死亡轉為民族複興的犧牲﹐猶太民族轉折的命運牢牢地植根于他們的苦難。打開世界各種學生課本﹐多可以看到猶太人那一段不幸的歷史。也就是說人類的年青人不論其種族和國家﹐從小就須知道且記住納粹對猶太人殘酷的迫害和屠殺。這些苦難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共同經驗﹐可見他們記憶敘說之重要。至于猶太民族自身由此所激發的自尊自強的精神﹐這里我們就不說了。但是需要說明﹐我并非贊成戰后猶太人過份的民族主義﹐因為它導致新的仇恨和戰爭﹐給世界帶來危險。猶太民族需要對之
   反省。
   　　
   這本小書是記述奧斯維辛的代表作之一。我讀這本書有一個契機﹐因為它是我兒子在高中指定的閱讀教材。我要強調一下﹐這本書是實錄﹐我沒把它歸入文學。人類文化中﹐文學有重要功能﹐但亦有其局限。現代漢語中﹐文學的意義有些夸張﹐尤其是小說。文學基于虛構﹐而人類的許多事情則應該保持真實。向文學要求真實﹐可謂緣木求魚。小說成為大說﹐既有難于文學﹐也易使人喪失真實感。“習有余而為文”﹐是先哲的訓教﹐也是生活的常識。應該承認﹐文學于人的許多事情無能為力﹐即使是在敘說范疇。這本書中﹐那個吊在絞架上十三歲的孩子﹕“繩子還在動﹐輕微地顫動﹐那孩子還活著……。在半個多小時的時間里﹐他就在那里﹐在生與死中抗爭﹐在慢慢的煎熬和我們的眼中死去。”還有車廂中那個殘忍的爭奪面包的故事﹙它是故事嗎﹖﹚﹐一塊面包﹐父子兩具尸體。這些可以用來虛構小說嗎﹖如此﹐那么它們的真實性就被取消了﹐“小說”的命名宣布其為虛構。如此﹐我們就背叛了這些事情﹐背叛了那個孩子﹑父子和他們的死亡。我們不能向文學要求真實﹐而真實應該有它另外的記敘方式。９２年我去了奧斯維辛﹐之后看了《辛德勒的名單》。應該說我對這部電影有些反感﹐不喜歡它的概念化和投機性。世界極為廣闊﹐藝朮有其足夠的想象創作的空間﹐對奧斯維辛的事情不該這樣隨意。有言說﹕“奧斯維辛后寫詩是殘酷的”﹐話很極端﹐我不贊成﹐但其反應了藝朮和苦難相沖突的一面。８０年代后﹐中國出現了許多關于反右﹑文革的小說﹐但少有成就。其中有一簡單的道理﹐如此殘酷悲慘的事情﹐人對之首先需要的是忠實的見証﹐使之在文明中留下永久的記憶和思考。此不在藝朮的范疇。何況事情本身的殘忍和恐怖﹐已遠遠超過人虛構想象的能力。文學畢竟有限。巴金一生寫小說﹐但他記述
   文革則是實錄。二十余年中﹐真正有價值的漢語文字多是實錄。以高爾泰先生的《尋找家園》為例﹐如果高先生將他筆下的人﹑事寫成小說﹐那將多么遺憾。那些不幸的事情將永久地失去它們的實在性﹐那些死去的陰魂將永無清白歸宿。對于高爾泰先生筆下的那些事情﹐藝朮已經沒有意義﹐它們不需要創造和虛構。一個身經其歷者﹐他的責任就是忠實地見証記錄﹐將此如實地交予道義和未來。他說﹐曾經是這樣﹐真真實實確確鑿鑿。這是他于死者﹐于苦難﹐于文明和時間的責任。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是不能寫為小說的。以奧斯維辛為題材的小說電影林林總總﹐而于《夜》相較﹐有如煙霧。
   　　　　　　　　　　　　　　　　　
   ﹙二﹚
   　　
