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政治上已经山穷水尽。十六大是一个激活政治改革的机会。苏绍智的新著对中国的政改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可行的建议：一党专政可以通过立宪民主、和平演变的方法，渐进地实现多元宪政民主，以避免社会混乱和不安。

   苏绍智教授于去年九月应邀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讲学，所着《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一书已由该校出版部于年底出版。今年一月底收到赠书后即快读一过，最近又重读并作札记，深感受到启发，获益良多。诚如周阳山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苏绍智教授是国际知名的马列主义研究专家，也是中共研究领域中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领航学者。」我于二十三年前同苏绍智在中共全党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初次见面时，他当时任《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后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一九八七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是年初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清除出党；七月吴祖光、王若水被劝退党，张显扬开除党籍，苏绍智由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赵紫阳说了一句：「苏写了一些文章，对改革开放起了好作用」乃决定只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九年六四后来美在哈佛大学等校任访问教授，现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着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马克思主义新论》、《十年风雨》等书。不论在大陆时还是来到海外以后，他都一直关心并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重大问题。

   打破政改禁区的时候到了

   同他本人已发表的多篇论文以及他人的同类著述做比较，我认为这部新着更加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改革这一重大问题。因此，在重读一遍以后，我突发奇想：为什幺不能把这本书作为一份中国政治改革方案的建议，提供给即将于今秋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呢？我想到本书问世的时机确实再好不过了。不是曾有报道说，江泽民于一九九六年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在未来的中共十六大以前不提政治改革吗？那幺十六大的召开该是打破这个禁区的适当时机，试问党内那些顽固保守派还有什幺理由继续加以封杀呢！何况人们获悉去年夏天已经有一份官方的政治改革方案，即体改委副主任潘岳题为《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政改研究报告提了出来。尽管这一长达万言的报告在最后提出所谓「转变和改革必须牢牢把握的五条原则」（第一，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绝不搞多党制；第二，只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绝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第三，只能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绝不能搞新闻自由，也不能搞新闻严控；第四，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军队现代化改革，而不能搞军队国家化；第五，只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能搞全民公决与全民普选），实际上假改革之名而行扼杀改革之实，根本算不上是什幺「政治改革」方案，然而总算打破了不准谈论政治改革的禁区。

   然而，就连上面所说的根本算不上是什幺改革的《潘岳方案》据说也已经被江泽民一口否定，束之高阁了。人们一直不明白它被否定的原因是什幺，最近我从一宗消息报道中得到启示：「二月二十四日国务院发出一份紧急通知，题为《朱镕基同志的声明》，针对他二月二十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讲话，声明作废。朱在这段话谈到中共面临执政地位合法性危机时说：「不对体制，机制上的改革紧迫性取得一致和大力贯彻，我对国家前途是忧虑的。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认受性的危机已经摆在面前」（《朱镕基收回「错误讲话」》，《动向》二○○二年三月号）。再看《潘岳方案》中这一段话：「当执政党迫切需要从战时革命体制转变为和平执政体制时，我强烈感到许多不安全的动乱因素正在酝酿、发酵之中。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理论上迟迟没有创新，任何社会公正失衡、政府官员的腐败都会激变各种『革命力量』，从而将『革命』指向革命党本身。」这就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中共如一个人病入膏肓还要讳疾忌医，连贵为政治局常委、政府总理的朱镕基都必须收回他的警告。看来，到十六大时如果中共仍不改弦更张，真正激活政治改革，恐怕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中共已经山穷水尽

   当前中共已陷入困境，危机四伏这一事实凡是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只有中共自己还在自欺欺人，打肿脸充胖子，百般掩饰。苏绍智在书中引述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邹谠教授在他的《天安门：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一文中的结语说：年前，我以下一诗句结束我的《文化革命与毛泽东之后的改革》一书：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我再用同一诗句来结束我的一篇论文，只是这一次我已不再怀抱我能亲眼看见这一『村』的希望（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二○三页）。令人难过的是邹谠教授（我有幸曾在北京两次同他见面讨论政治问题）果真不幸而言中，他未能亲眼看到中国政治改革的激活就在前年故去了。尽管他引用的诗句有误，「山穷水尽」原诗为「山重水复」（有趣的是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这一诗句时同样也误为「山穷水尽」，后经编辑打电话质疑，查过陆游原诗才更正过来），不过「山穷水尽」用来形容中共当前已临末日的处境倒真是确切不过了，何以中共明明走头无路，但仍然深闭固拒，坚决排斥一切真正的政治改革方案呢？

