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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十月三日
日本的外交目标•社民党的衰落•班忠义
上午九点，与刘怡约在三菱研究所大门外见面。我们转了两次地铁，一出地铁口步行数十米，便是这着高耸云天的大楼。
刘怡还约了一位对我们的片子很感兴趣的朋友——“日本经济新闻社”的研究员中井丰先生。中井是一位在中国居住了多年的“中国通”，亦对日本财界、政界和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中井表示，以后可以帮助我们联系一些日本知名人士，对他们进行深入的采访。
我对中井流畅的中文感到吃惊，中井告诉我，他的妻子是上海人，他天天在家中跟妻子说中文，因此中文才有了进步。
今天上午，我们将采访“三菱研究所”海外开发事业部的研究员宇佐美晓先生。宇佐家世显赫，其父是日本银行的总裁，他毕业于私立名校庆应大学，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军事问题。宇佐曾在日本外交部工作，现在的身份可以说是日本外交界、财界和政界的“智库”，运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对高层发挥某种影响力。此种日本之青年精英，进入中国传媒和学术视野并不多，这次是一个与之交流的好机会。
战后以来，日本出现了的四股政治潮流，它们相互作用、冲突并融合。
第一股政治潮流是亲美国际派。他们肯定战后民主改革，并主张外交上紧跟美国。亲美国际派认为，在近代史上，日本什么时候与美国关系好，什么时候日本就繁荣昌盛，什么时候关系不好，什么时候就遭到挫折。何况，现在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日本的国家利益就在于紧紧地追随美国，视《日美安保条约》为至上。这一派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一直占主流，小泉首相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沿袭这派主张。
第二股政治潮流是亚洲国际派。他们也基本上肯定战后民主改革，并主张国际协调。但他们重视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这一派又可分为旧亚洲国际派和新亚洲国际派，前者是在意识形态上同情社会主义，以旧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代表，而新亚洲国际派是从二十一世纪日本国家利益考虑积极主张与亚洲国家加强团结，其代表性政治家就是加藤紘一。他主张美中日之间建立正三角关系，以利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日本外交。
第三股政治潮流是理性民族派。他们在国内政治上倾向于民族主义，对战后民主改革采取批判态度，认为美国强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应该修改，战后教育改革使日本失去民族精神，亦要重新审查。但在国际关系上能够理性对待，认为日本必须与亚洲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要与新崛起的中国搞好关系，共同努力构筑东亚经济圈，甚至东亚共同体。这一派的代表性政治家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第四股潮流是极端（或者右翼）民族派。他们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上与理性国际派相同，但感情色彩浓厚，呈现新国粹主义倾向。因而在对外关系上以日本为中心考虑问题，既有反美情绪，又有强烈的反华情绪和言行。他们老是想构筑以日本为中心的、排除中国在外的东亚经济圈，以对抗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其代表性政治家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他与中曾根一样强调日本的国家理念和国家战略，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对外关系上。
宇佐的观点属于哪一派呢？
宇佐西装革履，打扮一丝不苟，典型的日本“银领”作风。我们的谈话围绕中日关系和日本的外交目标展开。
谈及西方盛行之“中国威胁论”时，宇佐认为：中日经济合作良好，日本政府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亚洲不可缺少，但是需要均衡发展。他强调的“均衡”一词，显然背后存在着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某种隐忧。他同时指出，日本许多企业在中国投资，导致日本本土空洞化，有人表示担忧。近年来，日本政府也开始兴办开发区，反过来引进中国企业。两国经济有了新的合作。
军事问题是宇佐的研究重点。我便问道：“您认为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有多大的市场？这种看法正确吗？”
宇佐回答说：“我认为中国需要更多地公开军事方面的信息，以消除邻国的担忧。信息透明之后，互相之间反倒不猜忌了。最近中国方面宣布裁军二十万人，这是一个好的措施。”他亦认为，比两国政府关系更重要的是两国国民之间的关系，两国国民之间是否感到对方是威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于钓鱼岛问题，宇佐认为这是一个海域划分问题，关系两国渔民的生活，需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之。
就靖国神社问题，宇佐说：“这是宗教信仰自由，政府无权干涉。况且神社并不是单单供奉二战战犯的。同时，对于二战的性质，国际上和日本政府已经有定论，靖国神社的观点并不代表国家和政府。”我个人认为，他的这种说法依旧避重就轻，言下之意是中国人动不动就提靖国神社，有点小题大做。
我最后问道：“您对亚洲合作的前景作何展望？”
