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编者按：大陆作家余杰等在港访问时参加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一次演讲会，与主持人发生分歧，本文记述经过，并对香港某些文化人提出批评，也评论了龙应台以双重标准对中共专制保持沉默。
   
   
   　　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龙应台女士到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一次座谈会。我恰好与会，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当年以一把「野火」烧遍台湾的著名知识分子。这天晚上，龙应台演讲的题目是「文人参政的感想」，她首次在公共场合回顾了自己做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三年半的经历，谈到了一个天真的文人加入到庞大的权力结构和官僚体系之后的困惑、痛苦与挣扎。
   

   　　近一个小时的主题演讲结束之后，是听众提问的时间。在座的几位香港的大学教授，都对龙应台的谈话竭尽恭维之语。而我认为这场演讲比较平淡，并未显示出龙应台应有的锐利与锋芒。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龙应台对台湾和香港的政治有诸多不留情面的批评，却对大陆的情况闪烁其辞。
   
   主持人越俎代庖破坏游戏规则
   
   　　在多位学生和学者提问之后，几位同时与会的朋友希望我也参与提问，并把麦克风塞到我手中。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很关注龙应台的文章和思想脉络，于是便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很感兴趣的问题：「龙女士，您在以往的文章和今天晚上的演讲中，把『知识分子』定义为『批判现实、特立独行、体现社会良心』的一群人。您还多次使用『中华文化』的概念，对自己的定位不是『台湾知识分子』，而是『中华知识分子』。这说明您希望自己是一位有大胸襟和大关怀的知识分子。在今晚的谈话中，您用了许多尖锐的言辞批评台湾政府及陈水扁、连战等政治人物，对香港政府也有诸多的批评意见。但您似乎没有批评过中国大陆的情况，我想知道这是甚么原因。」
   
   　　为了让问题显得「温和」一些，我回避了自己经常使用的「中共专制政权」的说法，而用了「中国大陆」这个中性的词语。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我的提问话音刚落，充当主持人的、也是香港中文大学逸夫楼总经理的某先生（后来我才得知此人还是香港艺术局的委员）立即宣布：「我们与龙应台女士的交流，以后还有很多机会。由于时间关系，这个问题就不用回答了吧。」听到这两句话，我感到非常震惊：这难道不是一次平等对话的沙龙吗？龙应台女士当然有权利不回答我的问题，但作为主持人绝对不应当带头破坏「游戏规则」，越俎代庖地宣布哪个问题可以回答、哪个问题不可以回答。我在大陆若干所大学讲演的时候，学生提问的纸条经常遭到主持人的「甄别」，比如涉及到政府腐败、「六四」和法轮功等问题的纸条，通常会被主持人「拦截」。对此，我不断表示强烈抗议，但今天，在号称言论自由的香港，尤其是在以学术自由为首要原则的香港的著名大学，居然发生类似情况，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尽管如此，颇有风度的龙应台并没有理会主持人的阻止，还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在此问题结束之后，这位主持人立即改用广东话主持会议。我对某些香港文化人的狭隘和胆怯深感遗憾，虽然二十三条已经被无限期搁置，但某些有身份的香港人已然比大陆知识分子还要深味「自律」之道。
   
   龙应台从三方面响应批评
   
   　　对于我的问题，龙应台在回答中，她也坦陈自己在讨论两岸三地问题时的某种尴尬状态，她使用的不是同一个尺度的尺子。
   
   　　龙应台回答的第一个原因是：「我生长在台湾，对台湾的情况很熟悉，所以我能够用最尖锐的语言来批评台湾。但是，我没有在大陆生活过，对大陆不熟悉，所以我无法更多地批评大陆，我不能在评论我不熟悉的地方的时候把话说得太满。」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身处海外不足以成为回避批评大陆的借口。首先，中共政权的专制、腐败与残暴，是连文盲也知道的事实，也是无须经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就明白的「常识」。它并没有龙女士所说的那么「复杂」。岂能用「不熟悉」来轻轻带过？
   
   　　其次，今天信息的发达，以及世界日益变成「地球村」的现实，使得两岸三地的联系与交流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中共的独裁统治不仅伤害到大陆自身，还波及香港和台湾。最典型例子的便是去年发生的萨斯事件。中共政权不仅长期掩盖疫情，导致病毒传播到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各国；而且阻止世界卫生组织对台湾实施帮助。一贯以敢言著称的龙女士，为何对中共政权的低能、愚蠢和冷酷一言不发呢？
   
   　　第三，我曾读过龙女士写的一本名叫《这个动荡的世界》的作品，描述了前东德共产政权的无孔不入的特务统治：有四分之一的东德公民是秘密警察或线民。其实，龙女士本人也没有在共产党时代的东德生活过。然而，她却能根据各种资料和采访记录，写出了这本揭露其制度之暴虐和邪恶的好书。那么，龙女士经常往来于大陆，对其政权性质与民众的苦难生活也应感同身受。那么，她为甚么除了淡淡地批评一下「上海小男人」之外，却长久地对大陆的专制制度保持沉默呢？
   
