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重庆考察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路过农妇熊德明的家门口，一时兴起停下来与之聊天。这一举动让地方干部猝不及防。熊德明鼓起勇气告诉温家宝说，自己的丈夫在外打工的两千多元工资被长期拖欠。温家宝立即指示地方政府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六个小时后，熊德明拿到了被欠的工资，这一速度可谓神速。

   在官方媒体伤大肆渲染这张照片：总理伸手握住了农妇带着泥土的手。对于熊德明而言，几乎是“一句实话、一夜成名”；对于温家宝政府而言，以此为契机展开了清理民工被拖欠工资的老大难问题。熊德明的丈夫被拖欠工资仅仅是冰山一角，多年来数以千万的农民工被拖欠了数百亿工资，而拖欠环节的源头往往是那些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的各级政府机关。因此，温家宝的做法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机构，党政领导依然为所欲为，解决了一笔民工被拖欠的工资，新的被拖欠的工资又在源源不断地产生着。我认为，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内要想完全解决此问题根本是不现实的。而堂堂一位政府总理，居然亲自出面为民工讨要工资，足见这套制度的运作已经是如何的无效了。

   与温家宝总理的几句对话，让熊德明成为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评出的“二零零三年年度经济风云人物”之一，与那些腰缠万贯的总裁和口吐莲花的经济学家们一起登上了领奖台。然而，熊德明所获得的，除了荣誉之外，更多的却是困惑：每天都有大批访客来到她的家中——有七十余家媒体记者的采访，有络绎不绝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慰问，还有从四面八方赶来请求她帮助解决问题、帮助伸冤的农民兄弟。

   三月九日，熊德明对《重庆商报》的记者说：“从去年十月电视播我之后到前天为止，我至少接待了六百多个民工，就在前天，我还接待了十二个。”她说，那些民工一看见她，便如同看见包青天一样大声喊了起来：“我们等你一天了，你终于回来了。”熊德明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听完他们的陈述，然后告诉他们说，自己并没有为他们解决难题的能力，正如她在央视“年度经济风云人物”的“社会公益”的颁奖现场所说：“大家都知道我了，说：你能不能帮我追工资。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的钱还是总理帮我追的。”

   谈完这一切已经是深夜了。来访的农民兄弟们有的来自遥远的陕西汉中，最近的也是来自巫山，熊德明还得安排他们的食宿。她用完了家中的两斤面条，还从邻居家借了五斤。然后，她跑了一里多路，在八个乡亲家借来十床棉被，为客人们安排好地铺。最近几个月来，丈夫每月寄回的七百元人民币几乎全部用在了接待来访的农民身上，由于不堪重负，熊德明不得不像丈夫一样踏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对于熊德明来说，最大的痛苦并不是自己消耗的时间、精力和钱财，而是无法为那些比自己更加困窘的农民兄弟帮上忙，她对记者说：“那些没有拿到工钱的人，本来就没有钱，花路费来找我，我又的确帮不上忙，总觉得别人花了钱没办到事，心里不好过。”很多时候，“我很想哭”。

   熊德明的这一困惑，前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也曾经历过。李昌平给朱鎔基总理的那封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件曝光之后，他也是一夜成名。然而，耀眼的光环并没有让他真正为棋盘乡的百姓解决任何问题。朱鎔基的批示很快被省市县的领导们糊弄过去，而李昌平却不得不辞职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这一事实，既是朱鎔基堂堂一国总理的耻辱，也说明中共政权内部已经难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而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

   背井离乡的李昌平被《南方周末》评为二零零零年年度人物。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出版之后，已经在北京《中国改革》杂志社担任编辑的李昌平每天收到三十多封信件和五十多个电话，访客平均每天也有二十多人。幸亏《中国改革》杂志社专门请了一位律师帮助他应付这些事务，负责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都不够用。李昌平在新作《我向百姓说实话》中写道：“我仔细倾听每一个上访者的诉说，劝慰他们委屈的身心，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的人我是无力给予帮助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很失望，临走时还是流着泪握着我的手，感激地对我说：李编辑，你是唯一一位听完我们诉说的干部，你多保重啊！每当上访者失望地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的心里特别无奈和难过。”

   李昌平和熊德明的困惑，正彰显出了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盘根错节的复杂性。农民已经在传统的体制内为捍卫自己的权利作出了种种努力，如上访、诉讼等等，但所有的这些努力最终的结果都是无效的。因此，他们已经对“正常的渠道”失望乃至绝望，他们不再对“三个代表”的政府有丝毫的信任度。而李昌平和熊德明可以说都是以某种“非常规操作”的方式直接向总理反应问题，他们的呼吁获得了总理的正面回应，并因此而拥有了巨大的知名度和道义资源。因此，广大农民兄弟便对他们产生了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他们“在中央有关系”，一定能帮助自己解决难题。殊不知，他们本人尚且处于困境之中，哪里有能力帮助他人呢？

   从朱鎔基到温家宝，在农村改革上所能做事情的并不比李昌平和熊德明多。他们根本不敢实施实质性的改革，如改变农民作为“无权者”和“贱民”的悲惨身份、赋予农民以基本的国民待遇、撤销庞大的乡级党政机构等等。这样的改革需要与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中共不会真正启动“伤筋动骨”的政改，所以李昌平和熊德明们还得继续困惑下去。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三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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