宇佐回答说：“两国的现任领导人都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新一代正视历史、仰望未来完全是可能的。建立亚洲共同体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也是现实问题。东南亚各国及中国的政治、经济要进入国际标准之后才有可能。日本已经与东南亚各国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未来也能够与韩国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段回答也是话中有话。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显然对历史问题不感兴趣，他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而对日本自身的责任避而不谈；同时，他也指出日本与东南亚各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剩下的就是韩国和中国了。其自我中心主义的视角包含在言语之中。
与宇佐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其人思维颇缜密，绵里藏针，受过极好的学术训练。他的主要观点比较接近第三种“理性民族派”。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和政客正在日本学界和政坛崛起。
我喜欢与聪明人谈话，宇佐就是这样一个好的交谈对象。了解青年一代精英分子的想法，方能了解日本政坛的走向和日本外交的目标。国内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过于重视日本左翼和右翼的声音，其实这两种声音在日本都是少数和边缘的声音，根本无法左右日本的政局。而像以宇佐为代表的“政策新人类”，方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是，这批人的想法尚未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
再比如，年仅四十九岁的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被政界看作是小泉的接班人。其父安倍晋太郎曾在中曾根内阁时期出任外相，是当年自民党内的实力人物。其母是前首相岸信介之女，岸信介曾经加入东条英机内阁，战后被列入甲级战犯，后来却出任首相。这样的家庭出身，使安倍晋三被称为“纯种政治家”。这一方面说明日本现代政坛挥之不去的“封建性”和“世袭制”，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社会思潮趋于保守化。
采访结束之后，我们顺便与宇佐的助手、一位名叫柳本的女孩聊了一阵。柳本曾留学西欧，对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只知道中国菜好吃，连欧洲的小镇上都有中国菜馆。她为中国人顽强的生存能力而感叹。
柳本告诉我们，文部省教科书中关于二战的内容不多，她的大多数同学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都知之甚少。在中日关系上，她认为个人层面交朋友很容易做到，但是发展论到政府和组织就很难建立良好的关系。尽管如此，中日都是亚洲国家，文化相似，长相相似，应当友好和睦地相处。当然，对于受害者的家属来说，感情上不可能很快扭转对日本的看法。她的观点，颇能代表日本的年轻白领们。
中午，我们在附近的一家餐厅就餐。各自点一份套餐。这里是大阪主要的办公区之一，来此就餐的多是在写字楼内工作的白领阶级。因此，中午餐厅的生意十分红火。
午饭时，刘怡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到日本的中国人中，女性一般都很喜欢日本，男性却大多数都不喜欢日本。我想，这也说明女性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女性看重日常生活的质量，因此喜欢日常生活充满诗意的日本；而男性摆脱不了种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以及对民族文化的关怀，因此难以真正融入日本社会。
生为女性，在日本确实是幸福的。大部分日本的女性，在结婚之后都不必继续工作，而在家中操持简单的家务。闲暇时候，去学校学习插花、茶道等艺术门类，去商店购买衣服和化妆品。在日本的商店里面，女性用品种类繁多、精美绝伦。
饭后，与刘怡和中井丰告别。张导和小林到附近拍摄外景，我与秦导坐地铁回到宾馆。下午三点，刘怡又来到宾馆，特意给我带来一件生日礼物。这是一个红色的小猪，背上有格子，可以放置CD唱片。这次在日本，我与刘怡是第一次见面，却像是老友般亲切。我们是同龄人，她毕业自复旦，也经历过一年军训，故有一样的“切肤之痛”。我感谢她这样有心，他乡的新知，尤为珍贵。
下午四点，我与秦导一起去日本国会，拜见邀请我们访日的参议员田英夫先生。在参议院会馆大门口，我们与班忠义碰头。
几个月前，我在凤凰台上看到过班忠义的事迹，他多年来自费从事性暴力受害者的调查和救助工作，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留学生。燕子也曾经告诉我，班忠义是在日五十万留学生中的异数，一定要见一见。于是，我们一路上都在想方设法与之联系，听说他这段时间在国内。
今天，班忠义刚刚从中国回来，风尘仆仆地赶来与我们会面。一听口音，就知道他是东北人。其人身材高大而英俊，有豪侠之气。
我们一起来到田英夫的办公室。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几乎是随意进出，只要取一张路条即可，并不详细盘查来客的证件，比进美国国会的手续还要松散。日本国会议员的办公室没有美国国会议员那么庞大豪华，里面也只有三五位工作人员。
不巧，田英夫正在出席会议，便由他的秘书片山美智子负责接待我们。片山女士在此工作多年，对中日关系也相当关注。
片山美智子向我们介绍了田英夫先生所作的一些中日友好的工作。田英夫先生亲身体验过战争，切身知道战争的残酷性，所以自从一九七一年当选国会议员之后，一直在议会主张和平外交。他走访过中国许多遭受日军战争蹂躏的地方，更是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深恶痛绝。不久前，在日本国会讨论派兵伊拉克问题时，田英夫是委员之一，他作了反对派兵的演讲，但遗憾的是派兵法案最后还是得以通过。
谈及日本政坛右倾化的状况，片山美智子亦颇为担心，她认为国会中年轻一代议员增多，他们不像田英夫先生那样曾经当过兵、深知战争的残酷。这些议员支持修改和平宪法，如果修改宪法成功，和平将受到巨大的威胁。她还谈及日本年轻人对政治的疏远，他们一般都袖手旁观，许多政党都拿不出好的政策来吸引年轻一代。现在三十至四十岁的年轻人，一般对国际事务不了解，对国内事务也不了解，他们都以“无党派”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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