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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个暧昧的国度
十月二日
靖国神社•万爱花的下跪•日本人的募捐
早上我们去靖国神社拍摄。要了解日本的历史与信仰，此处不可不到，尽管这个地名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恶心和愤怒。前两年姜文为拍摄电影《鬼子来了》，到过靖国神社，却遭到国内不少“爱国粪青”之谩骂。这真是一种可悲的“爱国”——连敌人的实际情况都不愿意去了解，又如何能够战胜之？如今，我亦到了靖国神社，却不怕那些鲁迅所谓之“孱头”们的辱骂。
靖国神社是东京市中心除了皇宫之外又一块难得的大片绿地，如同一个普通公园一般对外开放。粗一看，似乎是一处市民休憩的好去处，树木葱茏，芳草萋萋。树木间的草地上游弋着大群或白或灰的鸽子，一派和平恬静的气象。
仔细一看，这才发现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公园：每棵树的脖子上都挂着白底黑字的木牌，牌子上详细地写着“支那派遣军”或其他侵略军队某某师团某某连队的番号，大都是战友会“慰灵”的标志。顿时，每棵树木在我的眼中都变得血迹斑斑起来。我可以理解日本人将死者看作神、使之免受指责的宗教传统，却无法理解日本人只记得自己战死的士兵、而忘记别国被杀害的士兵和平民的“种族区别”的待遇。此种“有意的记忆”和“有意的遗忘”，是日本民族心理的盲点，也正是侵略战争滋生的温床。
走过这片树林和草地，方是靖国神社的正门。此门简洁壮阔，两根巨大的柱子，支撑起中间弯曲向上的横梁，有些远古时代人类对上天虔敬的意味。大门正中，是一条笔直宽阔的“参拜道”。参拜道的左右两边，有对称的两尊铜塑，下半部均是青铜浮雕，其画面是日军在黄海、旅顺、天津、长城、奉天等地作战的场面，不少士兵威武如天神。这些画面制作相当精美，越是栩栩如生，越是让我感到毛骨悚然——在德国，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公然宣扬侵略者武功的纪念物。
大门旁边还矗立着日本明治维新先驱、现代日本军队创始人大村益次郎的青铜塑像。此人手持望远镜，昂首向天，披羽织，着草鞋，日式打扮却是西洋思想，即所谓“和魂洋才”也。大村益次郎一八六九年任明治政府兵部大辅，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创办“招魂社”，实行军事改革。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过程中，他是关键性的人物。日本人崇拜军事强人的心态，从这尊塑像中亦可窥见一二。多数日本人怀着敬意来拜谒此像，只有受过近代民主主义思想洗礼的作家夏目漱石在小说《三四郎》中咒骂此像说：“不如建造一座艺妓的铜像更高明些。”
今天虽然不是重要的祭祀节日，但前来参拜的日本老人和学生依然很多。有的外地人包了数辆旅游大巴，一下子就来了上百人，然后成群结队、兴高采烈地进入内院参拜。这些人中少有哀伤之情，而多张扬之气。
内门一侧，张贴着一份昔日日军官兵的遗书，每隔一段时间便更换一次。老田向我们翻译说，其内容无非是为天皇献身、为国家尽责之内的陈词滥调，可是许多日本人津津有味地阅读着，且不断点头称是。靖国神社大厅之格局，有点类似于佛教寺庙，只是里面没有泥塑的菩萨而已。也没有具象的牌位，而只有记载在书册上的“灵位”，只有在重要节日的时候才拿出来祭祀。若干甲级战犯的名字也在其中。神社大厅前面，两边都站着穿制服的警察，一般游客可以到达木栅栏处，若向内张望，可以发现里边一层院落是参拜大厅，大厅内密密麻麻跪满了参拜的人群。
如果说神社建筑浸润着的宗教气氛还没有引起我极度的反感，那么神社旁边重新扩张的“游就馆”则让我怒发冲冠。“游就馆”是一座耗费巨资兴建的战争博物馆，一楼乃是各种武器展览，包括日军主力战机、坦克、大炮、地雷、刀枪、军服等。最吸引我的是一枚巨大的自杀性水雷。战争末期，日本为了阻止美军登陆，乃研制此水雷，由军人驾驶直接冲向美军战舰，与之同归于尽。此种做法，与“九•一一”事件中驾驶飞机撞向世贸大楼的恐怖分之极其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军乃是拉登恐怖主义集团的老师。在此水雷展品的旁边，还有录音播放设备，游客带上耳机、打开按钮，就可以听到当年志愿驾驶水雷出征的日军官兵最后慷慨激昂的遗言。
