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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答《文艺争鸣》编辑朱竞问
一、关于知识分子
朱竞：您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印象是什么？
作者：在世界范围内，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渐次爆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实践及其失败，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跟以往的世纪相比，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里，最为可悲和惨痛的一个现实是：同胞与同胞之间相互的杀戮与戕害，不仅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变得更加凶残、规模也更为宏大。
在难以“告别”的二十世纪里，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同胞对同胞的杀戮和戕害，一般都打着“革命”、“统一”、“正义”这样一些冠冕堂皇的旗号，尤其以“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最为典型。二零零六年是“文革”四十周年，二零零七年是“反右”五十周年，在那两场政治运动中，数百万人的生命遭到戕害、尊严遭到践踏，这些受难者大部分都是我们民族一流的知识分子，一流的大脑和心灵。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对那段历史的反省基本上还没有展开。
用钱理群的话来说，在我们这里，苦难并没有转化成精神资源。充满血泪的历史并没有让全民族都苏醒过来，就像二战之后在废墟上重建民族精神的德国那样，彻底肃清文化传统中的毒素，接受人类的普世价值。相反，今天任职于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某些以“后现代主义者”和“新左派”为标榜的文化名流，如汪晖、韩毓海、旷新年、孔庆东、杨帆、黄纪苏等人，以歌颂“反右”及“文革”的“伟大创举”、发掘“反右”及“文革”的“宝贵资源”为时髦。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气味正在我们身边肆意蔓延。经过这些崇拜偶像的文人学者的精心阐释和发扬，昔日神坛上“伟大领袖”，今天继续在神坛上充当“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我不禁感叹：如果以卡夫卡的小说对照当今的中国社会，会发现这些作品不仅不是“荒诞派”，而且是极度的写实。
朱竞：您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存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您怎样理解?
作者：既然从古希腊起就形成了专门从事精神创造和文化生产的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必然有自己所遵循的精神准则。我理解的知识分子精神有两个方面：一是“牛虻精神”，二是“春蚕精神”。
所谓“牛虻精神”，即知识分子永远是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者和质疑者。他们不会满足于现实社会中光明的、正义的一面，而专注于发现其黑暗的、非正义的一面。正是在对黑暗的和非正义的那一面的揭露和批评中，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都是一群最挑剔的批评者，他们一般不会进入体制之中，也通常不会使用具体的权力。而对于掌权者来说，只有容忍并倾听知识分子的意见，社会才有进步的希望。
所谓“春蚕精神”，即知识分子理应具备一定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在对具体的社会问题作出判断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超越自身的利益得失，从更加广阔和博大的视野上来观察社会，以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利为着眼点、并适当向弱势群体倾向的方式，来做出独立的是非判断。知识分子不是以利益为旨归的商人。比如，托尔斯泰虽然贵为帝国伯爵，拥有庞大的农庄，却以农奴的苦难为自己的苦难，他对某一名农奴的怜悯和同情，远远超过一名农奴对另一名农奴的怜悯和同情。
以“牛虻精神”和“春蚕精神”来衡量那些有知识的人，有多少能够称为“知识分子”呢？我认为，仅仅拥有知识和技术还算不上知识分子。比如，同样是杰出的物理学家，俄罗斯的萨哈罗夫就是知识分子，而中国的钱学森就很难说是知识分子。萨哈罗夫敢于牺牲自己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所拥有的一切特权，为俄罗斯的民主改革与人权事业、为人类的永久和平而奔走呼号；相反，钱学森在人妖颠倒的年代里，为了迎合领袖的狂想，可耻地去论证亩产万斤这样违背基本科学常识的事实。萨哈罗夫为他的选择付出了巨大代价，不仅失去了在特权阶级中的一切待遇——荣誉、别墅、汽车、特供商品以及由司机、厨师、保姆、园艺工共同组成的庞大的服务人员队伍，而且还被放逐到遥远的高尔基市，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钱学森的命运却截然相反，即使在“文革”这样的对于正直的公民来说无比艰难的岁月里，他也一直“又红又专”，衣食无忧，逍遥而快乐。从两人鲜明的对比中，我发现了中俄两个民族精神内涵的巨大差异。
一九七五年，萨哈罗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公告中指出：“萨哈罗夫对真理所承担的义务，对人类不可侵犯性的坚定信念，他对暴力和野蛮的斗争，他对精神自由的坚定捍卫，他的利他主义和强烈的人道主义信念使得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良心的急需的发言人。他对正义、真理和爱的呼吁是传给这个世界所有民族的一个信息。”迄今为止，我们的民族依然没有诞生一个像萨哈罗夫这样对正义、真理和爱充满不屈不挠的信念的伟人。对此，我们难道不应该有深深的反思吗？
当然，如果拿有没有“牛虻精神”和“春蚕精神”去严格要求，很少有人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地去做、向这两个标准靠拢。绝对的“相对主义”的立场，成为今天许多人的保护伞。但是，知识分子不可以在真理、正义、良心的面前保持所谓的“价值中立”，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的判断都必不可少，正如前辈学者许倬云所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为了他要寻求的真理，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不行吾心之所不好。这原是一种职业上发展出来的道德，然而转移于处世，也可以使他具有凛然不可犯的气概。其坚定和持之有故，未必是一般狂热的殉教者所能赶得上的。”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气概，在今天的意识形态和商业经济的双重压迫下，已经雨打风吹去。
