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在军政权统治下的阿根廷，数以千计的平民被秘密逮捕、拷问和失踪。很多人被麻醉以后装上飞机扔进大海，还有人被处决之后秘密焚烧掩埋在无名墓穴中。

   那是一个恐怖的年代，一个法西斯打手肆无忌惮、爲所欲爲的年代。在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中，母亲们站了出来。一九七七年四月，一个母亲小组集体来到警察局和政府办公室寻找他们被绑架的孩子。之后她们决定每周集会一次，地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央广场、内政部总部外面。正如其中一位母亲解释的那样：“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必须走出自家小圈子，爲所有的失踪者而斗争，只有出于寻找所有失踪者的目的，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孩子。”

   这群母亲的数量不断增加，并逐渐以“中央广场的母亲们”而闻名。她们扎上白色的头巾作标志，其中一位元母亲说：“我们制作特别的头巾，并在上面绣上我们孩子的名字。后来，我们在上面绣上‘生命再现’，因爲我们寻找的目标不再只是一个孩子，而是所有的失踪者。”母亲们的要求是：“他们欢蹦乱跳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也应该欢蹦乱跳地回来。”

   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令人揪心的愿望。但是，母亲们每周一次无声的抗议，从首都传到其他城市，并演变成一种反对军政权违反人权和国家恐怖的世界性标志。七年之后，内外交困的阿根廷军政府终于垮台。在母亲们的努力下，“失踪者全国委员会”得以成立。一年后，委员会形成调查报告，共有五万页的证言材料。这些材料汇集成一本名爲《永不重复》的文集，包括九千个失踪者的案例，该书成爲当时最爲畅销的著作。用这样一种方式，母亲们终于实现了与孩子们的重逢；有了这样的一群母亲，阿根廷人民才重新获得了自由与尊严。

   在地球的另一边，在一片号称“中央之国”的土地上，有另一群白发苍苍的母亲，她们依然在爲永远失去的孩子奔走呼号。她们甚至继续被剥夺公开悼念死去的孩子的权利。就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中共当局再次导演了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的闹剧。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中共当局虽然被迫释放了母亲们，却继续她们对实行“监视居住”。在这个号称“三个代表”的天朝大国，记忆被活埋，正义被扭曲，良知被扼杀，“天安门母亲”面临著比“中央广场母亲”更残酷的命运和更漫长的期待。这个拥有几百万军警宪特和几千万共产党员的政权，居然害怕被一群手无寸铁的母亲们所颠覆。

   在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一群天真的孩子，头发□乱的孩子，忍受著饥饿的折磨的孩子，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眸子再也看不到黎明的阳光，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手再也牵不到母亲的手，绝对没有想到“鱼水情深”的“人民子弟兵”会向他们开枪。那天晚上，母亲亲手编织的白毛衣上，突然冒出一个又一个的弹孔，殷红的鲜血汩汩流出。那天晚上，如同恐龙般咆哮著的坦克扑了上来，同伴的身体一瞬间便消失在滚烫的履带之下。那天晚上，孩子们的尸体连同装著课本和情书的书包一起被扔进了火葬场。那天晚上，曾经象征著中国美好未来的民主女神塑像，也被碾压成了粉末。那天晚上，梦破碎了，理想破碎了，希望破碎了，孩子们的身体破碎了，母亲们的心破碎了，中国破碎了。

   孩子们的死亡在一刹那间降临，母亲们的痛苦却绵延了十五年，而且还将持续下去。母亲们已经经历了一次分娩的痛苦，她们还得经历一场比分娩更爲痛苦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十五年过去了，广场的鲜血早已被清洗得一乾二净。刽子手们戴上白手套装模作样地向人民挥手，而人民在屈辱中选择了苟活。那些街头汹涌的人潮灰飞烟灭了，那些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沈默了，那些因“六•四”而获得绿卡在大洋彼岸享受自由生活的十万同胞也逐渐心安理得了。这时，只有一群弱小的母亲绝不屈服，用她们的爱，用她们记忆，用她们的眼泪，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那场屠杀实实在在地发生过，那些生命真真切切地存在过。这些伟大的母亲让我们尊敬，也让我们羞愧。这些伟大的母亲感召著我们勇敢地擡起头、张开嘴，直面惨澹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说出可怕的真相。

