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老伴看电脑时忽然惊叫一声∶"李慎之去世了！"由于前几天已有报导说他病危的消息，因而我并没有震惊，只是心中感到万分悲痛。从今年初秦川过世以来，吴祖光、李慎之这几位德高望重，对我可说是"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人物，一个接一个相继离世，不仅使我痛失志同道合，一向敬重、爱戴的良师益友，对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人民大众说来，失去了这些人格高尚、足资楷模的先进人物，损失确实是巨大的。特别是李慎之，对于我国思想界、理论界说来，失去了这样一位泰山北斗，更是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我与李慎之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结识的。虽然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由于主张"大民主"，即西方式民主，遭到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划为右派份子一事早有耳闻，但是一直等到中国政治学会于八十年代初成立，我们都被选为常务理事，彼此才有所交往。当时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美国研究所所长，1985年后升任副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是兼职。那时他给我的印象∶

   一是博学多才。从他在一些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特别是朋友之间的闲谈中，我看出他算得上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尽管他还没有什幺专着或是在高等院校兼任教授或研究生导师，他讲起话来往往上下古今，滔滔不绝，议论风生，甚至有时语惊四座，其举止风采时常让我想到乔冠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李洪林（原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邓力群继王任重任部长后，他遭到批判，后被福建省委书记项南请去任省社科院长）邀请洪禹（原中宣部理论局局长）、何匡（《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苏绍智（社科院马列所所长）、孙长江、张显扬、李慎之和我等多人去武夷山开讨论会。我当时写的"武夷八仙歌━━戏赠同游诸君子"一诗，对李慎之描述为∶"慎之雄谈惊四座"。

   二是他的民主思想和作风，特别是他倡导"容忍不同意见"这一点，据秦晖说∶李慎之对是位曾着文批评他的学人颇为赞许，这点我也早有体会。记得1988年有一天，他打电话提醒我：对海外学者的不同学术观点应予尊重，讨论问题时要心平气和，切不可出囗伤人，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讨论问题时往往盛气凌人，这种骄横、武断的态度，实在不足取。当时旅美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的激烈反传统》一书刚被介绍到大陆。不少学者对他的观点有很大歧见。后来，我于1996年到威斯康辛大学任访问学者，同在该校任教的林毓生教授有更多接触，读到他不少论文以后，深感受益颇多。

   三是他恢宏大度，甚至"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我在"六四"后被关押期间，有一天在报上看到，中国法学会和中国政治学会分别召开常务理事会，决定解除我常务理事和副会长职务的消息。当时正好负责审理我问题的专案组组长老王来，我提出常务理事是全体理事会选出的，由常务理事会开除某一常务理事不符合法律程序。老王笑我说∶"连脑袋几乎都保不住了，还哭头发呢！"我获释回家后不久，1991年春某一天，李慎之到我家来，向我说明常务理事会开会情况，他特别赞扬了另一位副会长李正文一直为我说好话，在最近的一次会上还提出应恢复我的副会长一职。他说∶"于浩成那时被抓了，我们开除了他的职务，现在他放出来了，我们为什幺还不恢复他的职务？"慎之这种"逢人说项"的好心和热情当时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其四，也是唯一负面的印象，是他似乎在处世为人方面过分谨慎小心。这也许是他接受了1957年直言获罪的教训的缘故吧。尽管他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私下谈话无所不谈，但却惜墨如金，很少写文章发表，更不用说着书立说了。在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会上讨论会务时，他也总是老成持重，非常注意不同官方唱对台戏。如在讨论中国政治学会是否加入国际政治学会时，他显然是要力图贯彻外交部的观点，记得有一次我还同严家其私下议论，说他正如其它大名，未免过于谨慎了。

   但是，这一点在他的晚年却有了极大的转变，其谨言慎行完全为大智大勇所取代。"六四"以后，他拍桌而起，说，"我不能在剃刀底下做官"，而辞去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职务。1997年到1998年，他先后为《顾准日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做序，鲜明地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特别是1999年他那篇《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标志着他的大澈大悟，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这篇文章由国内一位好友寄来，标明"供朋友间传阅不发表"，但我和《中国之春》总编辑伍凡迫切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篇重要文章，乃通过慎之家人取得他的同意，在《中国之春》2000年1月号刊出，还把慎之随新年贺卡寄给我的他和夫人在张家界拍的照片也一并注销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他的一些文章以《二十一世纪的忧思》、《纪念五四∶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魂兮归来，返故居些--悼王若水》等篇，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后都录下来，以便慢慢仔细精读。他在文章中说∶"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的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又说∶"认真的德治只有在完全的法治的基础上才可能发挥作用，否则难免不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他说得多幺好啊，真可说是先获我心，我是多幺盼望有朝一日能回到北京，就一些问题当面向他求教啊。现在这一希望竟成为永远的遗憾！

   回想我来美前曾于1994年5月18日去慎之家辞行，万万没有想到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不久前，今年二月刘军宁来洛杉矶出席加州大学有关修宪问题的讨论会，我托他将我一本新书"人权与宪法"带回去送给慎之，请他指教，不知他在病中还能看书否？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李慎之成为公认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将他同李锐并称"二李"，此前还有"南王（王元化）北李（李慎之）"的说法，秋风在"悼慎公"一文中说∶"先生与台湾自由主义大师殷海光先生有一共同之点，即越到晚年，思想越为精粹。两位先生也都深具兼通中西学问的现代士大夫平易而又高贵的精神气质。"好友何家栋也说∶"李慎之属于'一二九'一代中的改革派，青年李慎之在共产主义是一项杀头之罪时，信仰了这一主义，后来同样基于崇高的理想，晚年李慎之在共产主义成为不少人谋取富贵权势的敲门砖时信仰了自由主义。"由此我想到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总理的克里孟梭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在青年时代不信仰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的；到老年时代还信仰社会主义是没有头脑。"李慎之在其晚年的转变在与他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有典型意义的。李慎之长我两岁，生于1923年，即五四运动后的四年。一方面他的成长受到五四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更高级的民主。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一下子就是几十年。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大屠杀（此前还有反胡风、反右派的斗争，此后还有镇压法轮功），这些大灾难正是"假民主、真专制"产物，正是对大灾难的反思，使我们从对党、领袖、主义的迷信中觉醒。李慎之在去年写的纪念五四的文章中批判了当前的两种错误观点∶"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说中国已经老早超越了五四，确立了远超过五四所追求的民主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观，也确立了远超过五四所追求的科学观━━辨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也有另一种说法，可称甚嚣尘上，认为五四已经过时了，我们应该超越五四，返回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价值，因为它必将成为全世界未来的共同价值，这两者都近乎异想天开。"他提出了"回到五四，重新启蒙"的响亮囗号。他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新左派或保守派论争中的中流砥柱。

   现在，慎之离开我们远去了。谢泳说∶"这是思想文化界的大损失。他留下的空白会让我们长久的怅惘。"雷颐则说∶"他的死象征那一代正在最后退出历史舞台，但那一代的理想、信念、追求、思考、探索、经历都不应也不会退出。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不容轻视的重要财富，薪尽，火仍在传。"他们说得非常之好。让我们这些没死的人更好地向李慎之学习，义无反顾地把他卸下的重担挑起来继续前行吧！

   (2003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