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投资和票房都创造了奇迹的《英雄》，显示了著名导演张艺谋最后的、彻底的堕落。最近十余年来，我一直都在关注张大导演的动向，我在前两年那部充满波普色彩的新编芭蕾舞剧《大红灯笼》中就闻到了一种腐尸的气味，“穿着旗袍跳芭蕾”、“边跳芭蕾边打麻将”，也亏得张大导演想得出来。他不以邪恶为邪恶、不以丑陋为丑陋、不以血腥为血腥，一边在商海里浪荡，一边向岸边的权势阶层抛出媚眼。
   
   《英雄》体现了张艺谋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基本态度，也昭示了他无论如何也要“政治正确”的人生选择。正如一位署名“东郭先生与狼共舞”的网友在《请理解暴君》一文中所评论的那样：“我一直认为张艺谋电影中有一种深沉的奴性，它来自于中国农民普遍的恋土情结。拥有这种情结，使张艺谋不自觉地以土地和土地的主宰者的立场来理解天下。《英雄》最大的失败就在这里：‘笑傲江湖’的梦，‘沧海一声笑’的寄托，‘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激励，统统在这里化为乌有，只剩下一片虚伪矫饰毫无性情的顺臣奴像，还偏偏做出一副英烈的姿态，令人齿冷。”在张艺谋的心目中，“英雄”绝对不是“四大剑客”，而是“胸怀天下”的秦始皇。这俨然是“成王败寇”的暴力历史观的翻版。
   

   改写历史通常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张艺谋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息息相通。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公然称赞秦始皇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说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说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大流氓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肯定，目的是为自己的暴政寻找一种历史“合法性”。而在中共“十六大”歌舞升平的“大气候”下，“三个代表”、“小康社会”和“政治文明”的谎言，遮盖了十一亿农民的呻吟和一亿失业工人的哭泣。此时，《英雄》的出现，对心灵空虚的亿万小民来说，就是一剂制作精良的精神鸦片；而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 “今上”来说，则是一次能够“龙颜大悦”的文化桑拿。
   
   张艺谋通过这部史诗般的《英雄》，成功地完成了由一个“西部愤青”到“中宣部部长助理”的转变。一位署名“一无所有”的网友在《粉饰美化暴君的<英雄>》一文中评论说：“这种‘艺术’手法实在似曾相识，天下为暴君、苛政粉饰、辩护者，所通用的手法亦不过如此。在这种‘艺术’的装点之下，独裁者和暴君都成了暂时不能为世人所广为能理解的大智大慧之圣者，又都成了最能理解别人的人，还成了被‘激愤的民意’所左右、所要挟的无辜受害者，所做的一切‘违心’事，都不是出自于其本意。同时，乖戾没有了，残暴没有了，苛政没有了，‘宁任天下人负我不让我负天下人’的枭雄本性没有了，‘以百姓为刍狗’的‘圣人不仁’没有了。反正，天下最美的词都能套到其身上，所干下的所有坏事都可以找出无可奈何，不得已为之的原因。于是，接受了这些灌输的人民，便会在瑟缩于其淫威之下，享受着其残暴之时，仍会深深地为自己有这么一位伟岸的君主而由衷地感激涕零，发自内心地谢主隆恩，山呼万岁了。”因此，在我看来，《英雄》最应该获得的并不是奥斯卡奖，而是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略为遗憾的是，苏联帝国已灰飞烟灭，斯大林先生也寿终正寝，不然老谋子一定能够获得斯大林奖金之一等奖。他为专制和独裁辩护的功劳和贡献，岂是当年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丁玲所能比拟的！
   
