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浩成文集：十六大是走向民主法治关键

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江泽民到今年秋天中共召开十六大时是退是留，至今尚无定论。各种不同的说法不断传来，但在各种说法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江泽民将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这一职位由胡锦涛（现为副主席）接任大体上已可确定，至于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党和国家军委主席实际上是一个人，这两个军委乃是党政合一的一套班子），则江泽民是否续任还是未定之天，这个谜底恐怕直到中共十六大闭幕之际才会最后揭晓。为什么尽管说法很多，而人们几乎都有这样的判断？这其中的道理是显然的：中国大陆现行宪法中对国家主席一职明确无误地规定了限期，即一个领导人最多只能连任两届。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一职是一九九三年由八届全国人大「选出」并于一九九八年九届全国人大「选出」连任。因此到二○○三年十届全国人大，江必须依宪法规定卸任殆无疑义。而中共党内的中央总书记一职，在中共党章中并无任期规定。虽然在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有七十岁以上即不再担任常委的口头协调（类似西方的「君子协定」），但由于并未写入党章或达成书面的正式决议在全党公布，因此江泽民可以种种理由（下面纷纷劝进不得不顺应党心民意勉为其难以利政局稳定……）不受其约束而恋栈，继续霸住中央总书记这一最高职位不放。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不但在党章中没有任期限制，而且在宪法中对国家军委主席也没有任期限制。（一九八二年制定现行宪法时，在第二章国家机构中专门划出「中央军事委员会」与「国家主席」、「国务院」并列，规定将全国武装力量统率权交付中央军委主席而不像其它国家那样由国家元首或行政首长统率三军。中共在宪法中作此规定，显然是与当前中国的军队属于一个党而非属于国家有关。迄今江泽民、张万年等仍然坚持反对军队国家化。）当时为邓小平「量体裁衣」，专门作出中央军委主席无任期限制的规定，宪法中的这一漏洞，对千方百计谋求连任的江泽民说来，真可说是「天上掉下馅饼来」，得来全不费功夫。

解决权力交接制度化是关键

由此可知，在国法和党章中对领导人职务的交接、任期等有无规定，确实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重大关键问题。中国历代专制王朝一般均实行皇位由长子继承的制度，除了特定的一个人（法定的太子，即皇长子）有资格当下一任皇帝外，其它人即位均属非法，属于大逆不道的篡位罪行，因而在最高权力接班问题上相对说来是稳定的。清朝由于没有规定长子继承制，立贤而非立长，由今上（现任皇帝）在诸皇子中择定一人为太子，而又可立后又废，废后复立（如康熙之于次子允），以致才有诸子结党分派、争夺继任的乱象出现。中共一贯伪装民主，取得全国政权后实行专制统治。在党内亦无民主，实行领袖（或称主席，或称总书记）独裁，党内选举仅仅是形式，下一任党领袖候选人实际上一向由现任领袖指定，而且可像清皇朝那样立而后废，如毛泽东之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于胡耀邦、赵紫阳，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正是这一情况导致中国政局极不稳定，每一次权力交接均会出现不同人物和派系之间的尖锐斗争，甚至形成残酷的恶斗和火并。

由此可见，江泽民到中共十六大召开时究竟是全退（从党政军三项领导职务上全部退下来）还是不退（只退出国家主席，实际仍然大权在握）或半退（从总书记退下，只保留军委主席，袭邓小平故智，形成「垂帘听政」局面，其实半退与不退在掌握实权上是一样的），其政治上的重要性绝非江泽民个人的进退荣辱，而是中共党与中国（在当前党政不分，党国一体的情形下）最高权力交接能否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党和国家能否迈向政治民主化，走以法治国的道路，以法治代替人治，建立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最高权力交接正常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如能在中共十六大顺利解决，即可将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实行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与皇朝帝制实际上毫无二致）送上历史的垃圾堆，其重大历史意义将超过辛亥革命的仅仅赶走了一个满清皇帝。（邓小平生前曾提出这一明智的主张，但又口是心非，自食其言；江泽民本可在中共十五大时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但他由于权势欲特强，一直蓄意拖延这一问题的解决，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只有江留任政局才能稳定？

有人说只有江泽民留任才能维持政局稳定，这一说法早已被中外历史事实所否定。史实告诉我们，只有最高权力交接制度化才能使国家维持长治久安。正如人们所常说的那样：「不管哪一个人离开了，地球都会照常转动！」人们看得很清楚，拥江派所谓的「政局稳定」只不过是江泽民及其亲信、死党、既得利益集团一小撮人权力地位的稳定而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鼎鼎大名的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显现了出色才能，为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但在大战结束后的大选中他却出人意料地落选了，英国人民选出工党领袖艾德礼继任首相。美国罗斯福前总统由于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曾破例四次连任总统。但在战后美国国会立即通过法律，严格规定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这证明英美人民如何重视和捍卫国家的民主制度。他们眼光远大，对专制倾向哪怕稍许出现一点苗头，也要防微杜渐。英美的民主制度的巩固绝非是偶然的。江泽民之所以屡次声称中国绝不能采纳西方民主制，其原因不是不言自明吗？

中国应溶入世界进步主流中

有人说，胡锦涛如何如何不行，如他在今春访美之际，华盛顿民间研究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部主任林蔚（Arthur Waldron）于四月二十九日在《华尔街时报》发表文章说，「胡根本不是具有改革魄力的领袖，只是一个传统的共党官僚，他不会带领中国人走向民主。」台湾陈水扁总统对胡也不看好，他于五月七日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胡即使接班，以其戒慎恐惧的处世态度来看，很难期望他有独立思考判断和他自己。陈还说「会有比他更具影响力的人」。有人因此认为江泽民留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这两个党内最重要职务的可能性正在增高（如日本《读卖新闻》六月二十一日的报道）。

这里且不说胡锦涛的才能如何，也不必说他十多年来一直处于准接班人地位采取沉潜态度反而证明其智能和耐力，所谓「大智若愚」，很可能有朝一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人们当前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希望，究竟是寄托在某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身上，还是建立起一个能够发挥领导集体才能和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民主制度。江泽民留任与否对中国的未来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中共能否从十六大起按届制度化、正常化地进行权力交接，使中国有可能激活民主化政治改革，走上民主和法治的光明大道并溶入世界进步人类的主流中去。

二○○二年七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