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浩成文集：悼念老战友王若水先生

今早七时，我和老伴晓微像往日一样并肩而坐，打开计算机，溜览网上新闻。「王若水病逝波士顿」——多维网上这则消息一下子映入眼帘，令人触目惊心，因为就在两天之前，本月七日晚上我们还接到冯媛电话，说若水的病情尚好，怎么突然一下子就病情恶化，竟然夺去了他宝贵的性命呢？马上打电话给冯媛，但没有人接，一定是忙办丧事去了。正准备传真过去一短函表示悼念和慰问，家祺此时打来电话，他早已知道若水去世的噩耗。对于二十多年来在一起并肩作战的好友，我们都深深感到惋惜和无比悲痛，因为作为现代中国一位杰出的理论家，若水的不幸去世不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对中国的思想界，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批左却遭毛泽东批评

我和王若水是在一九七九年初举行的全党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认识的。在此以前只听说他是学哲学的。一九六三年曾发表《桌子的哲学》一文，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但在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当时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写社论批左，却遭到毛的批评：「我看这位《桌子的哲学》的作者也并不那么高明！」（实际上毛的矛头当时是针对主张反左的周恩来，毛是怕反左反到他头上，所以不准反左，只许反右，说林彪是形左实右，后来又搞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由于毛的批示在党内传达了，王若水因而也远近闻名了，我和许多人那时就认为王若水说得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那么深重的灾难，当然应该反左，对毛早已由热烈崇拜转为极端反感。

紧接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由胡耀邦主持的，这个会破天荒地做到了畅所欲言。在这次会上，我才有幸见到仰慕已久的王若水，并且一见如故，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他在会上的发言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教训是个人崇拜》。他这篇发言与李洪林的《领袖和人民》（提出不是人民应该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该忠于人民）、严家祺的《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读过以后都令人耳目一新，起到振聋发瞶的效果。后来周扬写过一篇长文，说现代中国有过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和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的反对现代迷信的思想运动。除了延安整风那一次不应列入外（因为延安整风只是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变成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并非真正的思想解放），周扬这一说法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在这最近一次的思想解放中，王若水是起到重要骨干作用的。

因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受批判

一九八三年三月，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作关于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的讲话。这一讲话是王若水和王元化帮他起草的。左王胡乔木对这篇讲话非常不满，亲自写文章反驳并发动「大批判」，周扬被迫做了「检讨」并郁抑而终。《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王若水也因发表周扬这篇论文而被撤职，但王若水并未屈服，写了轰动一时的答辩文章（见《胡耀邦下台的背影——关于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一书，明镜出版社出版），曾参加理论务虚会并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理论界人士，如李洪林、苏绍智、阮铭、郭罗基、严家祺等人都先后遭到了整肃。王若水是在一九八七年夏天被党内除名的（同时被开除党籍的有张显扬、劝退的吴祖光、撤销党内外职务的苏绍智等）。

在一再挨整的压力下，王若水在理论界仍十分活跃。一九八八年他同王元化共同主持《新启蒙》理论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一九八九年春在北京都乐书屋的首次发刊会更成了当局头痛的一次「政治事件」。稍后，胡绩伟主持编辑《民主丛书》，王若水、李洪林和我均任副主编。

对中共的最后一次忠告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理论研究工作完全停顿，学术讨论会也几乎绝迹。但王若水仍以其一贯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潜心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九九五年还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极有见地的文章（见《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一月号）。他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进步，但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实践的唯人主义）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和发展。二○○一年七月一日他在身患肺癌重病答记者问的讲话中指出：给中共党造成最大危害的，不是别的而是党自身的极左理论和路线，只有实行多党制，使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中共才不致腐败和灭亡。这篇讲话已经是他毕生最后一次对中共的忠告了。

斗志昂扬的日子

由于多年以来一直都住在北京，那一时期学术讨论会又开得较多，我与若水见面的机会不少，现在回想起来至今印象较深是以下几次：

一九九六年李洪林（原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邓力群继王任重任部长后遭批判，后被福建省委书记项南请去任省社科院院长）邀请洪禹（原中宣部理论局长）、何匡（《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苏绍智、孙长江、张显扬、李慎之、王若水等去武夷山开讨论会，我也在被邀之列。那次聚会大家都很高兴，我还记得在我当时写的《武夷八仙歌——戏赠同游诸君子》中曾有「若水文静若处子，绍智儒雅绍东郭」、「黄猷（福建社科院）高论溯古今，慎之雄谈惊四座」等诗句。

另一次是王若水、萧朔基和我等应邀去张家界讲学，我和若水曾攀登到山顶，绕行山路很远才回到住处，一路上谈论了不少问题，使我获益良多。

再一次是在「六‧四」前的五月二十三日，那时李鹏已以总理身份发布了戒严令，各校大学生和知识界仍不顾禁令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王若水才从美国访问归来，立即参加并站在《人民日报》员工队伍的最前列。我那时是散兵游勇（因在公安部工作），先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队伍，与张显扬等并肩战斗，后又加入到《人民日报》行列中，站在王若水的身边。回想起来那时真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而今正如鲁迅悼范爱农诗中所说：「故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悲乎，哀哉！

我同若水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九年以前，即一九九三年的一月十日。那天上午他打电话到我家（那时住天坛附近的方庄），告我他后日离京赴美。当晚朋友们在三家村给他饯行，我和晓微赶去参加，在场的有包遵信、何家栋、张显扬、黎鸣、吴廷嘉和李盛平夫妇等。在那次别宴后就没有再见面，仅仅是通过几次电话，年节互赠贺卡而已，因为我于一九九四年五月来美，九月到纽约后，若水已从旧金山返国。一九九八年若水和冯媛应邀去瑞典讲学后由那里经美返国，我们那时已移居凤凰城，只通过两次电话，彼此问候一番。去年若水夫妇再度来美，冯媛任哈佛大学尼曼基金研究员，若水随行来美治病，住进波士顿一家医院。我本想找机会去美东一行，顺道去看望他们，不料若水竟然这么早就离我们而去。当然他能活到七十五岁不算早夭，然而如果不是由于政治上遭受打击以致忧郁成疾，天假以年，他这位优秀的理论家能够作出的贡献岂不要大得多的？

对民主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

最后，这里应指出有些媒体在报道中说他是湖南人，这是不对的，他是江西人，是欧阳修和汤显祖的老乡。此外，还有一些人误认为不久前才去世的王若望与王若水是亲兄弟，这也是错的。王若望是江苏人，王若水是江西人；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哲学家。过去就曾有不少人把他们两人误认为是亲兄弟。记得一九八八年《新启蒙》在上海开会时（那次到会的还有于光远、李洪林、戈扬、阮铭、阮若瑛、金观涛、魏承思、黄万盛诸人，主人为王元化），王若望闻讯后在施滨海陪同下来到我住处，说想见王若水一面，因若水正好就住在隔壁，乃领他去邻室与若水见面。若望笑着说：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兄弟俩，其实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凑巧的是他们二人竟然先后一同在美国东海岸告别人世，时间相距还不足一个月。这两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都是值得我们深深怀念的，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1/18/2002 1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