   如果说侯孝贤是一位有良知的大艺术家，那么张艺谋只能算是一个股票市场上绝顶聪明的掮客。我看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的时候，曾经数度落泪。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余威尚存，“二•二八”惨案依然是一个不能被言说的“禁区”，而侯孝贤本着艺术和历史的良知，第一次大胆地在电影中集中表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后来，侯孝贤说，他并不想批判什么，他只想呈现真实。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个大艺术家的“底线伦理”。相比之下，张艺谋并没有任何“确定性的人生体验”，他不会坚持什么，也不敢触动什么，而只是对金钱和权势察言观色。张艺谋辉煌的成功恰恰是今日中国文化“空洞化”、中国文化人“宠物化”的典型代表。我认为，第五代导演中最优秀的人物既不是张艺谋，也不是陈凯歌，而是名气比他们小得多的田壮壮。田壮壮的《蓝风筝》呈现了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在“文革”前后所承担的种种生活的煎熬和折磨，也像《悲情城市》一样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也有人说，《英雄》是一部纯粹的商业片，只要好看就行了，不必对其做如此深入的“文化分析”。但是，我想反问的是：《角斗士》难道不是商业片吗？《角斗士》中张扬的是个体尊严的至高无上，拥有庞大帝国的暴君在这样一个坚韧的斗士面前，显得那样的卑琐和可怜。《勇敢的心》难道不是商业片吗？《勇敢的心》中主人公在被五马分尸前一刻，那响彻云霄的呼喊是什么？是“自由！自由！自由！”《泰坦尼克号》难道不是商业片吗？《泰坦尼克号》中音乐家们衣冠楚楚地站在即将沉没的甲板上，全神贯注地演奏《更加与主接近》，让观众感受到的是艺术对死亡的胜利、光明对黑暗的胜利，以及上帝对人类永恒之爱。商业片为什么不能宣扬崇高而善美的人性呢？商业片为什么非得充当权力的帮闲、帮忙和帮凶呢？
   
   “六•四”惨案之后，像领导“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丁子霖女士那样百折不回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相反，在金钱的“软招安”和权力的“硬威逼”之下，大多数文化精英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了“宠物化”。
   
   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海归派”们，除了拼命往仕途上挤和在商场中捞钱以外，并不在意中国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公义不公义。其中代表人物之一，现任北大党委书记的闵维方，在“十六大”上荣升“中央候补委员”。此人留学美国多年，曾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然而，在回答记者关于“六•四”屠杀的问题时，他撇开千百计的人命而振振有词地回答说：“这是对党的一次考验。”闵维方可耻的表现再次证明：北大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传统已经沦丧了，北大早已成为党化教育、奴化的牺牲品。
   
   另外一名同样荣升“中央候补委员”的女作家铁凝，则因此成为作家之中拥有最显赫的“党内地位”的人物。近年来，铁凝先后担任了河北省作协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要职，此次更是飞黄腾达。“十六大”之后，她立即在报刊上发表学习“三个代表”的长文，宣誓效忠。
   
   联系作为“十六大”代表之一、在会上发言强烈要求江泽民留任的“帝王小说”作家二月河来，“宠物”们向“主人”撒娇、献媚，确实需要争先恐后。“宠物”众多而“主人”只有一个。因此，无论是在“文代会”上声嘶力竭地呼喊“江核心”的王蒙，还是自告奋勇地充当为“十六大”献礼的大型电视专题片主持人的余秋雨；无论是以“法律资源本土化”之说为中共的恶法酷刑遮羞、从而成为北大法学院院长的朱苏力，还是专门研究“不要良心的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如何才能讨得主人的欢心的问题上，他们全都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不久前，就连有“四小花旦”之称的四个最当红的女演员——章子怡、赵薇、周迅、徐静蕾，也都纷纷表示要求“入党”，并且对记者表示：“虽然离党员的要求还很远，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入党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愿望”。中国现实生活的戏剧化，超过了任何一个戏剧家的想象；从学术、教育界到娱乐界各类文化精英整体性的堕落，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度。
   
   这是一个谎言泛滥的国度，而文化精英们在带头兴高采烈地说谎。对于这样一种状况，哈维尔早已有过精彩的描述：“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的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的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纪守法；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伪造现在，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所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假装从不作假。”作为这场戏剧的主演的中共，需要文化人来当配角和帮腔。这场大戏演得轰轰烈烈。然而，谎言不可能永远占据真话的位置，“宠物”也不可能在某一天突然“脱胎换骨”而拥有人的尊严。
   
   我坚信，那些丧失了最基本的耻辱感的“文化名人”们，不仅将遭到逐渐恢复正常的判断力的公民们的唾弃，也将在未来民主和自由的中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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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dnesday, April 06,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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