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亚当斯和杰斐逊是美国开国元勋中最长寿的两个人。作为终生的朋友和论敌，他们的逝世也颇有神秘色彩：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美国独立五十周年纪念日，亚当斯突然病倒在自己最钟爱的书椅上。他几乎是在杰斐逊离开人世的那一刻陷入昏迷的，下午五点半死亡很快就降临了。在亚当斯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时常对历史、对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东西进行解构式的表达。他对朋友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法国、以致整个欧洲都没有什么老修道士，能够无动于衷地看着一朵正在盛开的鲜花一样的年轻处女。”亚当斯认为，所有完美对称的、宣扬某种明显的道德且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的叙述或者故事，都不过是彻底的虚构。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J•埃利斯所著的《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一书，正是以亚当斯的方式向读者展示美国独立建国的历史，《华尔街日报》评论这本普利策奖获奖著作说：“他向我们富有激情但却不感情用事地、质朴却深刻地描述了独立战争那一代人：这种描述不仅是从现代人的角度展开的，而且同样重要的，同时也是从他们那一代人的角度展开的。”

   在美国，“那一代”的画像和塑像处处可见：在美元上，在政府和议会大楼里，在公园里，以及那座著名的雕塑着四位伟人头像的山峰。然而，美国公众对独立战争的领袖们的崇敬，并不同于纳粹时期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狂热迷信、以及苏联人对斯大林复杂的敬畏之心。美国公众对开国元勋们的基本看法是：“他们是伟人，但也是有缺点的人。”这已经是一个常识——“他们”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圣人”，“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也许就是我们时而和蔼可亲、时而大发脾气的祖父。尽管华盛顿在“那一代”当中显得最为突出，但他与富兰克林、汉密尔顿们几乎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从来没有企图成为、也没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恺撒”或“拿破仑”。战争一结束，他便放弃了大陆军总司令的职位；任期一满，他便拒绝第三次担任总统的职务。埃利斯这样评价华盛顿的激流勇退：“毫无疑问，如果只有一个人可以享受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详地度过自己的余生的话，这个人就是华盛顿。或许，正是以这种奇特的直觉——他以这种直觉总是能够抓住主要和次要之间的分别，让他从骨子里意识到，再担任一届总统意味着他将死在任上。退休使他避免了这种命运：这种命运可能确立一种带着终身君主制的味道的先例，让生物规律来结束他的任期。”由此来看，华盛顿与袁世凯的根本差别，当然不仅仅在于个人的品格和个性，更重要的还在于文化根基、价值立场和信仰背景。在袁世凯那里，东方文化没有为他提供彼岸世界的安慰，他只能通过对权力的攫取和占有来彰显自己的伟大；而在华盛顿那里，新教文明让他对“天上的生活”有了真实的渴望，他以自己的谦卑来荣耀上帝的伟大。华盛顿的“光荣的退休”，是对民主制度和宪法的一次深深的致敬，也是对造物主的恭敬与臣服。这一举动对美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埃利斯所说的那样：“我们对他确立的两届总统任期的先例的过度沉迷，使得我们忽略了华盛顿自动退休所确立的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则，亦即，政府职位按常规应当超越任职者的寿命，美国的总统制与欧洲的君主制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论总统是多么的不可或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可被摆脱的。”

   “那一代”中的每个人都并非圣贤，他们也有这种自觉。智慧如汉密尔顿，却接受了论敌决斗的要求，结果在这场毫无意义的决斗中中弹而死，正当四十九岁的好年华；公正如杰斐逊，却雇佣枪手在报纸上谩骂亚当斯，结果那个臭名昭著的写手卡伦德后来转而攻击杰斐逊本人的私生活；刚强如亚当斯，在处理国务的时候却过分依赖于妻子阿比盖尔，使自己招致“夫人政治”的攻击；忠诚如杰克逊，却引用圣经中的话语来为奴隶制度辩护，认为在美国实施奴隶制是一种“必要的恶”。另一方面，“那一代”之间的敌视至少不少于友谊，用埃利斯的话来说：“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的最高层人物之间的政治对话，实际上是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相互谩骂。”那个时代的许多重大事件也并非白玉无瑕：首都华盛顿的选址充满了幕后的交易、大部分国会议员都对奴隶制保持了沉默，政府残酷镇压了农民的抗税起义（而起义所依据的原则与独立革命是一致的）。于是，我们看到了先贤们人性的局限和缺陷，看到了他们在伟大背后的平凡、在远见卓识中夹杂的令人遗憾的短视。他们也发现了自己以及自己的战友们的问题，于是把对人的依赖转移为对制度的依赖。正是出于对人——即使他是伟人——的怀疑，他们创造了分权的制度。对此，埃利斯论述说：“在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取得的成就是一项集体事业，这项事业之成功乃是那一代人的个性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所赐。他们的相互交往和共处产生了一种动态形式的平衡和平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中有哪个人是完美的或者一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各自的不完美和错误，以及古怪和过度之处，相互之间产生了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说，“制约”是“那代人”对权力的共同看法。以此为基础，他们共同描绘了美国未来的草图。尽管今天的美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布热津斯基所论，“美国正从一个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文化所主宰和塑造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全球人种所拼凑的社会”，但是那一代先贤们所勾画的宪政共和之路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偏移。

   在《那一代》中，埃利斯用了很大的篇幅分析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涉及了他们对联邦制度、对法国革命、对军队的意义等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其本质乃是对党派活动的不同态度。在华盛顿和亚当斯的时代，美国还没有形成明显的党派力量。作为第一位和第二位美国总统，华盛顿和亚当斯都强烈地蔑视“党派主义的道德”，而坚持具有神圣地位的“共和国的公共利益”。他们以自己在独立战争年代辉煌的资历成功地做到了这点。而当杰斐逊和麦迪逊所领导的共和党战胜了亚当斯之后，党派纷争便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杰斐逊坚定地宣称自己就是那个“兄弟会”的一员，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耻辱。杰斐逊被选为总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美国总统自此之后必须永远是某个政党的领袖。“拉帮结派”不再是“小人”的把戏，而成为政治的必要手段。此后，也没有一个政治家号称自己能够代表所有美国人民的利益——在美国人看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其实就是“所有人的利益都无法代表”。因此，政治家只能说自己代表某些阶层的利益。因为人不是神，人有无法克服的局限和缺陷，因此党派纷争是不可避免的。在那一代人中，杰斐逊是最早承认这一事实的人之一。

   美国就这样在这帮伟大的、也有缺点的人手上创建起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一七八三年，当对大英帝国的军事胜利刚刚在《巴黎和约》中得到确认，华盛顿便以最雄辩的词语描述了这个大陆的美好前景，他写道：“美国公民，正置身于一个令人最为嫉妒的良好条件之下。他们作为这一整片物资丰富、生活便利的大陆的唯一的地主和所有人，现在已经被刚刚签订的令人满意的和约承认，拥有绝对的主权和独立。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中最引人注目的舞台中的演员。上帝让这个舞台成为展示人类伟大和幸福的特别所在。”果然不出“那一代”所料，历史确实穿越大西洋来到了美利坚。

   ——两千零三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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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中国作家，居北京 (8/24/2004 10:22:31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