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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个暧昧的国度(7)
九月二十九日
松冈环•两个老兵的回忆•中日文化交流的困局
上午，我们前去采访《南京战》的作者松冈环。松冈环的办公室离我们的宾馆不到五分钟的路程。从一段仄仄的楼梯上去，小小的办公室只有二十平方米左右，里面陈设简朴，书籍和海报到处都是。最新的活动海报是二战题材电影的播放活动。
松冈环是一位中学老师，大约五十多岁，是一位朴实无华的知识女性。她讲话温和谦逊，且有条不紊。她的儿子与我同龄，早已大学毕业独立生活了，她近年来才能够从家务中解脱出来，花更多的时间在日本暴行调查的工作上。
松冈环告诉我们，这间办公室是他们的和平组织租用的，假日她便到这里来做事。此地对外保密，以免遭到暴力团体的骚扰。在日本，做和平事业居然也如此艰难，右翼暴力团体力量之大也超乎我的预测。
“从十七年前，我就开始关心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了。”松冈环一边翻资料给我们看，一边讲述她自己的故事。
一九八八年，松冈环来到南京，见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李秀英。在倾听了李秀英的哭诉之后，她被深深震撼了。她紧紧握住笔，身体僵硬地听着。李秀英讲完后，虽然说了“当时军国主义的日本人与现在的日本的民众不同，希望中日友好”的套话，但还是脸色严峻地对她说：“就是现在，见到日本人还是心情不好。”
李秀英的这句话像钉子一样深深钉进松冈环的心里。这句话让松冈环开始了对日军战争罪行的调查工作。这是一项庞大的、没有终结也没有报酬的工作。为了这项艰苦的工作，松冈环的头上冒出了几缕花白的头发。
这项工作并没有得到大部分同胞的理解和支持。相反，许多人公然反对和阻挠她的事业。作为老师，松冈环在教学中感到官方教材存在着严重问题，便开始自己编辑补充读物。她告诉我们：“目前，在日本的学校中讲授教材外的历史真相要承担很大的压力，教育委员会警告教员不要讲授课本之外的内容，有的老师甚至因此受到处分。有的学生认为老师讲的内容太过残酷和恐怖，便回去告诉家长，家长不愿意让孩子知道这一切，便也向学校表达不满。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可笑的鸵鸟心理。”
先后花费了五年的业余时间，松冈环一共采访了两百多名日本侵华老兵，写下了《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一书。该书出版之后，气急败坏的日本种族主义团体乃至暴力团性质的右翼势力，在大阪街头开着宣传车，用大喇叭喊：“松冈环是卖国贼！”“砍下松冈环的头！”这些人就这样运用他们的“言论自由”。
外表柔弱、内心刚强的松冈环丝毫不为所动。她对我们说：“当这些加害者讲述在南京的暴行时，我们相信黑暗中将有一道微光照到历史，于是继续着我们的调查。被害的中国民众只有在受到作为加害方的日本的发自内心的谢罪和有形的赔偿之时，才能够重新恢复自敬之念。出于安全考虑，作证的老人们不得不使用化名，这使我们一直在反省当今日本不愿正面看待侵略历史的世态。现状是不如人意的，但我相信，当封闭的记忆被打开、加害的事实被表明之时，受害的民众将证明加害的历史，他们的心将得到安慰。”
近年来，松冈环担任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全国联络会共同代表、铭心会南京友好访问团团长等职务，积极举办画展、电影会、演讲等，把南京大屠杀真相告诉广大市民。
接受完采访，松冈环带我们去市中心拍摄大阪教育塔。教育塔旁边就是大阪古城墙遗址，宽阔的护城河内是石头砌成的城墙，不若中国古城墙的整齐精细，却别有一番粗糙旷达之美。护城河水清可见游鱼，河边则是参天的古木。日本人对自己的历史遗迹的精心呵护，让来自历史更加悠久的国度的我，感到既敬佩又惭愧。我们的多少古迹，统统都消逝在官员和房地产商的野心和贪欲之下？
教育塔规模宏大，是战争期间建立的，目的是表彰那些所谓“精忠报国”的教师。其中既有在台风中抢救学生而献身的老师，也有地震时抢救天皇照片而死去的老师。直到今天，大阪府教职员工会每年都在此地举办纪念活动。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纪念的教师当中有不少就是军国主义分子。既然知识分子亦被笼罩在愚忠思想之下，学生们也只好成为受害者了。
教育塔的碑身镌刻一篇碑文，这是一个对天皇忠心耿耿的教师的故事。在地震中，抢救天皇的照片比抢救学生更加重要，保全天皇的照片比保全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这是一种何等可恶的逻辑。在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一般日本人对天皇的微妙感情，这种感情夹杂着爱、畏惧与尊崇。对此，周作人在《日本管窥》一文中仔细分析说：“日本古来是一个大家族，天皇就是族长，民间亦有君民一体的信仰，事实上又历来带戴着本族一姓的元首，其间自然发生一种感情，比别国的情形多少不同，或更是真情而非公式的。”这种感情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它与现代法西斯主义结合之后，立即变成一种畸形的杀人利器——在天皇对国民进行集体催眠之后，国民便在“为天皇而战”的口号下义无返顾地走向杀戮与死亡。这位因抢救天皇的照片而被倒塌的房屋压死的教师，就是其中之一。这与呼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杀人或被杀的红卫兵相比，何其相似！然而，至今日本的教育部门还在鼓励教师向如此“先烈”学习，这比事件本身更加荒谬。
