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瞿秋白有一篇小文“那个城”1，发表时文前附有记者按：“这是象征小说，那个城即是俄国大革命，大破坏的光景，那个小孩既是指中国。”《瞿秋白文集》文学一卷，有注释说：此文“系节译高尔基作《意大利故事》第五章”，而文末瞿署有文字：“读高尔基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此文当是译作，但瞿没有注明，因此有版本将之作为瞿秋白的创作。 是译作或创作不是我的关心。但这篇文字于确有象征意义，只是那个小孩并不是中国(中国有其自身的劫难)，而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知识青年，甚至可以说近乎作（译）者本人。于文学，瞿秋白算有天赋，是译也好，是写也好，这篇小文中显现了他自己，且预示了他的命运。“那个城躺在地上，好大的建筑都横七竖八的互相枕籍着，仿佛呻吟，又象是挣扎。远远的看，似乎刚刚被火，—那血色的火苗还没有熄灭，一切亭台楼阁砖石瓦砾都煅的煊红。”“黑云的边际也像着了火似的，灿烂的红点煊映着，那是是深深的创痕。他放着热烈惨黯的烟苗，扫着将坏未坏的城角。那城啊—无限苦痛斗争，为幸福而斗争的地方—流着鲜红---鲜红的血。”

   一九一七年九月，瞿秋白之在北京进北洋政府俄文专修馆学俄文，俄文专修馆免学费，毕业后亦有就业保障。他说：“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2 一九二零年八月，《晨报》请瞿秋白去俄国，是因为他会俄语。当然他可以不去，他的堂哥瞿纯白“竭力反对我到俄国去，以为这是自趋绝地。”3 但是他还是毅然地去了。作为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仅仅谋一碗饭是不够的。此去，他大约有三重原因。一是困惑与求知，二是热情与理想，三是冒险与赌博。“我想看一看那个‘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的文学好好研究一下。”4 求知、求奇、求新，在青年乃是自然的事，尤其是那个时代。俄国革命毕竟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新事，激进的欧洲知识阶级曾对之寄予莫大的希望。瞿秋白的求知不仅是进修他的俄语，也包括对新思想、新世界的渴知。他说：“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的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我已经决定走的了”。5 早期瞿秋白虽然不是大济天下的人，但在五四的潮流中，仍然怀有青年的热情和希望。这也就是他到北京后，和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组织同学五四游行，参加李大钊、张崧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原因。他并不是没有中国当时知识青年救国救民的进步理想，这点不应忽视。“我有能力，还要求发展，四周环境既然如此，我再追想追想他的道理。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的责任。”6话是青年学生的话，但他具有那个时代救国救民的理想，。他说：“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我们处在社会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的毒症，不知道怎么医治。”“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的问题，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悠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7毛泽东有一段话与之相似：“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的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8因此，“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9 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五四后，中国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由德赛二先生转向马列主义的原因。但是瞿秋白的性格确不是革命者、勇士，他始终都是一个脆弱、不安、沉于幻想的诗人、书生，甚至他去俄国、参加共产党、鼓动暴动都带有一定的诗人的不安、浪漫和幻想。他说：“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成熟。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性化。——一个近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10 分析是中肯的。瞿秋白不该去俄国，起码他脆弱的体质不适合俄国的寒冷、动荡和艰困。他的选择具有命运的冒险和赌博性。当然这可以说是他诗人的浪漫性格，他说自己“我生来就是一个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11 但是“浪漫”一语有些自我浪漫化，他的出行除浪漫外，更是出于生命的危机——生存的脆弱、危难和绝望，此导致他孤注一掷。在焚烧的城和四周无尽的黑暗之间，那个小孩子似乎别无选择，火光毕竟是光，他所不能忍受的是他的身后和眼下。“阴沉沉、黑魆魆，腥秽污湿的所在”，“我没有法想了。”“‘红色’的色彩好不使人烦恼！我想比黑暗的‘黑’ 多少有些生意。”12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既没有阔亲戚，又没有钻研的本领，况且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13“‘阴影’领我去，我不得不去。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14“残酷的社会，好像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一道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我牢锁在心灵的监狱里。‘内在的要求’驱使我，——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我决然忍心舍弃老父及兄弟姊妹亲友而西去了。”15瞿秋白这个江南才子，天性慧敏纤弱，家道破败，父亲弃家出走，母亲自尽，落魄困窘寄人篱下，况而当时中国是国残世乱，悲惨难睹。因此他便早早地厌世。 “你不能不自杀，你应该自杀，你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你随时随地的困难给你苦痛受，你因此觉得不得不自杀；从今以后，你就要随时随地地感受着自杀的乐趣——仍旧是随时随地地困难的苦痛”16 ，“一年、两年、三年，足足三年了，经过了多少艰难、痛苦、谬误、堕落，如今呢，又是何等的沉寂、恐怖、凄凉、悲惨；还不如——。”17这是他1919年的文字。由脆弱、困顿而绝望，由绝望而厌世，由厌世而走向极端的叛逆和对抗，这是瞿秋白的内在生命情节。深入瞿秋白心理的这一层，他对命运的冒险和赌博，及他以后革命，对社会极端化的批判和行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瞿秋白去俄国的选择带有一定的自杀性——其实他以后的许多行为，包括他最后的死都带有自杀性。这是一个脆弱诗人在命运危难的关头难以避免的抉择，像危境中的小动物进攻拼命。除了脆弱，瞿秋白也有他早熟“少年老成”的一面。去俄国前，他即看到了俄国革命的残酷和黑暗的一面，并不像另一部分激进青年那么理想乐观。他感到危险，预感他不能经受俄国的饥饿、寒冷和战乱。但“‘阴影’领我去，我不得不去”，因此他起程俄国的时心情很是黯淡悲哀，很是恐惧、绝望，甚至对之诅咒。“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是你们罚疯子的地方，这就当然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地方（却还不十分酷虐），我且叫它‘饿’乡。” 18 “青焰赤苗的火等着它”，19“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20瞿秋白之去俄国，颇代表二十世纪前半叶许多中国知识青年、小知识分子选择共产主义革命。中国新文化运动由德、赛二先生转向左倾，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的民族危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占和欺掠，使中国的民族意识与西方工业国家对抗，加之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亦使新青年对西方国家丧失信心。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政策转向联俄容共也是由于民族问题。不应忘记，五四的直接起因是反帝。在中国的危亡末路中，十月革命给进步青年燃起“理想”之火，虽然那是焚毁之火，但毕竟是火光，而青年在危亡和绝望中的选择也常常正是玉石俱碎的焚毁。再，由十九世纪末到斯大林离世，世界左倾思想流行，在中国传统文明失败之后，其应和中国的危机处境，应和民族的对抗意识，也应和青年的激烈幻想的反叛心态。中国的左倾倾向是世界左倾潮流的一部分。个人介入历史均有其个人的原因，个人的生存、利益、欲望、性格、经历、机遇、心理情节等等。中国文明的失败和社会的破产，把大量的青年抛掷于“栖栖惶惶”的生存和精神的危机中。他们无能解决的个人危机，使他们铤而走险，而投身极端的共产革命，以求在此寻求生存的出路和精神的慰籍。此为他们参加革命的直接原因和内动力。