二楼上第一展厅及为日军金光闪闪之“元帅刀”以及若干高级将领的照片，包括诸多战犯在内。另有一间展厅专门展示皇族物品，天皇的军服、军刀以及所批示的文件等等。此后的十余间展厅逐一介绍明治以来日本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正面的介绍。对于“九•一八”事变，解说词将其歪曲为中国军队挑衅，日军不得不出兵；对于南京大屠杀则不着一词，反而称赞日军迅速恢复了城内的治安。有好几间展厅内还在播放当年日军在中国作战告捷的新闻影片，在刺耳的枪炮声中，配有铿锵有力的解说，许多日本参观者皆兴高采烈。
展厅中最后一块展板乃是“战后亚洲各国独立”，言下之意是说，日本以自己战败的牺牲换取了亚洲各国的独立，亚洲各国应当对日本帮助他们驱逐西方殖民者而感恩戴德。在观众留言处，有数册厚厚的留言。其中有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如此写道：“我为日本军人的勇敢而感动，他们用生命来捍卫了和平。”如果大多数日本青少年受着这种历史观的教育长大，那么未来的亚洲很难有真正的安宁祥和。我打量着门口那两个买票的青年女子，她们对客人彬彬有礼，却对诸多颠倒黑白的历史叙述毫无意识，对她们来说这只是一份普通工作而已。
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之举颇得日本民众的支持。也许，不少人认为这是日本的宗教自由，日本人有权信仰死者。陈平原教授在《招魂》一文中写道：“在日本，‘灵魂信仰’古已有之，将死于非命的亡灵尊奉为神而祭祀之，这种想法很有‘人情味’。因其不分敌我，只要是死于战乱的人，一律供养，以慰其亡灵。”以明治维新为界，靖国神社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如果说在明治维新之前，作为一种民间信仰，靖国神社将“成者王侯”与“败者盗寇”一起祭祀，确实显示出日本古代文化中的某种“人情味”（如祭祀叛乱而死的西乡隆盛）；那么在明治维新之后，靖国神社便完全蜕变成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前卒。
我在靖国神社及“游就馆”中看到的一切，绝非“宗教自由”那么简单。还是陈平原教分析得透彻：“靖国神社之突出‘为国捐躯’，使得这种‘已在国民的宗教意识中扎根的慰灵传统有了本质的改变’。此后，必须是效忠于天皇和大日本帝国的，才有资格享受祭祀。这种置幕府军队与外国士兵之死于不顾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参拜和军国主义的同时，培养了民众的‘残忍心’——很难说这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暴行没有关系（参见村上重良《国家神道》第三章）。”我们必须洞悉靖国神社近代化的蜕变，方能驳斥某些人“宗教自由”的幌子。
中午我们在靖国神社旁边一家名叫“凯凯餐馆”的中餐馆吃饭。老板娘下村桂华是一位华人，她告诉我们说，每年重要的祭祀节日，来靖国神社参拜的日本人络绎不绝。许多日本人参拜之后来此吃饭，这里是附近唯一的中餐馆。许多日本老人参拜完靖国神社之后，顿时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神采奕奕、精神百倍，令她感到惊诧。
这种宗教狂热般的盲目的“爱国心”，在民主改革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存留下来。这也是我们不能对日本全然放心的原因之一。蒋百里先生在《日本人》一书中曾经分析说：“日本在一极小块空地中，常能布置出十全的庭园山石，这个想象力很大的日本民族，悲剧性的，自造了一个国难，以为悲壮的享乐本来是一个理想的阴影，现在竟变成了事实的魔鬼。日本的厄运，实在是爱国志士们造成的啊！”
中午两点，我们来到东京地方法院门口。这个大门，我在国内的电视和报刊上已经看过了若干次，近年来许多索赔官司均在此开庭。今天下午中国性暴力受害者万爱花将到这里出庭。万爱花由日本后援会的朋友搀扶着来到门口，我们亦随之进入法庭。
审理开始，法官出席，乃是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头。先是律师陈述，然后是万爱花本人陈述。讲到最悲惨的地方，她泣不成声。在遭受日军长期的折磨之后，她身体残疾，腰部溃烂，脖子直接长到了大腿上，身高变得不到一米五。旁听席中的人们不少垂泪，也有人低声抽泣，我亦泪流满面。陈述完毕之后，万爱花站起来，突然向法官下跪叩头，用一种撕心裂肺的声音呼喊道：“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希望法官在有生之年还我公道！”
