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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像决了堤的洪水，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起盖山西来。
“那‘盖山西’可惨了，当时据说从她身上经过的部队就有一个连。”
“她从进圭抬回来那回儿”，肚子涨得象个大气球似的，她的妈妈就在家里用擀面仗给她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擀，足足擀出了一洗脸盒子。”
“什么流了一洗脸盆子？”
“什么东西呀，那就是日本人放出那东西吗？”
说话人的声音未落，周围响起了一阵哄堂大笑。哈哈哈，在场的不分年长年幼都张着大嘴，兴致勃勃地笑，津津有味地说。
“咳， 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不知道盖山西的事情的，或多或少都听到一点儿，过去文革集体劳动到山里，休息时一坐下，没别的话题。尽讲些‘盖山西’的事情了。”
这个白描式的场景，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药》和《祝福》。吃夏瑜的人血馒头的人和拿祥林嫂的苦难当笑料的人，并没有消失，反倒越来越多。把他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快乐来咀嚼，这是人性中最残忍的部分。然而，事实恰恰是这样的：那些生活在苦痛和绝望之中的人们，如果能发现周围还有比自己的命运更加悲惨的人，那么对那些更可怜的人的羞辱和嘲笑则成为他们“活着”的支撑点。这种“以邻为壑”的生存法则，成为“盖山西”后半生精神苦难的根源。一直伤害“盖山西”们的，是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却又无所不在的文化和伦理的“磁场”。如果说当年日本士兵施加给“盖山西”们的是第一次的伤害，那么这些乡亲父老们施加给她们的则是第二次伤害，一种冷酷的逻辑悬在“盖山西”们的头上——因为被日本兵强暴过，你们就是肮脏的另类，你们就是不洁的坏人。“盖山西”五十年代被开除出党，几次婚姻皆不幸福，在村子里遭到大部分人的嘲弄和排斥，全是因为她的性暴力受害者的身份。在此意义上，那些津津有味地讲述与“盖山西”有关的“黄段子”的同胞，比在“盖山西”们身上发泄兽欲的日本兵其实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凶手。多少年过去了，我们民族在心灵的意义并没有发生多少真、善、美的蜕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批评日本人的不忏悔无比容易，直面自己民族精神深处的丑陋无比艰难。班忠义有一种“捅马蜂窝”的大勇，比起那些去日本驻华大使馆扔几个砖头的、貌似勇敢实则为“孱头”的“爱国者”来，这种大勇乃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四）凭着爱，让自己作光
在我看来，班忠义的《“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的文字和影片，与旅美学者王友琴的文字著作《文革受难者》以及自由摄影人胡杰的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一样，乃是近年来关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刚刚逝去的二十世纪的历史的发掘与还原，比所谓的远古“夏商周”断代工程还要艰巨。这里，处处有“地雷”，处处有谎言，处处有“不可言说”的禁区。因此，班忠义、王友琴和胡杰的事业，需要耐心、爱心、责任感，更需要无与伦比的勇气。值得深思的是，这三个“考古发现”都不是由历史学家们所作出的，班忠义、王友琴和胡杰都是另类的“编外人士”。
我与班忠义的认识，始于二零零三年赴日本访问期间，主编中日双语文学杂志《蓝》的友人燕子向我推荐了作为“五十万旅日华人中的异数”的班忠义。我访问日本是为了完成《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一书的写作，而班忠义所从事的山西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调查和援助工作，恰好与我写作的主题有关。于是，我在东京会见了班忠义，听到他那出自肺腑的讲述，我被深深地打动了。班忠义每年都要从日本回中国，先乘坐飞机，再换火车，再换汽车，最后徒步翻山越岭，来到每一个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家中，将他在日本所建立的基金会的援助款亲自送到她们手中。二零零五年春，为反对日本“入常”，据说网上有将近三千万中国人签名，但在这数目庞大的签名者中，却没有几个人像班忠义那样将“爱国”落实为“爱每一个被伤害的同胞”。他们爱的是一个抽象的、不需要为至付出爱心的国家。在我们身边，有太多虚张声势的伪爱国者，而缺少像班忠义这样实实在在的真爱国者。