    二

   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1期发表瞿秋白“赤潮曲”，十月《时事新报.文学》92期，发表他的“铁花”。其文字和瞿秋白以前的写作判若两然。“猛攻，猛攻/捶碎帝国主义万恶丛/奋勇，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工厂里燃着不熄的火苗/照耀我这壮勇无畏的胸膛。我吹着铁炉里的劳工之怒/我幻想，幻想着大同。”我们注意一下瞿秋白年表：21年五月瞿秋白经张太雷介绍入党，同年参加在彼得堡召开的远东民族代表大会，九月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任教；22年底，陈独秀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任其翻译；23年一月，瞿秋白随陈独秀回国，六月参加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委员，并参加国民党；24年五月，瞿秋白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短短三年，另一个瞿秋白，另一种瞿秋白的语言已经成立。他由一个困顿悲观的青年已经进入中国权力的上层，他投身俄国有了回报。此时他只有25岁，即使是在正常的社会，出身官宦世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取得这个地位也是难能的。显然他走了捷径。司马璐《瞿秋白传》中，有一段说得很好，“他像一般中国士大夫一样，一心要出类拔萃，在国内走投无路，最后在苏联的诱惑与制造下，有一个当傀儡的机会，虽然结果是一个悲剧，但在当时来说，总算满足他的‘出头’的欲望了。”21革命是权力的捷径。“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说瞿秋白的道路是投机。他可以选择去不去俄国，不加入共产党，但是他一旦卷入，其后的命运就不再取决于自己。他参加远东民族代表大会，不由自己；他到东方劳动大学任教，不由自己；他任陈独秀的翻译，不由自己；而他随陈独秀回国，参加中共中央工作，是因为共产国际不满意陈独秀，派瞿秋白去控制中共。在共产党的权力斗争中，其不过是一枚移来挪去的棋子。他的好运，及他以后的厄运，都不由他自己。瞿秋白得到了他在共产党之外，所不能得到的地位、权力、荣誉，甚至是爱情；但是他也交出了自己，即对共产党之信仰、组织、权力无保留的服从。这个代价之高昂，由灵魂到肉体，由语言到行为，实则是他的全部生命。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年青人，这是他当时所不能意识到的，他在青春的盲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