   尼采說﹕上帝死了。而威賽爾﹙Ｅｌｉｅ　Ｗｉｅｓｅｌ﹚在他的書中見証了上帝是怎么死的。“我永遠不能忘記那煙。我永遠不能忘記那些孩子的小臉﹐我看見他們的身體在靜靜的藍天之下被化成繚繞的煙霧。我永遠不能忘記那些火焰吞噬了我畢生的信仰。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夜的寂靜剝奪了我對所有的永恆和生命的渴望。我永遠不能忘記那些﹐其片刻之間扼殺了我的上帝﹑我的靈魂﹐將我的夢想變成灰燼。我永遠不能忘記那一切﹐即使我被判決﹐和上帝他本人活得一樣長久。不能忘記﹐永遠不能﹗”
   　　
   一位猶太思想家認為猶太人上個世紀的苦難乃是對人類現代文明的祭奠。我不敢同意這個看法。難道為了文明的進步﹐就必須奉獻大規模的迫害和屠殺嗎﹖人類所謂的進步其實是盲目的﹐這個星球近代所發生的種種災難正是進步的結果﹐或說其代價。人的屠殺從來就有﹐但是如此規模的戰爭和屠殺則是近代的事情﹐因為人掌握了現代科技和武器﹐人殘酷的本能具有了更強大的能力。我們說現代文明常常是指其正面成就﹐但它的另一面呢﹖每一座天堂﹐都有一處對應的地獄。人類的享有和付出正相平衡。人容易遺忘﹐總是盡力逃避那些悲慘不幸的事情﹐就像這本書《夜》不愿被人閱讀。但是如果沒有對事情完整的認識﹐人就不能學會自覺──自覺地維護文明﹐會重複以往的盲目和災難。對于苦難的記述﹐即是要保持歷史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避免人的遺忘和逃避。是因為有《夜》﹑《古拉格群島》這些記述﹐今天人類才有可能自覺地抵制這些事情。人們一向把科技的發展看作是文明的進步﹐其實是片面的﹔只有科技與人文精神的同步發展與平衡﹐才是文明的進步。科技是中性的﹐其可以帶來文明﹑進步﹐也可以導致破壞和毀滅。人類的兩次大戰可以說是進步嗎﹖
   　　
   奧斯維辛的恐懼在于它的現代性──其以工業化的方式對人進行大規模集中持續的迫害和屠殺。奧斯維辛由苦難和死亡的一面顯示了上帝之死。約伯的苦難是個人性的﹐無論他遭受怎樣的不幸﹐他始終面對的是絕對的自然和宇宙──此是上帝發生的根據﹐苦難來于此﹐是上帝的意志﹐不可知﹐也無可抗拒﹐懲罰在他﹐賜賞也在他。絕對的自然宇宙在﹐上帝即在﹐既使苦難﹐既使死亡。因此他可以保持對上帝的信仰。草原上的牛群是神性的﹐既使被射殺。但是將牛置于廠房集體飼養﹑屠宰﹑售賣﹐其神性即消失﹐因為它們僅僅是人的肉食。這就是奧斯維辛和人類傳統苦難的區別﹐奧斯維辛將人變為物品隨意處理﹐人在此只是物品而被處理。
   　　
   奧斯維辛使上帝死亡的是它的方式。現代工業方式使奧斯維辛能在持續的時間中具有這樣大規模的集中迫害屠殺。首先是集中營隔絕了人和外界的關系﹐這里是人﹙受害者﹚的全部世界﹐包括苦難和死亡﹐宇宙的絕對命題在人的意識中被刪除﹔而生命沒有宇宙的絕對意識﹐上帝就沒有了來源。再是它的集體性﹐其體現了人一致的命運。這里對人的屠殺不是個別偶然的事件﹐而是人存在的普遍本質﹐其不可逆轉﹐是人的終極命運﹔對之﹐如果上帝在﹐他為什么允許﹖如果他允許﹐他怎么是上帝﹖或者它就是魔鬼和罪惡﹖要么上帝就是沒有能力阻止﹐可是如果他沒有能力﹐他怎么可以是上帝﹖由此上帝被顛覆了──他不存在。上帝的意義在于給人希望﹐戰勝死亡﹔但是屠殺之規模性大至吞噬所有的希望﹐覆蓋人的全部心理﹐那么上帝也即死亡。人類殺戮的傳統有許多方式遠比煤氣室和焚尸爐殘忍﹐但是那終是人對人的──手工方式﹐而人是有限﹐可以反抗﹐可以被懲罰和消滅的﹔而焚尸爐的日夜燃燒代表了屠殺的不可抵御的無限力量﹐對于那些囚徒而言﹐焚尸爐就是替代上帝的宇宙絕對力量。這些就是上帝的死亡。“這一天﹐我不再祈求。我不再悲慟。相反我感到自己的強勁。我是審判者﹐上帝是被告人。我睜開雙眼看見自己孤身一人──完完全全孤立于一個沒有上帝和人的世界。沒有仁愛和伶憫。我注定了除了變成灰燼一無所能﹐然而我仍舊覺得自己比上帝強大……。”這最后半句話值得注意﹐其和尼采一致﹐但是事情的結果卻和尼采的預言相反。上帝死了﹐人卻沒有走向古希臘的英雄﹐而是被拋到了這里﹐如虫如彘﹐變成灰燼。更具有嘲諷的是﹐恰是希特勒偉大的英雄夢想把人趕到了這里。尼采的權力意志其實是他預感的權力恐懼。上帝死亡﹐人絕對的制約和戒律即消失﹐于是人既陷入彼此直接的對立
