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一手操办的“修宪”终于在三月初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浮出水面。在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中，宪法及相关法类共有十件。其中《宪法修正案》位列宪法类立法规划的首位。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将对宪法进行十四个方面的修改。此次大张旗鼓的“修宪”，让国内某些持乐观看法的人士大喜过望，因为“政治文明”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可能在大会上通过，从而得以正式写进宪法。此时此刻，香港凤凰台的政治评论员们情不自禁地对“新政”高唱凯歌，即便是一些西方媒体也对此表示了些许的谨慎乐观。

   然而，在我看来，把“政治文明”写进宪法，丝毫不意味著中共对自己的“政治不文明”有了起码的自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丝毫不意味著中共意识到了自己每时每刻都在“侵犯人权”。这两条冠冕堂皇的说法，并没有改变目前中国“以党治国”、“党权”远远高于“法权”的状况。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情况，还将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持续下去。就在“两会”轰轰烈烈地召开的时候，北京大批的农民工被野蛮遣送回乡，北京回龙观小区的维权代表被非法拘捕，“持自己政见”的知识分子如刘晓波出门时背后总是跟著神秘轿车，郑恩宠律师的妻子蒋美丽到北京上访时被秘密绑架至今下落不明……自相矛盾的是：既然是“代表人民”的大会，为什么如此惧怕那些真正能代表人民的声音呢？众所周知，每年北京及各地的“两会”宣布“胜利召开”的时候，也就是特务活动最为猖獗、人民受到最多骚扰的时期。

   虚无飘渺的“政治文明”不可能改变中共官僚们所信奉的一党独裁的“党国逻辑”。在几个月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的座谈会上，高调宣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幽灵依然游荡在中国的土地上。胡锦涛的这一讲话显然不是简单的敷衍塞责，而是对中共“道统”的坚持，学者余英时评论说：“要是用一个王朝的说法，就是共产党这个红色的王朝是毛泽东创建的，毛泽东等于是太祖高皇帝，如果你背弃了高皇帝的话，你下边合法性全部没有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想在共产党执政不捧毛泽东出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就如苏联如果把列宁抛弃了，那整个共产主义就崩溃了一样。”所以，今天中共虽然自称“三个代表”，企图蜕变成“全民党”（其实是“资本党”），但依然要装模作样地敬拜毛泽东的僵尸，这一仪式比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更加重要。我一直不认为一年多来中国出现了所谓“新政”的气象，因为今天的当政诸公处理所有问题的出发点都是坚持和巩固中共的绝对统治。在萨斯肆虐的时候撤换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部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网络作家杜导斌，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出台与美国针锋相对的所谓《二零零四年度美国人权报告》，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胡锦涛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其实是在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共产党的利益”，正如余英时所论：“今天共产党所走的路线是百分之百的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但是胡锦涛今天说话的时候还要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这是很荒谬的一句、不真实的假话、敷衍话，这种话说出来，对他个人是有很大伤害的，表示说他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两个任何’，就跟当初一九七六年毛死以后华国锋当时搞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差不多的一种口调。‘两个凡是’与‘两个任何’──现在许多人已经把它们等同起来了。”

   在某些中共高级官员看来，这个“党国逻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方面，爱国必须爱党，进而爱党的领袖以及领袖的情妇；另一方面，这套逻辑不仅在大陆适用，也应当实施于已经回归七年之久的香港和将来“必将统一”的台湾。在这些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中共官僚的心目中，“东方之珠”的香港不过是一条换了主人的狗而已，新主人已经养了你七年了，你还不俯首帖耳、肝脑涂地？倘若你还想有二心，那简直就是犯下了天打雷劈的叛逆之罪。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七日，香港建筑、结构工程及保险业界与中国国家建设部及保监会，在北京签署专业资格互认协议仪式。这是中央政府进一步安抚香港民心的招安之策，他们以为在经济上给了香港一些好处，香港人便乖乖地“忠党爱国”了。他们用主人对待宠物狗的方式来对待香港──不就是多给你几块骨头吃吗？从“自由行”到“CEPA”，根根都是油水丰富的骨头。但是，要骨头吃可以，要民主自由则绝对不行。