   在阿根廷，“中央广场的母亲”们用七年的时间赢得了公义的降临；在中国，“天安门母亲”们用十五年的时间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安慰。在阿根廷，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唤醒记忆、捍卫历史、追索真相、控诉罪恶；在中国，直到今天，“六•四”惨案依然是一个不可谈论的禁忌，“天安门母亲”们依然是一群“不可接触的人”。在阿根廷，人权组织设立了名爲“记忆之墙”的网页，访问者在网页上贴上死难者的姓名和照片。成千上万的照片，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印象，震撼著人们的心扉；这些数位化的网路面孔，让人们认识到痛苦和损伤的真相。在中国，官方投入钜资建设负责网路监控的“金盾工程”，只要出现“六•四”字样的文章便被这套精密的软体自动删除。接收几件从香港寄来的印有“天安门”字样的T恤衫，居然成爲母亲们“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证。

   在阿根廷，遇害者的家属们设立了名爲“阿根廷虐待者和谋杀者长廊”的网页，那些罪恶的参与者和执行者的照片被公布出来。失踪者的儿女们调查前虐待者和行刑队员的下落，去这些凶手的住所举行示威活动，并向当地居民散发传单，上面写著：“警告──凶手就住在你的隔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屠杀造成的后遗症却是道德真空和良知麻木。这个民族已经丧失了判断是与非、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能力，金钱与权力成爲唯一的信仰，爲了“成功”可以不计一切手段。凶手们不仅没有任何忏悔之心，而且依然在变本加厉地作恶。凶手们不仅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且依然在恬不知耻地宣扬“杀人有理”的屠夫逻辑。于是，刽子手们都天然地获得了杀人执照，这是一种铁与血的中国式的伦理。中华民族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正如《圣经》中所说：“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乾，要到几时呢？因其上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耶利米书》十二章四节）

   一个月以前，在美国彼洛耶特学院举办的“六•四”讨论会上，一名来自上海的、二十出头女留学生站起来反问与会学者说：“这是一个过于陈旧的话题，我自己就从网上看到了一些关于‘六•四’的资料，看了之后就忘记了，不觉得有什麽意思。”在这个复旦大学毕业的女孩身上，我发现屠杀仍然在进行中，在肉体的屠杀之后，紧接著的是精神和心灵的屠杀。在精神和心灵的意义上，这个女孩已经被杀死。英国学者鲍曼在对大屠杀前后的民衆心理作了深入研究之后指出：“在一个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邪恶巴望著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不会轻率、鲁莽地行事──反抗邪恶是轻率而鲁莽的──它就可以开展它肮脏的工作。它既不需要热情的跟随者，也不需要大声叫好的听衆，在受到一种安慰性的想法──还没有轮到我──激励之后，自我保全的本能确确实实将感谢上天：藏起来，我还是能够逃过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在对母亲们普遍的冷漠和蔑视之中，在自作聪明的“幸灾乐祸”中，我们又浑浑噩噩地生活了十五年。悲剧远远没有结束，在“天安门母亲”的身后，又出现了杨子立的母亲、黄静的母亲、孙志刚的母亲和李思怡的母亲们。她们的眼泪汇集成一条比长江黄河还要长的河流。

   一个折磨母亲的民族，不值得世界给予尊重；一个羞辱母亲的政权，不值得公民给予信赖。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请让我们一起爲十五年前死去的青年祈祷，爲丁子霖女士和蒋彦永医生祈祷，爲天安门母亲祈祷，爲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多灾多难的母亲们祈祷。我们的母亲正迈著沈重的步伐向我们走来，让我们前去拥抱她们；我们的母亲早已哭瞎了眼睛，让我们亲吻她们布满皱纹的脸颊。我们将永远与母亲站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充满罪恶、暴力和血腥的现实世界升华爲洋溢著爱、同情和怜悯的天堂。

   ──二零零四年六月六日，芝加哥

   作者爲中国作家，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学者

   ——转自《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