以班忠义的才华的能力，在日本完全在新闻界和学术界游刃有余、成就斐然，舒舒服服地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由于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了调查和救助山西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这项事业当中，他却不得不节衣缩食，有时甚至连地铁票也舍不得买，而徒步走几站路回家。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在一个功利主义占据社会主流价值的时代里，耗费了长达十年最宝贵的青春时光，无怨无悔地从事这样的事业呢？
要真正理解班忠义，就得理解他的妻子、他的家庭以及他的信仰。二零零五年夏天，我在北京见到了班忠义和她的妻子——温柔贤惠的日本女子高桥敬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后来，我在《日本新华侨报》读到了陈永和写的《上帝的助手》一文，这才知道他们传奇的爱情故事：
班忠义从帮助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日本老太太和韩国老太太开始，进而全身心地扑到中国战争性暴力受害者的调查和援助工作之中。到日本十几年了，他两手空空，没有存款，住别人的旧房，开别人的旧车。他一无所有，却又无所不有：他组织了两个会——“中国原慰安妇后援会”和“云南少数民族失学儿童后援会”，在日本会员有几百人。这是一种特殊财产。班忠义爱那些受苦受难的灵魂，爱那些无书可读的幼子。受苦受难的灵魂一年年逝去，无书可读的幼子一年年生出来。他把那些在苦难中哭泣的老太太全当作自己的母亲，他把那些在深山老林里无书可读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班忠义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年近四十却找不到女朋友——在某些国内世故的女孩眼里，他简直就是一个堂吉诃德，他惟一可以利用的价值便是作为到日本的跳板。
二零零零年，班忠义被邀请到日本的一个学校里讲课。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美丽的日本女孩高桥敬子。高桥敬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樱美林大学学国际关系专业，她的兴趣特别集中那些苦难的第三世界国家。高桥敬子认同班忠义的活法，并为他的活法所吸引。这个日本女孩真想要什么？一个基督教徒真想要什么？她要的就是像班忠义这样活法的人。奉献，奉献，再奉献，做一个上帝的助手。于是，他们结婚了，从第二次会面到结婚总共只用了半年时间。用班忠义的话来说，这妻子是上帝送来的。因为爱，他们走了一起；因为爱，班忠义也受洗成了基督徒。
信仰给了班忠义一颗博大的悲悯之心。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信仰，长久地倾听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讲述，长久地浸淫在人性黑暗的深处，班忠义如何能够坚持下去、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心灵不受伤害。《南京大屠杀》一书的作者张纯如便走向了自杀，她的心碎了，她被那人性最隐秘的邪恶所吞没了。而持守信仰的班忠义和高桥敬子，却坚韧地、幸福地活着。《圣经》中说，耶稣惟一的诫命便是爱人如己，真正的基督徒无不实践这条诫命。班忠义和高桥敬子的爱，是超越国家民族观念的对人类的爱，对每一个具体的受伤的灵魂的爱。作为中国的人班忠义，他关心的不仅是中国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他也关心被战争所伤害的、遗留在中国的韩国和日本的老太太，她们也被他看作“母亲”；而作为日本人的高桥敬子，无私地支持丈夫所从事的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事业，她并没有像大部分的日本人一样出于对日本狭隘的爱而拼命维护祖国的“面子”。这就是基督徒的良心，在黑暗的深处闪闪发光。
我想起了半年前我们在北京的会面。那是在风雪漫天的北京的冬夜里，我送走了前来我家做客的班忠义一家，在书桌前第一次阅读这本尚未完成书稿的，我很快便泪眼朦胧了。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主内的弟兄姊妹，是那个寒冷的冬夜里直入内心深处的温暖。在我的眼前，隐约出现了班忠义在山西的崇山峻岭之间跋涉的身影，愿天使与他同行。
——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日至十五日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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