   　　龙女士解释的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从策略的层面展开。她说：「我当年的《野火集》在台湾引起轰动，是因为能在《中国时报》这样一个强势媒体上一篇篇地发表出来。否则，没有那么多的读者读到，它就不会发挥那么大的功用了。因此，从操作层面来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应当把话说到甚么程度的问题，不能说一句话就被人家把嘴封住了。」
   
   　　我理解龙女士的良苦用心。我当然知道，今天批评大陆的中共政权，确实比昨天批评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要冒更大的风险，但我也知道，今天发表批判大陆现状的文章，已经有了一点点的空间。「文革」结束之后二十多年来，经过大陆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地争取和抗争，像铁屋子一样的极权主义体制已经被挤开了一道门缝。因此，在考虑到一定策略的前提下，某些批评是可以进行的，还不至于会危及批评者人身安全。更何况，龙应台还具有海外身份，相对于大陆知识分子来说更为安全。
   
   　　因此，我个人认为：龙女士在此问题上采取了一种「防卫过度」的策略。一旦策略压倒了价值立场、对策略的考虑超过了对价值立场的坚守，那么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又体现在哪里呢？
   
   　　龙应台解释的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我身处两岸三地的复杂局面之中，我的批评文章可能会遭到权力者的误解和扭曲。比如，我批评台湾政治的文字，在大陆会被摘录出来无限放大，而我批评大陆的段落却被删掉了。同样，我批评大陆的文字，在台湾也会被放大。因此，我在写作的时候不得不更加谨慎。」
   
   　　这个说法依然是一种搪塞之词。首先，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一个政府或政权已经无法随心所欲地窜改、扭曲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了。比如，在大陆的传统媒体上发表文章，通常会遭到编辑和新闻检查官们的精心删改，删改掉的往往都是最为关键的地方。但是，作者很容易立即将全文在网络上发表出来，让许许多多读者同步读到文章的原貌。何况龙女士如此知名，她的声音并不易封杀。
   
   　　其次，龙女士为甚么在批评台湾、香港的政治人物时会脱口而出，而对大陆高层的批评却吞吞吐吐？很明显，龙女士对「可以批评的政府」大胆批评，而对「不可以批评的政府」斟酌再三。她清楚知道，陈水扁和董建华尽管可能听不进去她的批评，却无法运用权力手段来对她实施压制和迫害；但是，大陆对她这样礼遇有加的客人，也随时存在着「变脸」的可能。因此，她必须对中共「谨慎」，而无须对港台「谨慎」。这难道不是一种高级的「欺软怕硬」吗？因此，在大陆她可以在央视露面，也可以出版多种作品。龙应台女士频频造访大陆，享受众星捧月般的待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是中共无孔不入的「统战」政策的一个部份，中共将她作为「高级统战花瓶」来看待。
   
   野火集的龙应台已隐入历史深处？
   
   　　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一个秉承广阔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应当是自由、民主、人权和博爱这些伟大的价值的忠实而坚贞的持有者，也应当是所有专制、极权、腐败和残暴的社会制度的严厉而勇敢的批判者。
   
   　　在座谈会上，有一位中文大学的学生提到了龙应台在台湾倡议建造「二二八纪念馆」一事，并对她表达了由衷的钦佩。我立即想到了与「二二八」同样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如果一个动辄谈论「大中华文化」、并以「中国人」自居的知识分子，在写下十篇有关「二二八」的文章的时候，是否也应当写下一篇关于「六四」的文章？
   
   　　第二天，据朋友告诉我：在我们离场之后，龙应台女士先后两次强调，她写过若干批评大陆官方的文章，但都无法在大陆发表。看来，她还是很在意我的质疑，她不愿意给大家留下「怯懦」的印象。但是，即便有这样零星的文章，在海外的报刊和网络上亦难觅「芳踪」，这种状况当然不能归咎于传播的「受限」。
   
   　　当年，那个写《野火集》的龙应台，那个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说出皇帝甚么都没有穿的孩子的龙应台，似乎已经隐没在历史深处；今天，坐在这里的这位中年女性，热衷于谈论云山雾罩的「文化」话题，俨然是一位职业化的演讲家。老实说，在台湾的三位杰出的「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柏杨、李敖和龙应台当中，我个人对龙应台的人品和文章评价最高。作为一名读者和后辈，我对她有着更高的期许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希望龙应台女士不要变得「成熟」与「圆滑」，而能保持她特有的、宝贵的勇气与毅力，继续对包括中共在内的一切专制与极权的社会展开锋利而持久的批评。当然，我最想强调的是，这仅仅是我个人对龙女士的期许而已，我也无意强人所难。
   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初稿
   
   （《开放》2004年3月号）(2/27/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