朱竞：在您在您看来，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
作者：当然是启蒙。
在如今这个以“解构”为“聪明”的时代，在某些人看来，重提“启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我坚持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全民受教育程度非常之低、获得信息的渠道仍未充分开放的国家里，大多数社会成员依然处于可怕的蒙昧状态，我们远远没有具备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有的人一见到权力者就想下跪，他的膝盖是软的；而比这更可怕的是：在我们的同胞当中，绝大多数人的精神也是软的——我们有过太长的专制主义文化的传统，我们天生就患了严重的软骨症。启蒙仍是当务之急。
既然遗忘已经成为一种“本能”，“拒绝遗忘”（钱理群语）便是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启蒙”一词，可能有些虚无缥缈，可以将其具体化。为了达成启蒙的目标，知识分子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热量：一是关注乃至投身于各个层面、各个方向、各个区域的与教育相关的事业，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和偏远地区的教育，有时候一本书和一堂课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二是致力于拓展、开发和捍卫舆论空间，一个言路开的社会，必然是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我们要争取每个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言论自由，使新闻舆论成为民众的“喉舌”、成为不被任何力量操控的“第四种权力”。
当然，启蒙首先是一种“内在的启蒙”，这是我反思五四以来的思想史得出的一个想法。换言之，就是先启自己之“蒙”。千万不要以为有了大学文凭、有了硕士、博士的学位乃至教授、博导的身份，就摆脱了“蒙昧”状态。在对某些“常识”问题进行判断的时候，一个大学者、大院士也许还赶不上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对自身的启蒙，就是让自己成为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有宽容之心，也有原则的坚守。如果没有完成对自身的启蒙，对公众的启蒙就有可能变成“盲人骑瞎马”。
启蒙永远是孤独者的事业，少数人的事业。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过：“启蒙的痛苦只能用自己的方法去消除。”今天的大众喜欢接受电视节目中油头粉面的主持人们的胡说八道，以及报纸刊物上充满“小资情调”的专栏作家们描写阿猫阿狗的文章。在这样的背景下，启蒙成了一个被怀疑的字眼，启蒙者成了一群被怀疑的人物。在我看来，启蒙者并不是外在于罪恶之外的圣人，恰恰相反，启蒙者也在黑暗之中苦苦挣扎。正如格拉斯所说：“不是因为我的喜好，而只是出于义务的罪恶感，我在此为启蒙卖力地工作，有时是义务劳动，有时是手工方面的工作。……我愿意为这样的启蒙服务，它可以带来乐趣，它提供了活动空间，它是彩色的，它允许有污秽，它不愿欺骗我说，把庸人启蒙为觉悟的庸人意味着进步。”遗憾的是，格拉斯本人后来却耐不住寂寞了，为了迎合欧洲大陆流行的左翼思潮和反美主义，为了赢得读者的青睐和听众的掌声，他迷失在英雄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迷宫里。他的歧途即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我个人没有亲历过剧烈的政治运动，这是七十年代生人的幸运之处。而作为一个“迟到的忏悔者”，我愿意将启蒙当作自己重要的生命元素。启蒙的动力，来自于“我也是那些吃人者中的一员”的恐惧，而并非“我比他们聪明”的傲慢。
朱竞：您最心仪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作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专业领域有突出的成就，同时在公共领域又积极发言，持守社会公义。他们像旧约中的先知一样，向这个堕落的时代发出肺腑之言，发出逆耳的警示。今天，是否有知识分子能够像先知阿摩司那样斩钉截铁地宣告——“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五章二十四节）
可惜的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大陆寥寥无几。最近我在读殷海光的文集，他那深邃的学术思想和高贵的人格力量深深地打动了我，他就是我所尊重的那个类型的知识分子。作为“五四的儿子”，负笈来到孤岛台湾之后，在蒋氏家族的威权统治下，殷海光依然锲而不舍地坚持其自由主义学说。他的自由主义是实践的自由主义，是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的自由主义。他不仅坚持在大学讲堂上宣扬自由主义学说，还通过《自由中国》等报刊传播自己的理念。此时此刻，上一代人日趋保守，把他看作动乱的祸根；下一代人更是成为物质的奴隶，和他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心灵世界。殷海光说他自己不属于任何团体，他没有机会像“五四”那代人一样享有盛名，却像被狂风摧折的芦苇，待狂风过后又坚强地挺起腰来。
当时，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威吓殷海光，特地派出安全人员送台大的聘书上门，以此向他施展赤裸裸的政治暴力。然而，让当局没有想到的是，尽管衣食困窘，殷海光就是不接受那张莫名其妙的聘书，并且对那个代送聘书的特务说：“你们所要做的事情，无非是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我拿生命打赌，我不会接受那张聘书，我也不会去做官。”面对如此掷地有声的宣告，特务羞愧地退去了。我想，怯懦的台大校长大概应为之而汗颜吧。殷海光乃是一介书生，却如盐和光一样改变着他所处的社会。今天的台湾最终能摆脱国民党一党独裁、走向民主宪政之路，与殷海光、雷震等知识分子早年在一片贫瘠的土壤上播撒民主和自由的思想火种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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