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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平气和说美国——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心平气和说美国
——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在《新京报》的时事评论专栏，刊登了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庄礼伟所写的《警惕“圣徒式的洁癖”》一文。庄礼伟曾在《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题为《总统大选，一地鸡毛》的文章，对美国的总统大选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对此，我写了一篇题为《且说“一地鸡毛”》的短文批评之。庄礼伟撰文进行反批评，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大概是因为我的名字根本无法在国内主流报刊上出现），但很明显看出是在批评我这个“北大校友”。
针对这篇新的回应文章，我认为有必要与之深入讨论。因为这场争论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可以将美国制度探索的经验引入未来的中国？长期以来，由于中共当局对美国采取盲目敌视态度，其宣传和教育的目标之一便是妖魔化美国。所以，信息不畅通的国人对美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误解和偏见。这些误解和偏见应当得到厘清了。
如何看待美国大选和美国的民主制度
先从美国大选说起。庄礼伟在《总统大选，一地鸡毛》一文中认为：“此次选举（指二零零四年布什与克里之间的选举），花钱很多，撒得到处都是，创下了历史纪录，可留下了什么呢？一地鸡毛。”他进而分析说，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不到半数，表明美国公民患上了“普遍的政治冷漠症”，也显示出“受金钱和媒体操纵的竞选聒噪太虚伪令人恶心”。我认为，这些看法并不符合美国社会的现状，也不是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大都出于庄氏个人的臆想和偏见。这不是一种踏实做学问的态度，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负责任地发表言论的方式。庄礼伟读到了我的批评文章之后，他并不愿承认错误。相反，在洋洋洒洒的回应文章中，他继续扩大这一错误。他辩解说，其文章的“文眼”是肯定美国大选“赢家有压力，输家也有机会”，对美国大选基本上持正面评价。但是，他对文章中使用“一地鸡毛”和“令人恶心”等侮辱性的说法，偏偏只字不提。以“一地鸡毛”为题而作的文章，能够说是“正面评价”吗？这样的自我辩解有点掩耳盗铃的味道。
在我看来，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美国大选，并不是庄礼伟所讥讽的“一地鸡毛”，而是公民基本人权的实现与张扬，是四年一度的、轻轻松松的学习行使民主权利、积极参与民主生活的好机会，也是整个代议制政府的合法性的基石。美国大选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局限性和缺陷性，如候选人之间过度的诋毁和攻击、金钱的投入越来越趋于天文数字、竞选中大众传媒的影响力过大等，但总体而言，此种选举制度仍然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将来，仍然是人类社会探索民主制度的可贵经验。从政府的稳定和政策的持久而言，以英美为代表的、主要以两党为主通过竞选产生国家元首的总统制或首相制，比起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多党竞争的内阁制或半总统制来（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更为简便与平稳。
庄礼伟指责我未读完他的文章便发表评论，根本没有道理。相反，他才没有认真阅读和思考我的批评文章。他在文章中批评我“完全拜倒在某种‘经验’或‘模式’面前”，甚至用一种夸张的比喻形容说：“他比较关注某种事务的优点，他承认这种事物有不足但总是忌讳提及，就像爱一个女人爱到别人一说这个女人的有据可查的不足，他就要跳起来，这就有点将心爱之物‘圣洁’化的倾向了。”这种批评仅仅是他个人的“自我想像”，我本人从没有将美国的政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圣洁化、完美化的企图。在讨论美国问题的时候，我既看到了“光”，也看到了“光”的背面，所以将访问美国的一本随笔集命名为《光与影》。
我从来不曾将美国的历史与现实作为某种凝固的“经验”、“模式”、“榜样”而加以理想化。正如没有完美无缺的人，由一群有种种缺陷的人所组成的政府、所建立的制度，同样也是有缺陷的。如今，美国总统选举成了一架巨大的烧钱机器，候选人的筹款能力与当选几率之间具有某种密切关系，寻常人等很难问鼎白宫。正是出于对此体制的反叛，最近几次大选中频频出现共和、民主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甚至有从未担任过公职的NGO人士参选，并获得相当数量的草根阶层的支持。尽管独立候选人暂时无法撼动两党对峙的格局，但他们的出现表明美国的大选制度仍然处在变动与调整之中，它是一种开放式的体制，还可以变得更好。
近年来美国大选的投票率确实比较低迷。对此，各方学者和评论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政治学家威布在《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一书中指出，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低于百分之五十，并非完全是负面现象，“冷漠和无能为力与公民被雾化有密切关系，这种相互联系不仅在各种基层政党组织的衰弱中被显示出来，而且也在民主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力量中被显示出来。同样一种文化特性在使个人获得自主追求个人满足之自由的同时，也抑制了个人对权力的追求。”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中多数公民对政治兴趣不大，反倒表明其政治运作比较正常；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中多数公民都对政治非常热衷，则说明其政治运作比较不正常。威布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但至少是一家之言，庄先生不妨认真读读，也许会有新的启发。我想，至少此结论是站得住脚的：投票率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表明选举制度及其代表的民主制度的优劣。