   ﹑擴張﹑和權力爭奪﹐直至瘋狂。尼采的天才應該由此來理解。威塞爾在奧斯維辛代尼采見証了他的恐懼。
   　　
   二十世紀發生的許多事情具有一致性﹐走出國家意識形態﹐將之聯系起來看或許更完整。兩次大戰﹑納粹﹑奧斯維辛﹑共產主義運動﹑革命﹑極權國家﹑清洗﹑麥卡錫主義﹑冷戰﹐以及文革﹑紅色高棉等等﹐它們沒有內在的聯系嗎﹖技能的激變導致沖突的激烈化﹐傳統來不及調整適應或者干脆被摧毀﹐人陷于深度焦灼恐慌﹐其一方面轉為劇烈的暴力騷動和虛妄﹐以敵視﹑迫害﹑殺戮﹑戰爭排解恐懼和不安﹐滿足自我夸張﹔另一方面投向領袖﹑國家﹑集團﹑強權崇拜──取代傳統秩序和宗教﹐獲取心理的安全和保護﹐極權也由此建立。這一困難複雜的歷史﹐人類至今尚未有能力充分認識。也許是其仍然離我們太近。
   　　　　　　　　　　　　　　　　　
   ﹙三﹚
   　　
   威塞爾的《夜》記述的都是具體的事﹐因此它也是人性的見証。人怎么會這樣呢﹖人就是這樣。有什么比人更殘忍﹑卑鄙﹑危險可怕嗎﹖人即地獄。不是嗎﹖人類所有對地獄的想象都是人自身的呈現。奧斯維辛不是確實的地獄嗎﹖在生活的正常狀態中﹐人的許多方面被遮蔽了。文明的秩序中﹐人性的黑暗﹑殘忍﹑卑下受到制約﹐不為常態﹐其在隱蔽處和個別的狀態中﹐因此其常常被忽視。而奧斯維辛對之卻給予了集中的體現。這就是為什么歷史需要見証。人為什么需要記憶﹐需要不斷回歸苦難﹖為什么說文明奠立于黑暗﹑鮮血和死亡﹖奧斯維辛對人的屠殺迫害的本性﹐提供了兩種形式。一是合法化﹐其以國家權力實行﹐并賦以精神之理由──優秀的日耳曼民族要拯救人類的墮落﹐因此德國民族集體地被賦予了迫害殺戮的權力﹐為了德意志﹐迫害﹑殺戮﹑戰爭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榮譽。合法殺戮源于人類最古老的種族生存競爭﹐但人掌握了現代科技武器﹐它的殘酷性﹑規模性和毀滅性就被推到極致。二十世紀大規模的迫害和屠殺都是以國家權力實行的﹐并被賦予堂皇的精神之理由──國家﹑種族﹑真理﹑革命﹑理想﹑主義﹑人類﹑未來﹑進化﹑公正﹑自由等等。沒有比合法的殺戮更殘酷更最野蠻的犯罪。德意志是高度文明的民族﹐但也是德國發動了兩次大戰﹐并創造了奧斯維辛。人的殺戮本性如此根深﹐其完全可以“文明”的理由和形式出現。這是人最根本的悲哀和危險。文明實為脆弱﹐其平衡的天平隨時都會傾斜野蠻的一邊。《舊約》的一戒是“不殺人”﹐基督說“愛”﹐佛法“戒殺”“慈悲”﹐儒者舍身求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些文明的基本原則抵御著人性的野蠻﹐人需要以極大的勇氣和力量去監護和看守﹐否則人類隨時都會卷入集體的合法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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