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尽头的大海
   将埋在国家的档案库里
   直到某一天，爲了某种需要
   清理或销毁
   我将被销毁在戏台下

   没有观衆，没有证人
   甚至没有家属
   ──廖亦武《出庭》
   
   
   即使我一直遵照鲁迅的嘱咐“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估量今天中国的当权者，但我仍然没有料到他们会非法扣押一身正气的蒋彦永医生。中共当权者的这一作法愚昧、邪恶而残忍──他们企图以此来恐吓更多的希望像蒋医生那样说真话的公民，没有想到却弄巧成拙地让自己的丑陋曝光于全世界的目光之下。他们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席和耻辱柱。
   
   今年六月一日，蒋彦永夫妇乘坐解放军总医院的专车在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的途中失踪。由于蒋彦永夫妇失踪的时候正值所谓的“政治敏感期”──“六·四”十五周年之际，舆论认爲这跟蒋彦永今年二月致信中央领导人呼吁爲“六·四”事件正名有关。
   
   但是，“六·四”纪念日过后，甚至在“天安门母亲”的象征人物丁子霖教授于八日被解除监视居住之后，蒋彦永夫妇的去向仍然不明。他们在美国的女儿蒋瑞对媒体说，她担心父亲可能被当局指控犯有煽动颠覆罪。十五日晚，蒋彦永的妻子华仲尉返回寓所，但她不知道蒋彦永究竟什麽时候能够获得自由。据悉，蒋彦永因爲拒绝承认“（间接）泄露爲‘六·四’正名信给海外传媒，造成严重政治后果”的所谓“错误”，所以仍未获释。黑要让白低头、邪恶要让正义屈服、杀人者要让受害者感谢，这就是中共自己的“逆向思维”。
   
   在全球诸多共産主义政权之中，中共确实具有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它害怕真相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它仇恨说真话的人到了变态的程度。此次中共粗暴地剥夺蒋彦永医生的自由，使我想起了当年苏共对待诗人和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做法。据最近解密的苏共档案透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史达林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手上掌握著公民们生杀予夺大权的巨头们轻松地讨论对异议知识份子的整肃。克格勃头子贝利亚建议，将“不听话”的帕斯捷尔纳克送进集中营，然后“从肉体上予以消灭”。此时，嗜血的暴君史达林说了一句大家都没有想到的话：“帕斯捷尔纳克是天上的人，我们是地下的人，我们就不要去动他了吧。”
   
   在史达林的精神世界里，尽管权力和杀戮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但他始终还存在著一丝对上天的敬畏，这与俄罗斯源远流长的东正教传统有关，也与史达林少年时代的神学院生涯有关。一九五八年，帕氏的巨著《日瓦格医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当局认爲这是对国家政权进行“挑衅”。受到苏共控制的苏联作家协会下令开除帕氏会籍，全国上下的媒体都对帕氏展开了批判。帕氏被迫拒领诺奖并避居乡下，但他始终没有失去自由，依然能继续自己的创作。史达林的继任者们也没有把魔爪直接伸向帕斯捷尔纳克。
   
   如果说帕斯捷尔纳克之于俄罗斯乃是“天上的人”，那麽蒋彦永医生之于中国同样也是“天上的人”。可以这样说，没有了帕斯捷尔纳克，俄罗斯文学中便缺少了一股高贵的血液；而没有了蒋彦永，中国人民也许就将深陷于萨斯病毒之中而无法自拔，中国知识份子也许仍然继续他们对天安门屠杀可耻的沈默。对于“天上的人”的不同态度，彰显出了中共专制统治与苏共专制统治之间的重要区别：苏共以史达林爲代表的独裁者们，实施的是一种“暴君”的统治，“暴”则“暴”矣，但至少存留了些许“君”的秩序和准则；而中共以毛泽东爲代表的独裁者们，实施的却是一种“流氓”的统治，不仅残暴，而且极端下流无耻，根本不遵守任何游戏规则和伦理底线。
   
   在红色恐怖的史达林时代，苏共政权对帕斯捷尔纳克等知识份子尚能“吞舟是漏”；而在某些善良人士单相思的所谓“胡温新政”的时代，中共政权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拘禁作爲民族的救星并享有世界声誉的蒋彦永先生。这种以“痞子”爲荣的心态，恐怕连史达林也会感到无法理解。
   
   在蒋彦永先生失去自由的这些日子里，我每天都想起两个多月之前他来我家作客时的情景。那天，同时来我家的还有章诒和女士、音乐家王西麟、北大退休教授姚仁杰和学者任不寐。
   
   牵连著这几位不同领域杰出人士的神秘的精神线索，是共同的对“六·四”的关注、对专制的痛恨和对自由的热爱。那天，我们的话题总是围绕著天安门母亲们展开，蒋医生的言谈中充满了浩然正气。他的激情使他显得格外年轻，而完全不像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我相信，蒋医生永远不会爲他的所作所爲感到后悔。在走向真理的路途中，蒋医生比我们走得都远。作爲年轻一代人，我们只能奋力跟上。
   
   蒋医生被剥夺自由的事实，让中共当局宣扬的“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成爲笑柄。这一无赖行爲再次验证了这样的事实：中共已经全然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和道义资源。丁子霖女士在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信中指出：“一位敢于说真话的医生居然被无端地剥夺了说真话的权利，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意味著什麽？难道作爲一个国家领导人，还需要由别人来告诉你们吗？
   
   我今天之所以不得不写这封信，是因爲实在再无法容忍下去了。做什麽事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会激起天怒人怨。我想，这一点同样是无需由别人来告诉你们的。”而刘晓波《抗议对民族良知蒋彦永的迫害》中则直接指出了中共这样做将导致的后果：“一个掩饰灾难和罪恶的政权，只能在延续灾难和制造新罪恶中越陷越深，整个国家的未来也将被置于随时可能再现人权大灾难的恐惧之中。”在此意义上，蒋彦永医生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如果蒋彦永医生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那麽我愿意陪他一起坐牢──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度，失去自由也许是唯一的荣誉。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
   
   6/19/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