总体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设计精密，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大部分公民的民意取向。即便如此，大选还是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差错。在备受争议的二零零零年的大选中，作为竞选双方的布什与戈尔，便因为最后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州——佛罗里达——的选票的归属，发生了严重的争议。怎么办呢？美国政治家和普通民众的民主素质便展现出来：双方及各自的支持者，均静候法院裁决。一旦法院作出裁决，则输赢立判。输家极有风度地鞠躬认输，绝对不会出现台湾选举中的那种情况——输家坚持不服输，甚至轻率地诉诸于民众的街头运动。美国人相信法律具有最高价值，竞选过程中亦有许多周密的法律约束，使得候选人不能乱来。比如个人和公司的捐款数量等，均有严格规定。
二零零零年美国大选的戏剧性争执以及顺利解决，即显示出制度设计者的前瞻性和参与者优良的民主素养。不是民众天天都走上街头才显示出民主的“无所不至”，就像威布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更愿意看到这样的现象：“政府做它需要去做的事情；政党运转得也非常好；政治行动委员会使政治游戏保持在公开状态；而普通公民接受结果。”就我在美国访问期间的观察，普通的美国人对政治，尤其是联邦一级的政治缺乏兴趣，他们更关心身边的地方事务。因为地方事务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联邦一级的事务则相对较远。这才是一种良性的民主制度。
在看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时，应当以老邱吉尔的名言“民主制度仅仅是最不坏的制度”为前提。两百多年来，美国也出现过若干反文明的逆流。由美国政府所主导的若干反民主、反自由的行径，固然有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自私考量，更是源于人类内在的罪性与有限性。历史学家尼德曼在《美国理想》中的指出：“探索人生的人们绝对必须正视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人类的劣根性，同样，也必须正视这个劣根性同样体现在历史上的伟人们作为人之行为之中。”这段话值得每一个在非民主社会中追求民主的人深思。
不可否认，美国的历史固然有光辉灿烂的一面，也有颇多污秽不堪的部分，如：建国初期长期容忍黑人奴隶制度的存在，在向西部殖民的过程中对印第安原住民实施大规模的屠杀和迫害，延续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仍然存在对黑人群体的种族歧视，二战中将数十万日裔美国人当作“敌侨”关进集中营，二战之后屈从斯大林的压力而未能竭尽全力确保东欧诸国的自由与独立，冷战初期喧嚣一时的麦卡锡主义伤害了大量无辜的公民，盲目发动越南战争且又轻率结束使得越南难民问题延续数十年，以及为适应冷战中的国际形势而支持南美、中东和非洲的若干右翼独裁政权等等……对于这些污点，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不曾讳言，尼德曼便坦率地反思了美国政府屠杀印第安人和虐待黑奴的历史：“一个建立在如此伟大理想基础之上的国家，和现实中的野蛮和压迫行径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伦理的自相矛盾，是非常独特而又惊人的。”这些批评并没有被普通美国人看作是“不爱国”和“给国家抹黑”，相反，这些“直曝家丑”的行为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赞扬。
历史不能遮盖与歪曲，现实同样不尽如人意。出于地缘政治和能源问题等考量，今天的美国政府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实施君主独裁制度的海湾国家保持着过于亲密的关系，未能向其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其启动民主改革。而沙特等国正是伊斯兰恐怖分子的诞生地。在对华政策方面，美国政府亦缺乏长远的规划，重贸易还是重人权，至今争论不断。财政部长鲍尔森和世界银行行长、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等高级官员，在对华政策上一直重贸易而轻人权。对于美国历史与现实中的阴暗面，我在许多文章中常常直言不讳地批评，我还没有愚蠢到将美国看作“地上的天国”的地步。我深知，现实中的美国政府的诸多政策与《独立宣言》和开国元勋们所设想的理想中的美国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比如，我在许多文章中尖锐地批评过美国外交政策中以基辛格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和功利主义倾向。正是这一势力的纵容，才延续了苏联、东欧以及亚非拉若干专制政权的寿命，使得数亿民众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正是这一势力的作祟，才促使尼克松在毛泽东暴政的高峰时期访问中国，给摇摇欲坠的毛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
二十一世纪初，当新保守主义思潮在美国社会全面崛起之后，布什政府着手更正这一系列错误。二零零五年五月七日，布什总统在参加欧洲纪念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活动时，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发表了一篇演讲。他公开对当时美国政府默许斯大林帝国侵占波罗的海三国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表示歉意，坦承美国在导致欧洲大陆分裂一事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这是“数一数二最严重的历史错误”。布什毫不留情地指出，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领袖斯大林和英国首相邱吉尔于一九四五年在雅尔达敲定的战后利益分配的协议，“承袭了慕尼黑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的不义传统”，雅尔达密约导致苏联进占和兼并波罗的海国家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对此，布什明确表示，这样的错误再也不能继续了，“我们不容其他世代重蹈覆辙——姑息或原谅专制暴政、牺牲自由谋求稳定却徒劳无功”。我欣赏布什总统这种自揭伤疤的作法，我也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明智而富于远见的美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作出同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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