   与会的商务部副部长安民与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随后召开记者会，安民被问到港人是否“爱国爱港”、值不值得中央给予更紧密经贸合作（CEPA）优惠时，他笑称相信绝大部分港人都是爱国的，以去年内地和香港的贸易额达到八百多亿美元，增幅逾百分之二十，正是港人爱国的表现。稍后有媒体提到立法会议员吴霭仪大律师因当局拒发回乡证而未能参加会议，是否反映只有爱国的人才可以出席会议时，安民立即脸色一沉，不悦地说：“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再也不是大不列颠（英国）的治下；爱国也不是抽象的，任何（人）对香港发展不是进善言、做善事的，我肯定不能认定他是爱国的。”戴墨镜的安民越说越气，他说有些人就爱国发表“谬论”，他不屑去跟这些人争论，又指“爱国不等于爱党”，他突然动气提高声量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的代表，也是香港同胞的代表。”虽然并非一定要爱党，但想破坏香港和中国的稳定，“那就是休想！”安民接著叫坐在旁边的唐英年补充，唐尴尬地苦笑，赶紧回答说：“没有要补充的。”

   我不知道中共何以能够“代表”我，我根本就没有投票选举过它；我也不知道中共何以能够代表香港同胞，中共从来就没有参加过香港的各级选举。天下还有比强迫“代表”别人更加可耻的行为吗？然而，中共官僚向来都听不得不同的声音，从当年江泽民怒斥“不知轻重”的香港女记者张宝华，到今日安民以“爱国爱党论”应对香港记者刁钻的问题，完全如出一辙。我在电视上看见安民那黝黑的墨镜和扭曲的脸庞，不禁联想到：安民副部长的这副尊容，是可以同“六·四”屠杀之后举世闻名的“袁木的脸”相媲美的。与其说此人是现代政府机构中的一名副部长，不如说他是一个庞大的黑社会中某堂口的“堂主”。近年来，中共高级官员以戴墨镜为时尚，简直比香港的演艺明星还要时髦。他们个个皆做出黑社会老大的派头，他们的这副打扮确实也同中共的本质“名副其实”：中共本来就是一个超级黑社会。中共将黑社会崇尚暴力的一面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同时还添加了一层虚伪的面纱。“暴力”加“虚伪”成就了中共的霸业，使其他所有的黑社会都对中共俯首称臣。作为这个黑社会的“龙头老大”的毛泽东，也以无法无天的猴王之居，荼毒神州大地三十余年。如今，这个黑社会又君临香港，开始指手画脚地让港人“爱国爱党”了──有意思的是，中共在香港的活动如今仍然是“地下党”的性质，诸多香港高官和富豪均是“秘密党员”，港人如何爱这个“地下党”呢？

   “爱”应当是一种自发的感情，爱“人”是如此，爱“国”更是如此。那些强迫公民去热爱的国家，往往都是不值得热爱的国家；而真正能够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增进公民的福祉和安全的国家，根本不必“动员”公民去热爱，而公民自愿会热爱之。从孙中山批评国人“一盘散沙”开始，近代以来若干政治家都批评国人没有爱国主义精神，没有民族凝聚力。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中，许多人也震惊于中国军队和民众崩溃之迅速。其实，老百姓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在数千年“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下，老百姓从来就不是“公民”，也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天下从来都是“皇帝”独享的，不过二十世纪以来这个概念发生了小小的转变──“皇帝”变成了某个“独裁党”。历史已经说明：老百姓不会死心塌地爱“皇帝”，也不会死心塌地地爱“独裁党”──他们仅仅是“逆来顺受”罢了。进一步来说，既然“爱国”是自愿的，那么“爱党”更应当是自愿的──“爱党”可以是政党对党员的要求与约束，但不能成为非党员乃至特区人民头顶上的“紧箍咒”。在美国，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说“我爱民主党”、“我爱共和党”，美国的政党仅仅是松散的竞选组织；更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说，如果你不爱民主党或共和党，你就不爱美国乃至不配做美国人。美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说过一句名言：“假如必须加入一个政党才能进天堂，那我宁肯不去天堂。”按照中共官僚们的“党国逻辑”，杰斐逊一定应当被作为“卖国贼”而送上绞刑架。

   我决不接受中共荒谬绝伦的“党国逻辑”，也不接受这种“党国逻辑”背后虚伪的“政治文明”，还是自由主义的先驱胡适先生说得好：“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日

   5/9/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