下午，松冈环带我们去采访居住在大阪郊区的两个老兵。因为多年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她与诸多参加侵华战争的老兵建立起了密切联系，有的老兵她先后上门采访了十多次。有了她的引荐，我们的采访才有可能实现。
在出发前，松冈环再三叮嘱我们，不可过于过于彰显中国记者的身份，进出的时候摄影机最好放在包里。否则，让被访者的邻居看见了，会产生猜忌心理。同时，在室内交谈的时候，必须在得到她的示意之后，摄影师方可进行拍摄。让我难于理解的是，在号称“言论自由”的日本，说出真正真相却是如此地“不自由”，而攻击和辱骂那些言说真相的人却无比地“自由”。
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来到大阪郊外。这里是一个传统的住宅区中，大都都是两层的小楼，巷子很深、很窄，无法行车，我们下车步行。
穿越几个小巷子，我们来到一所显得非常陈旧的小房子前。门口的门牌上写着主人的名字，还放置着诸多袖珍的盆景。松冈环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要采访的一名八十多岁的老兵。
松冈环在前面敲门，来开门的是一位垂老的老太太。她很客气地向我们鞠躬，迎接我们入内。家中的房间都很局促，陈设也颇老旧，看来至少有几十年历史了。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天皇颁发的已经发黄的奖状，以及另外一张当地盆景协会发给的奖状。角落里还有一块小小的匾额，写着“武运长久”四字，落款乃是：“邢台县商会会长杨治寰”。恰好摄影师是河北人，他低声说：“有机会的话，要到邢台去，看看能否从地方志中查到这个名叫‘杨治寰’的汉奸的情况。”
这个老头刚刚结束午休，缓缓从床上爬起来，神智还有些迷糊。其人瘦长的身材，瘦长的脸庞，两道浓眉猛然矗立，从面相看年轻时绝非善类。老人与松冈环之间已经很熟悉了，寒暄几句之后，松冈环拿出一堆照片来，告诉他说：“这是您当年所在部队的照片，看看有没有您熟悉的画面。”
看到照片，这个老头才渐渐地有了些谈兴，并同意我们打开摄影机拍摄。但是，他害怕右翼暴力团体的威胁，要我们不要暴露他的真名，录相上的画面也要做些隐形处理。
这个老兵打开了话匣子。他于一九三六年参军，到过天津大沽子牙河、参加过徐州和南京的战斗，攻占南京之后还在光华门站过岗。他极其平静地对我们说：“由于在战场上不知什么时候会死去，所以能够享受一天便算一天，我们一有机会便强奸中国女人。我记不清究竟强奸过多少中国女人了。”他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在南京强奸一个十三岁的中国女孩的经过，如何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到那个受害的孩子，强奸之后将其杀害。他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毫无羞愧和忏悔之意，也没有一点情感的投入。他就这样苟活了半个多世纪。
而这个老兵的妻子，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静静地在旁边给我们张罗点心和茶水，她对丈夫诉说的一切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我们微笑，像是我的外婆。她还特意指出一种可口的糕点，并让我们每人带一个走。
一个热爱盆景的老头，同时又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犯；一个热情待客的老太太，同时又是丈夫暴行的支持者。这个民族的文化真是扭曲得让人无法理解。屋子本来就很拥挤，我几乎透不过气来，赶紧到门口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以我自己脆弱的神经，我无法从事松冈环的工作，听多了这样恐怖的故事，自己的心灵会受伤害的。
出来之后，漫步在此老住宅区狭窄而整洁的街道上。各家的房舍皆连接在一起，不像美国的住宅那样拥有阔大的草地与花园。房前屋后只有方寸之地，全都种植着各式的花草树木。松柏全都是微缩式、盆景化的，却有一种整齐与错落交融之美，如昔日王桐龄在《日本观察记》中所云：“日本人好莳花种树，又善修葺盘扎，方园无不如意。微特庭阶，葱茏蓊蔚，栽培都遍。且能以之为屏、为墙，若一色翡翠，堆叠而成，整齐略不参差。”美则美矣，却又给人一种扭曲、病态之感，这些植物都没有焕发出其本身的生命状态来。
行走在幽深的小胡同里，桂花树的芳香处处袭人。盆栽和园林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韩国学者李御宁评论说：“盆栽、盆景是属于建造石庭和草庭的具有缩小意识的国民的。石庭进一步缩小成为盆景，修整后的草坪、灌木进一步缩小后成为盆栽。此时大此刻自然已经悄悄地从庭园又移到了室内。庭园自然又变做室内架子上精致的观赏品，其美丽可称得上一种精致的室内音乐。就这样将回游式庭园、石庭套廊的景观以及可眺望的山水一步步拉至自己身边，已达到伸手触摸的程度。”日本的园林虽然很小气，却也处处可以见其匠心。我不喜欢日本的盆景，不喜欢“病梅馆”，却喜欢这样雅致清洁的小巷子，如戴望舒诗歌的意境。
紧接着我们又去采访另外一位日军老兵三谷翔。其家中更为窘迫，客厅的地板上躺着正在输液的三谷翔的妻子，大概没有别的宽大的房间，我们只好在一旁小声谈话。三谷翔看上去比他八十四岁的实际年龄年轻许多，镜片后面的眼睛炯炯有神。
三谷翔比刚才那个老兵勇敢，他欣然同意出现自己的真名和摄影的画面。他告诉我们，以前因为接受过类似的采访，他的朋友乃至兄弟都打电话来辱骂他。刚开始他觉得很受伤害，“为什么我不能说出真相来呢？”不过，现在已经觉得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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