法官为维护所谓的威严，依然面无表情，极其冷漠地说：“今天就说到这里吧。”此人真是铁石心肠，再次证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远胜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古人用“狼心狗肺”来形容某些不齿于人类的家伙，其实这倒玷污了狼和狗——人之险恶、人在冷酷，岂是狼与狗所能比拟的？旁听席间，有人日本女性乃愤怒谴责之：“你怎么能如此冷血！”法官乃警告下面保持安静，遂匆匆宣布此次审判终结。另一边之三名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亦未发言。
离开法庭的时候，双眼红红的秦导走到万爱花面前，扶着她说：“大娘，你不要给他们下跪，应该是他们向你下跪！”万爱花这一跪，让我心也抽紧了，心中像打翻的五味瓶一样，不知是什么滋味。我没有资格指责受尽折磨并勇敢站出来的万爱花不该给日本法官下跪，但是我不禁想，为什么这样的官司不能在中国的法庭上审判、将日本的加害者或者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传唤到中国来审判呢？为什么要受害者六次远渡重洋来出庭？每一次的出庭讲述都是对万爱花身心的巨大折磨。老人还能熬到什么时候呢？
这一跪，本来应该是加害者向受害者下跪，现在却被颠倒过来了。六十年前，万爱花受尽日本军人的凌辱和折磨；六十年后，她还要到日本的法庭上向日本法官下跪。这一跪，对于伟大领袖五十多年前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郑重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何等的讽刺啊！
二战期间，日军的兽行使之获得了“兽军”的称号。周作人在《日本管窥》中指出：“日本人的爱国平常似只限于对外打仗，此外对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德军颇爱惜名誉，故少有强奸案件的发生，而日军存留了岛国原始野蛮的习性，每到一处皆有大规模的屠杀和强奸发生。
法兰克•吉伯尼在《战争》一书中亦有如下之论述：“任何优秀的武装部队必须严格具备两点：斗志和纪律。显而易见，训练和武器操作事关重大，但若没有高尚的道德和严格的纪律，即使拥有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军队也会有麻烦。在对征募新兵进行灌输、并保持纪律约束过程中，任何军队都有可能出现过于粗暴、残忍和不公正。在交战地区，这类行为往往还会升格，施加到平民和俘虏身上。”因此，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战争也建立起一系列公认的“战争伦理”，并有若干国际公约来保障平民和俘虏的基本权利。当然，人性本“罪”，即便是严厉的军纪和周全的国际法，也不足以完全避免暴行的发生。但暴行与暴行之间是有差别的，法兰克•吉伯尼将欧美军队与日本军队在战争期间的暴行作了比较研究：“在二战期间，美国军人也曾违悖民主社会的教养，干下野蛮残忍的行为。虽说可能属意外事故，但这类事从一战到越南战争都有发生。但是，就其形成而言，在日本军队里，野蛮残忍却是规则而不是事故。日本军队可说是现代最后一个远古意义上斯巴达克式战团。到了二战最后那场灾难性的格斗，迷信化血性为忠勇的日本将军们不顾对方绝对技术优势，仍强调战斗精神和为天皇献身。他们就这样输掉了一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美军队的暴行乃是“意外”，而且能够为现代民主制度、新闻自由和人权观念所制约；而日本军队的暴行乃是“常态”，并且受到其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支持与鼓励，故一发而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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