   一党专政是共产党的命根子

   苏绍智在书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改革最终必须实现转型。转型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作用的结果，有此无彼或有彼无此，改革都不能前进，转型不能实现」。「邓小平和中共对于经改和政改的关系说得正确，但是做不到，说到底就是怕政治体制改革触动一党专政这块『通灵宝玉』。」（第六十二、六十三页）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中共进行民主化政治改革，事实上等于『与虎谋皮』」的道理。著者在书中还从理论上对此加以论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任何著作中设想过一党专政，一党专政的始作俑者是列宁。他坚定地说：『布尔什维克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我们绝不离开这个基地。』一党专政是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的基础，所以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把它看作『通灵宝玉』，触动不得，邓小平所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是坚持一党专政。」（第八十三页）为什幺江泽民坚决反对三权分立、多党制的西方民主呢？就是因为在民主制下不允许有任何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存在。正如苏绍智在书中所说：「民主必须采取制衡（check and balance）原则。民主和法治的要义在于确保人民的主权地位和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受国家侵犯，必须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第九十页）正是由于缺乏对权力的制衡，毛泽东才能得意忘形地吹嘘说他是「老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才能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空前浩劫；邓小平才得以下令大屠杀，一手制造六四那场惨案；江泽民才得以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甚至下令格杀勿论。

   分权制衡是宪政民主的关键

   「分权制衡」这一西方宪政原则乃是建立民主制的关键。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在其晚年才从列宁主义的迷思中醒悟过来，他于一九四二年病逝前写道：「试问斯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产生的呢？」（《给西流的信》，转引自《陈独秀语萃》，华夏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第二六四至二六五页）胡适于一九四九年介绍他这位「五四」时期的战友的「最后见解」时说：「独秀……看得更透彻了，所以利用一句话综括起来：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产与无产的；政府与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的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胡适：《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转引自《胡适与近代中国》，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出版）

   和平，理性，渐进

   苏绍智在其书中指出：「一党专政强调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独裁，民主则强调群众之参与，权力之制衡；法治的要点在于有限政府，宪法至上。政治体制改革最终以民主、法治为目的，最终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就是一党专政。」（第一九七页）既是如此，那幺是不是说不彻底取消一党专政，就不能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著者在这里举出历史上英国首先由绝对君主制改变为立宪君主制，再由立宪君主制改为虚君共和即宪政民主制的「和平演变」的实例，提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也可以通过立宪民主、和平演变的办法，第一步，在不取消一党专政下实现宪政民主，再进一步通过和平演变，取消一党专政实现多元的宪政民主。」（第一九七页）这也就是他所说的「通过和平、理性、渐进的方法重现从极权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型，以避免社会混乱和不安。」（第二○一页）具体说来，就是第一步在现行宪法的基础上督促中共兑现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选举和被选举等各项自由权利，开放报禁和党禁；第二步是修改宪法，实现人大议会化、司法独立、成立宪法法院、军队国家化，做到三权分立制衡。

   让一部份人先民主起来

   这种渐进的，分两步走的做法，据我了解，其根据是如下两大原则：

   一是先自由，后民主。自由是民主的先决条件，人民连议政的权利都没有，如何能参政呢？民主理论家乔瓦尼‧萨托利在《自由政府能走多远？》一文中写道：「民主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两个不同因素组成的：因素之一是使人民获得自由（自由主义）；因素之二是使人民掌握权力（民主）。这就是说，自由民主包括：一保护人民，指的是人民免受暴政的压迫；二人民掌权，指的是建立人民的统治。」上面所说的两个因素哪一个更重要呢？……从程序上说，获得自由（霍布士所说的外在障碍不复存在）和保护人民（自由宪政主义）乃是民主本身的必要条件。因此，保护人民在自由民主两个因素中乃是不可缺少的，决定性因素。」（于浩成译，《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九月号）

   二是让一部份人先民主起来。中共专制统治者总是以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或当前实行民主条件不足为借口，拒绝或推迟实行民主，例如，邓小平说：「中国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水准不高，要普遍地实行直接选举，条件并不成熟。」「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邓小平：《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二八五页）。我们姑且承认他们讲的这些理由或许有些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提出是否可以先在一切有条件地方开始实行民主，看来他们就很难再坚决反对。既然邓小平主张在经济上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那幺提出在政治上让一部份人先民主起来又有何不可呢？在西方先进国家，大家知道，民主也不是一下子就普及到全体民众的。如美国黑人和妇女的选举权就是在较晚的时刻才逐渐取得的。苏绍智在书中提到大陆的村民自治，认为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的成功经验值得重视。他说：「村民自治在目前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确是一件大事。其重要性在于破除了两个迷信：一是农民文化水平低，不能实行民主；二是竞选必然影响稳定。……农村直选村干部的成功，使中国人民在为民主而斗争的隧道中看到了一线光明。」（第一九四、一九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